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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速度往往与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卫生及福利制度密切相关。 几十年来,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是在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的生活虽不时有所改善,但仍基本停留在解决温饱的水平线上。由于一九九八年以前农村的口粮分配制度是按人头进行,承认与幼童皆获等量口粮,所以,多声孩子以增加家庭的粮食获得总量便成为农村人口激增的重要刺激因素。 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是中国人口增长加快不可低估的原因。一九四九年,一千个新生婴儿中,有二百个在出生后第一年内死亡,一九八二年这个数字降至千分之二十点三。一九四九年人均寿命为三十五岁,而一九八二年增至六十八岁。 老人福利制度不够健全,也影响人口增长率。退休金制度虽已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可是国营企业从业人员在中国占的比例毕竟很小,广大农村老年人仍依靠儿孙抚养。没有子女又无退休金的老人,虽有国家或集体抚养,但生活上往往有诸多不便。养老院在全国为数不多,遇上经济不顺利之时,它们往往被首先解体。留存下来的几个也常由于资金单薄而设置简陋。规模甚小。其实,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影响,老人进养老院一般都是万不得已之事。因此,子女便自然地被看作是老年人生活的一种保障。 人口膨胀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其中,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问题最为突出。中国需要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上养育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的世界人口,这使中国在经济上承受很大压力。据统计,一九五二年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是零点一八公顷,人均里浪市产量是二八五公斤。而一九八一年的数字显示,人均可耕地面积已降到零点一公顷。虽然平均亩产粮食大大提高,但因人口增加,人均产量只比一九五二年多了四十一公斤。中国是世界第二产粮国,可人均粮食常量却仍低于世界平均量四百公斤的水平。中国一九八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一九五三年增长了五点五倍,但人均收入却只提高了三点二倍。 生态环境受人口急剧增加的影响很大。为应付人口增长,中国只得不断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在向荒山要粮的口号声中,大片森林,牧地被开发,河流被填平。目前中国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和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平衡失调非常令人吃惊。鸟类和鱼类的大量减少也是其中很明显的标志。 人口膨胀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人口膨胀造成商品紧缺和就业困难。训练有素的的技术人才不够,而一般劳动力则无法安排。这些往往容易引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刺激生产和稳定物价等确实使得政府穷于应付,招架不迭。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搞过两次人口普查,三次计划生育运动。第一次人口普查进行于一九五三年。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在过去的四年里增长了五千万。到一就八二年实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是十亿零八百万,比五十年代初期增长了一倍。第一次计划生育运动起于一九五六年,但迅速被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所冲垮。第二次计划生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其规模更大,目标和实施办法跟为明确,但又因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夭折。第三次计划生育高潮始于七十年代末。一九七九年,中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以“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取代了七十初中期的“晚婚,晚育,少育”口号。与过去不同,这后一个计划生育运动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做法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中国一九七九年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据联合国一九八五年人口年鉴披露,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一。与亚洲其它国家相比,这一增长率仅高于日本,与新加坡相同,而比大多数国家低一倍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评论道:“强硬的行政措施是中国计划生育取得如此大成果的决定性因素。赵紫阳一九八七年九月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一九八六年有所回升,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进入了生育高峰阶段,二是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有些放松。看来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在于继续夹紧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问题的几个方面颇孩子的认真对待和研究。老龄人与青壮年生产者的比例失调,不仅会给经济,而且会给家庭社会机构带来影响。独生子女政策对三、四十年后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亦不可低估。此外,独生子女的普遍素质应引起重视,对独生子女的心理进行洋就,以及有关的教育措施也必须即使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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