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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革命局势未必一定导致革命，这一点并不为人所明见。...几十年来，对于1911年以前的中国存在一个革命局势，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对缓和革命局势所采步骤的讨论，也许能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一些新的解释。 尽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革命派对当时中国局势的评价，但对改良派的观点却注意不够。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认为与清朝合作比推翻它前景更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与中国更适宜。他们所期待的社会变化；与革命者比，是同样深刻的。我认为，搞清改良派的观点，并拿它和革命派的观点相比较，很有意义，这给现代化中国社会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问题。 至少到1903年，梁启超同革命者的观点一致。他认为，不利于现代化的传统应当抛弃，使中国强盛起来是至关重要的。他把西方的进步归因于大众代议制传统，批评国人有奴性，缺乏冒险精神和开创精神，赞成用革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 1903年，他在美国、加拿大游历八个月。1903--4年，他经历了精神危机。到1905年，数种因素的混合促使他走上了新的道路。与革命者个人的和思想上的不和，来自老师康有为的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关于革命造成的混乱中国，也许会外国势力瓜分的恐惧，这些使得他放弃了倡导革命，转从温和改良。 在梁犹豫不决的时期，黄遵宪的思想似乎给了他主要影响。黄的观点反映了黄自己在海外的经历。从他关于日本美国的著述可以看出，他眼光敏锐，富有批评精神，并献身于改革。他在美国的经历使他见到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使他相信，在中国，实行共和制条件还不成熟，而梁启超则以法国革命为例，论证革命智慧导致混乱，被军事独裁者接管。与此相反，革命者考虑的主要问题是种族问题。陈天华说过：目前的政府不是中国人的政府，而是一个外族部落。它与我们的利益是对抗的，和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 尽管梁启超与革命派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谈及关于民主政制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如何保证被选出的官员对选民负责、保证大众愿望被准确表达与实施、如何防止多数人的专制（即保护少数人的权益--摘译者），君主在君主立宪制中的角色，王权在代议制政体中的位置与实质，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公众医院，法的作用，诸权分立的思想，如此等等。 虽然梁启超在君主立宪制运动中起重要作用，却并未丧失对民主革命的同情。一位重要学者称他为“温和民主派”，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接近于传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在晚清和早期民国时期的思想家中，是“最沉浸于民主制度中”的一位；因此不应视梁启超为与“现代化”“进步”的革命派思想家对立“传统主义者”“反动派”，“保守分子”。 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这样一个假设；所有的社会都在过渡中，都带有两重性，都反映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独特混合。在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全部传统特点都该被摧毁。最成功的现代化是和谐地混合传统与现代因素的那一类。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把改良者与革命者的论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讨论，我们得到下述结论：1。每个现代社会从各自的传统中生成，每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与范型应其传统不同而各异。2。满族的衰落未使清朝变得无力，满族统治者也不是死硬的反革命者。他们的改革远非无足轻重。3。把改良的失败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僵化和与现代化的格格不入，值得推敲。4。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三点并不明确，但与这三点更接近的是改变者而不是革命者的假说。......而同盟会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许做为亨廷顿假说的最初范例，会被载入史册；“急促的现代化不带来政治发展，反演成政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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