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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儒家文化在西方冲击下日呈难以招架之势。西方文化的逼人挑战迫使中国士大夫阶层作出各种反应。正是这种基于民族与文化危机感之上的反应，促使中国逐渐走少年宫了一条洋务、维新和系列革命的道路。中国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即是对西方文化冲击作法反应的产物之一。一百年来，西方文化（泛指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工艺技术、法律、制度、政治思想、人文科学、宗教、艺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通过留学生及其它渠道，得以徐徐东渐，不断撞击着太平洋西岸的古老国度。 美国是中国最早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西方国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受清政府命，率首批官派学生一百二十名赴美国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均自该批学生中产生。一九0九年至一九二九年，除其它途径赴美留学的人员外，中国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美派送了近两千名学生。庚款生中包括竺可桢、赵元任、胡适、宋子文等一班人物。自三十年代起，中国留美学生在校人数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一九四九年以后，仍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从台湾到美国求学。三十年代以后的微升微亿十时亿年个中产生了包括数位诺贝尔将奖金获得者在内的众多优秀科学家和学者。据统计，一八五四年至一九五三年，中国留美人数共为二万一千人，五十年代至今的台湾留美学生人数近十万人，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人数约三万人。此外，来自香港及其它地区的华人留没学生人数也很可观。 二十世纪初年以前，由于留学生人数尚少，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主要通过外国（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进行。为配合传教，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开设若干医院，学堂，报馆和译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在清末民初大批留学生回国后，传教士不复成为介绍西方的主要力量。可以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正了解，是通过留学生的努力而达到的。虽则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知识的作用不应抹杀，但他们毕竟不真正清楚中国人最关心、最需要什么，他们也从未把介绍西方文化视为主要目的，所以，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地位后来被中国留学生所取代并不足为齐。 中国留美先驱者容闳对西学引进作了不懈努力。还在留美期间，他便立志要“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借西方文明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以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之新中国。”回国后，容闳从事过译书、兴学、办报等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洋务运动前，他于一八六O年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进七策，力主模仿西方进行维新。容闳提出在政治上建立类似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民政政府”，在经济上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并制定响应的度量衡标准，在军事上创办西式军事学校，在文化教育上推行近代西方国家的民众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和年级制教育。这个维新方案虽未被太平天国采纳，但在当时具有开拓性意义。中国首批向美国派送一百二十名少年学生计划，也是由容闳提出，并经他奔走多年后方获清政府批准的。此后，无论是受曾国藩命协办洋务，助康有为、梁启超实行戊戌变法，还是想孙中山进言，劝其筹组美国式政府机构，容闳均表现出他力图以西方为师，改造中华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容闳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后来被恰如其分地译为《西学东溅记》。 西方科学思想本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极大，它的输入主要得力于留美学生。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康奈尔、哈佛等校就读的任鸿隽、秉志、周仁、竺可桢、赵元任、杨栓和赵明复等为出版《科学》杂志而发起组织“科学社”。次年，该社正式成立，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科学社第一任社长为任鸿隽，《科学》首任编辑为杨杏佛。科学社总社自一九一八年迁回中国后，便成为一个积极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全国性学术组织，至一九三二年已拥有社员一千四百余人。一九二二年，科学社募捐在南京建立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主持；其后，该社又协助建立起中央研究院。《科学》月刊至一九五一年停刊（近年已复刊）止，一直是中国最忠言的一份学术性杂志。简言之，中国科学社在介绍西方科学思想、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确定标准中文科学词汇、以及整理传统科学资料方面都做出过重大建树。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这使得提倡科学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迫切课题。受留美学生，尤其是科学社的影响，《新青年》杂志亦大力倡导科学，下“科学”一词广为大众知晓。“泛科学主义”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潮之一，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一起成为该运动的两面大旗，足以看出科学思想的影响。胡适增评论道：“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威信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思想经留学生引入中国后，便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至今仍保持着崇高的权威。 与科学思想的输入相伴随，标榜科学的美国实验室主义哲学亦被留美学生介绍到中国。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为领袖的实验主义哲学有两个根本观念，一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认为一切“真理”或理论都是待证的假设，要以效果作为检验标准；二是“历史的态度”，即注重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演变进化。这种强调怀疑，强调验证的实验主义与其说接近于其它一些救世药方式的主义、学说，不如说更类似一种方法论。杜威的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已由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一九一九至一九二O 年间，杜威应邀到中国各主要大学讲学，他的哲学观点由此进一步为知识界所了解。