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问题与主义
                       
何志工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一九一九年胡适有感於国人热中谈主义而发出妁告诫。一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笔战，便由此而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如此地有价值，以至于六十余年後，它妁针对性依然鲜明知除。君不见在当今中国，”主义”仍被奉若圭臬，”主义”之间仍壁垒森严，诸如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 （或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口号仍被高谈不已。到广中国应该重 ”主义”还是应该重 ”研究，解决问题”？回顾胡适、李大钊关於问题兴主义的辩论，对於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不无俾益。

    问题与主义讨论发生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处於高潮阶段，告种外来主义、学说均有意取中国原有妁意识形态而代之。怎样才能改变中日国贫穷，落後状况？不少人以为，只要实行其某主义，中国便一定得救；也有人主张应从研究，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着手。争论遂主要由胡适、李大钊二人围绕看问题与主义熟先熟后，熟轻熟重而展开。

    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麽东西。”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高谈其些主义如何新奇奥妙，而是应着力研究解决诸如工人生计，大总统权限，解散安福系等现实具体问题。胡适坚信，思想与主义均来源於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它们只应被用作继续研究，解决问题之工具，而不应被当成能包医百病的救世药方。

    胡适的观点受到李大钊、蓝知非等人反驳。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写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论高揭什麽主义，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去努力，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指出，如果要解决一个问题，一定要让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而要让其成为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则先要使这些人有一个其同的主义和理想，否则，也许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为回复李大钊等人的批评，胡适又写下 ”三论问题与主义”和 ”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声称他并不排斥理想和主义，而只是更注重它们的起源，具体实行方法和实效。他将那种不管实行方法为何，只注重目的，只知道将现成的主义拿来实行的观点称之为一种 ”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他询问李、蓝二君道，“我们为什麽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 “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胡适主张用一种 ”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学说，主义，既寻出它的产生背景，又注意它的影响效果。

    这场主义与问题之争是思想家之间正常的，积极的，深讨式的辩论。虽然胡适是实验主义大师杜威门生，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完全如一些论者所言，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 。胡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所讨论的 「主义”并非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指，而是包括无政府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主义在内的泛指。另外，胡适心目中的实验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视一切学说为假说，要对其加以检验的科学方法。同样，重 ”主义“者如李大钊，并未对实验主义提出异议，而是赞同胡适将主义当作工具的提法。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本身并没有分出胜负，但从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问题派”显然不敌 ”主义派”。，中国思想界在主义与问题的天平中选择了前者：”主义”战胜”问题”并非完全出负偶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重建民族国家，解决民族存亡问题，是国人奋斗的头号目标，因此，一、二种主义便按人们当作达此目标及解决问题的“灵丹”。然而，严峻的现实又给我们启示：”灵丹并不灵，”“主义”并未能群决中国的问题。或许，现在是思考为何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如此强有力，而付诸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如此软弱的时候了。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比和社会结构，均遭致西潮猛烈冲击之情形下，国人出于救亡图存，而热衷可以振聋发溃的某些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於，试图 以现成的主义拯救中国，而置其产生妁具体背景和实用性而不顾，是不是一种理性而科学的态度？如李大钊称，”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迷信现成主义妁心理，是当时一些中国思想界人士热血激昂，急功近利的表现。对此，胡适指出，”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把一种 “庸医杀人”的大罪了。就对待主义的态度而言，胡适将李大钊的观点称之具为 ，不负责任妁主义论、，颇为中肯贴切。

    推崇“主义”者往往倾向于主张突变，革命和“根本解决”，他们希望通过高揭某种主义，遵循那个主义的宗旨，以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由于迷信主义，他们常不愿再花力气去研究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愿再搞社会改良，甚至不愿承认中国尚堪改良。李大钊关于“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的论点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反之，重问题研究者则更寄希望于渐变、改良和“点滴进步”。如胡适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承认一点一滴的改进是真正的改进，”很骇异“根本解决”的实效性。他认为，谈主义者人多，研究问题人少的原因而出于一个“懒”字，因为高谈现成主义容易，研究实际问题极难纵观中国几、现代史，人们不难看出，革命已历经多次，政权政体也几经变更，而中国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几个。可以说，以志在“根本解决”为始，以“根本解决”为终，是中国近，现代史重复发生的现象。这一教训或予人们其实，以认识到那些未经冷静思考而得出的绪如，“这个政府已难以救药，让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它”之类的结论未免失之轻率。

    将主义与某种伟大理想相联系，也是一些人推崇主义的原因。李大钊便盛赞欧文和傅立叶的信徒们建设“新村”的活动，并将“新村”视为理想社会的标本和新社会的希望。他认为建设理想社会的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小时。”追求理想的精神固然值得尊敬，理想社会固然是人类的心之所向，但理想若与现实脱节，便容易成为空想。赫胥黎十九世纪中叶在为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写的书评中这样说道，“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网织成的云路，而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崇尚主义和理想者一旦发现主义不可行，理想只是空中楼阁，那么，在他们的精神里留下的或许并不是辉煌的痕影，而很可能只是无限的沮丧与悔恨。

    高揭主义的另一结果是把主义神圣化，绝对化 ，教条化。“XX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XX主义才能统一中国”，“只有XX主义才能救中国”即是几例。这会总倾向在早期的高揭主义者里打算找处已见端倪。他一九一九年写道，“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 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这种为主义具有无上的地位而欢呼的态度，必然容易局限视野，关闭探索，思考之门而仅囿于一家之说。同时，尊崇不同主义的努力，往往互不相容，非争得你死我活不肯干休。再者，为表现主义之正确，重主义者常费尽心思摸索与主义不完全相抵触之路；即使不得不有所逾越，也只得硬着头皮强相解释。其实，若非将主义神圣化，绝对化，“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局面可以改变。

    胡适在“三论问题主义”中有这样一段话：“多研究写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打算那时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些话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如果从那时起，便有多一些冷静理性的思想界人士，用这种态度对待各种学说，迷信主义之风当不致于那样泛滥，中国需解决的问题当不致于越积越多。

    质言之，高谈主义的时代已去，主义断不可再迷信，当下更重要的是研究，解决一个一个的好似机问题。研究问题的态度，是务实的态度，是理性的态度，是改良态度；以问题为出发点，或许显得不那么壮志满怀，理想远大，但却有可能使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