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访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民盟副主席千家驹教授

本刊记者 赵超燕

   
    刚从美国休斯顿回到北京，就赶上了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召开，街头巷尾无不谈论两会情况。在众多的与会代表发言中，人们称道最多的是千家驹政协委员的发言。听当时在场的朋友说：整个会场仿佛凝住了，所有的人都在听，连工作人员都为千家驹的发言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发言虽仅半个小时，但掌声竟达三十一次之多。

    为了亲自聆听千家驹的精辟见解，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坐落在北京二里沟附近的国谊宾馆。千教授虽比两年前消瘦了些，精力却依然旺盛，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位《北美行》“记者”。

    我们的谈话就从教授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开始。首先我问他为什么要从物价教育和社会风气方面着手。

    千家驹说，物价是人们最关心和敏感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粮油、肉类、鸡蛋等方面一直凭票供应。还有些怪现象：上海产的电视机在上海买不到，要托亲友在深圳购买，或在深圳付款，凭票到上海提货；有些生产资料有牌价和议价两种，议价要比牌价高好几倍。结果就出现了等外品的价格比正品价格高几倍的怪现象。由于牌价与议价的差异，以及牌价低于成本，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关系，以牌价购进各项物资，转手间以市价出售，即可获取厚利。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究竟其原因在何处呢？千家驹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三十年来一贯采取以行政命令稳定物价的政策。这一点有识之士早已洞若观火。当然，因为物价设计千家万户，它的变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要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但是，为了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真正地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物价非改不可，而且愈早愈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们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把这笔钱省下来用于调整物价，提高职工的工资，把物价彻底放开。

    千家驹还发表了对教育的看法。他说，我们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的待遇则只有香港的五十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质工资都比抗战前降低了十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们的教授只能排在战火连绵的柬埔寨的前面。还有，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齐缺，而师范院校却是门庭冷落。不能令人理解的是现在稿费收入超过八百元的要征调节税，孰不知一部书稿的完成要比转手倒卖几件衣服多耗费的精力和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种说法：知识分子要想成为万元户就得出国；北大的研究生曾因深感生活不好，出于现行经济政策的诱惑和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而提出去擦皮鞋的要求；某大学一校长痛心疾首地说：“古人云：斯文扫地，今日则斯文不如扫地。”这一系列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是不好似被放在了一个应有的地位？五十年代初，马寅初，邵力子等有识之士曾提出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无奈当时并未被领导人所采纳，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不是自食其果了吗？对教育的漠视，其后果之严重将远远超过人口的问题。

    有人曾问千家驹：中国今后会不会再走弯路？他认为，如果走弯路的话，将发生在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上。报复将在何时呢？报复将在我们可爱的“宝贝的一代”身上。鉴于此，千家驹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作生产投资，当作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温暖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对于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千家驹更是义愤：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而我们的法制又是十分混乱。典型之一：江西一省长浪费公款数十万美金于一个女朋友身上，仅判处两年徒刑，而对于哄抢西瓜的坏分子却处以无期徒刑。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在新闻方面更是卡得太死，报纸只是报喜不报忧，至今大陆没有一家民办报纸。我向千家驹谈起了某市某报曾组织当地的人民代表座谈，经记者整理见报后，该市某领导大怒，令该报组织记者持介绍信，挨门挨户收缴散发出的报纸，引起群众不满。

    针对这些问题，千家驹提出，1。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使其足以养廉，同时对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者定要严惩；2。严肃法纪；3。加强监督，暂时补充法纪之不足，特别是记者要有“无冕帝王”的责任感与光荣感。

    接下来，我们又谈到此次会议和新产生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情况。

    作为几届政协委员，千家驹认为民主程度在发展，但是仅是目前的情况还远远不够。至于改革的进程，实权还是太集中，实行的还是权力分配，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地实行权力下放。

    记得一位政协委员曾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话虽尖刻，但从力量另一方面反映了重视多党合作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经济特区情况，千家驹认为深圳的经济形式不错，海南岛的经济起飞还需五年左右。

    千家驹对《北美行》这份海外留学生刊物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了它的出刊经过，并将我手头的《北美行》第三期留下，以作纪念。

    望着侃侃而谈的老人，在一串“问题太多了”的叹息声中，我见到的是一颗焦虑，未已的忙心。教授自言，“国家兴忘，匹夫有责”。悠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岂不乐哉！可千家驹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的采访结束了。然而，有个想法总在我的脑际徘徊：提起“问题”二字，稍有责任感和忧国之心的公民，都会满腹怨言。但是，经过了反右，文革，人们学回把不满放在心里。我赞叹千老的直言进谏，我感激千老的无畏。翻开历史的长卷，没有戊戌君子的鲜血，没有一带“五四”先锋，没有“四无”勇士。没有一代代仁人志士奋斗，怎会有今天的“德先生”？

    早年的容闳，詹天佑，孙中山，胡适，周恩来，鲁迅，钱学森等几代留洋学子，他们传播了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民主，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我在想，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上一辈即将结束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么历史的新页该由谁来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