实验主义实际上是一八九八年严复译著《天演论》发表以来西方实证主义思潮早中国影响的继续。杜威学说所阐扬的科学、进化和民主精神在当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一种思想武器。在教育方面，杜威的思想也受到中国知识界尊崇。二十年代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归国学生及其他杜威学说信奉者成立中国新教育促进社，以《新教育》杂志作为该社刊物。一九二二年教育法案更仿照美国教育制度，对中国教育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一时间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一道，成为颇富吸引力的时髦口号。此外，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学术洋就方法亦有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九一九）在同类教科书中有过革命性的新典范意义。他运用实验主义理论考证研究《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等文学著作的成果，向国人昭示了一种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从某中意义上说来，源自实验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又得到重新注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兴起，有着明显的西学影响背景。华文的拼音化，拉丁化及文体改革等问题自一九一一年起便在留学生“文化科学研究部”中被引起注意，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问题更成为关注中心。主张白话文，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在与梅光迪、任鸿隽等讨论时，胡适认为文言文乃半死的视官文字，应予改良。他指出，文字既为文学之工具，应与时进化，不断变迁，“当变而不变，则死矣。”受西方文字和西方自由诗体的影响，胡适主张白话文应讲求文法，使用新式标点，而白话诗则应摆脱五、七言的整齐句式和过于繁琐的音韵格律。一九一六你那底，胡适撰成《文学改良刍议》一问，在《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提出关于文字与文字改革的“八事”。该文一九一七年初经《新青年》刊出后，在国内文化界引起震动，自此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新青年》从一九一五年起便开始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但直至一九一七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使思想革命获得了有力的传播工具，而新思想的浪潮正是借助这一工具才激起社会大众的普遍注意与反应。若无白话文相助，鲁迅、吴虞等揭露“吃人礼教”，破坏中国传统的文字便不会有那般威力与影响。 近代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浪漫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支柱；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浪漫主义运动。这种源自卢梭的浪漫主义推崇感情、自然和独创，轻视理性、秩序、标准和节制。在烂漫主义的激荡下，新文学运动扬弃以往的文学规范，转而强调个性解放与感情奔 ；整个新文化运动也以浪漫主义作为思想动力，高擎科学、民主两杆大旗，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着力倡导西方新问哈。浪漫主义思潮的侵润使得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更为广泛传播，造成新问哈运动具有十分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五四时期平民文字、平民文学、平民教育的出现，乃至此后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都无不打上平民主义影响的烙印。以西方文化的主要动力，以留学归国学生为主要推动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既为思想、文化层面的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又对中国政治、社会具有巨大影响。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遭致全面溃败，由此而产生的文化真空引发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第二次百家争鸣局面，而此后的中国社会也在这种文化大动荡中探索着前进。 留美学生固然在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中国思想、文化变革方面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但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观之，未尝不存在若干问题有待重新研讨评估。其一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五四时代第一流的思想家（如胡适等）均采取一种单线的，一元的思考模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积垢，确有涤荡廓清之必要；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大破坏，出现感情偏激现象，也不难理解。然而如果说日本能果断彻底地抛弃原来从中国舶来的儒家文化（历史证明只是暂时的抛弃），而顺利实行全盘西化的话，中国则极难做到。毕竟中国人与几千年传统的关系太密太深，而中国也几乎完全依赖传统文化而得以延续生存至二十世纪。故此，急匆匆一脚将传统文化彻底踹倒得当与否，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与现代性不相径庭之成分，都有审慎研究的必要。 其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单线的，一元的现代化模式是--西化。但浪漫主义、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等大否完全代表西方文化呢？胡适等思想家是否全面把握了西方文化的要旨和走向呢？至少有一些人持怀疑见解。与胡适同时代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哈佛大学毕业生便是怀疑者的代表。梅、吴、胡尊哈佛白壁德（Irving Babbit）的新文主义为西方文化正宗。他们不惜与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大唱反调，以《学衡》杂志为主轴，斥胡适之辈不谙西学真谛。学衡派在当时影响甚微是事实，新人文主义是否西学正宗在此亦可存而不论，但留美学生中出现的西学认同分野予我们以明确启示：正确全面认识西方文化在今天仍是重要而棘手的课题。 其三是如何建立中国新文化体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力斥“本位文化”和“中体西用”论调，确信全盘西化是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不二法门。然而，西方文化是否可能全面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取代又是否有利于建立新文化呢？若以科学为例，则可看出西方实证科学在传入中国时，产生过诸如将科学偶像化，把科学应用于人生观而品抛弃伦理价值标准，以科学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这反映出，生硬地以一种文化全盘取代另一文化，效果并不一定好。看来，在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来建造中国新文化体系时，应否一定向传统文化全面宣战，应否注意既虚怀若谷，又不活剥武断地对待外来文化，同样值得三思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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