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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悲的等待 “六·四”屠城之后，很多中国人在咒骂“邓、李、杨”集团的暴行，而中国的未来也就只能 寄望于邓小平的死亡。他们的想法是：邓小平死后，中共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能同时掌握党、政、军三个系 统的高度权威。届时，中国大陆必将有变，或民主运动再度出现，或民主改革被迫实行。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等待！ 首先，“邓、李、杨”集团以军队镇压民运，这是“枪杆子出政权”一贯 信念的反映；镇压成功之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谁掌握了军权，谁就得势”，形成了“枪杆子崇拜 ”情结；军方也体会到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邓小平死后，军方干政的可能性大增。 纵然目前邓小平急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也掌握军权，然短期内难以成功，而解放军如脱经之马，如出栏之虎 ，岂肯轻易回栅栏？今后，党指挥军的体制荡然无存，而枪杆子指挥笔杆子的危机则大增，不但苏绍智所说 的“五个分离”难以做到，就是最基本的文人政权都难以维持。 假如邓小平培养结班人的做法成功了，那就会出来另一个掌握党政军的高权威领导者，有什么理由 相信他愿主动进行民主改革？ 就算他象赵紫阳一样开放，但如何能保证他永远不会改变？想想当初人们是 如何热烈地在树上挂着小瓶子“等小平”，而今又如何愤怒地敲碎小瓶子，塑造“西大后”的丑陋嘴脸来 影射邓小平！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这是一句所有寄望于“人治”者该深深思考的 警语。再假设出现集体领导的局面吧，这些领导者党籍一致、阶级一致（统治阶级）、利益一致，恐怕仍是 阻挡民主潮流的大敌。这一类问题是无限的。但它们都反映了“人治”的不可恃。大陆在民运之前所出 现的“新权威主义”，也是一种依赖“人治”的看法，是一种冒险下猛药的方式，但却以牺牲更多的民主 、自由作为赌注，人民是赢家的机会有多高？ 总之，等暴君死、等贤者出、或等局势变的态度，都是一种看天吃饭被动又消极的态度，是个可悲而 无奈的等待。 二 徒法不足以自行 既然人治不可恃，很多人就自然而然想到法治，也就是依赖法律与制度来规范人民与统治者的权力 、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平等。然而问题在于：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只是一纸条文，如何发挥“限制”或” 保障”的功能？中国自清末即开始立宪运动，到如今已近百年，中国的民主在哪里？中共不是没有宪法， 中共的宪法也是口口声声为人民，只是共产党事实上比宪法大，所以他们可以：（1）随喜好修改宪法，（2）随党 的需要解释宪法；（3)让宪法成为徒具形式的口号或成为装饰的花瓶。中共很容易做到这几点，因为中共是 现代社会中很典型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与整体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权，它除了施 展高压手殷之外，也能透过意识形态的操纵与社会心理的控制，来达到全面的“共识”。更能透过对立法 机构、司法机构与释宪机构的控制，来让宪法成为“御用工具”。所以，不但宪法成为空壳，就是行政、 立法、司法的分权制度设计，也是徒具形式，对于制衡权力、保障人权毫无帮助，在极权政治之下，立法与 司法机构只能为虎作怅、助纣为虐。 总之，意图透过法律的限制与制度的设计来规范统治者，以达到保障人权、促进民主的目的，只是自 由主义者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假定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价值是先于政治活动存在 的。也就是说，将政治概念与政治价值的正当性（the right）植基于一些普遍而绝对的基础，如人类簿 严、普遍理性、历史智慧、科学思考、道德原则、天赋人权等。因此政治活动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或这些 原则所衍生的法律与制度去运作。当统治者不愿意这么做，或任意蹂躏这些法律与制度的时候，抱持这种 乌托邦式想法的自由主义者只能抗议、逃亡、牺牲、或者甚至走向暴力革命的途径。尤其在现代整体主 义者的控制格局下，自由主义者常常毫无办法，只能流泪与生气。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对抗权威体制时 ，的确曾有过轰轰烈烈的贡献，但要对抗与思想控制的现代整体主义者时，自由主义者就显得元力。 三 把政治的还给政治 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整体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价值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也就是两者都假 定了一套高于政治过程的规范。自由主义者假定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目标具有普遍性，是超 然于政治活动之上的；整体主义者也同样在社会秩序中预设了一套规范或价值系统，而政治过程中的冲突 与调和永远不能以这些规范为对象，例如中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谁要是对这些前提有 了争议与怀疑，谁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在这种情形之下对抗整体主义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歌颂自由、民 主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不预设任何独立于政治历程的判断根据；换句话说，不管是自由主义者或整体主 义者的政治概念与政治价值，都是政治过程中冲突、调和、协商的结果，而且都必须接受永无止境的挑战 、争议、考验、修改与正当化；更彻底的说，政治概念与只是一些有关政治秩序的假设，是政治过程中发 展出来的一些暂时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却是实质的、具有约束力的，因为它们是两个或多个对等力量互动 的结果，其约束力根源于这几个力量之间的抗衡与和平竟争。举个比喻来说，政治秩序就象球赛或游戏的 规则，都是人造出来的，并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只要比赛或游戏的双方愿意，经过冲突、调和、 与协商的历程之后，游戏规则就改了，而且双方都愿意遵守，因为规则是公平的；假如有一方不愿意遵守， 那么新的冲突、调和与协商的历程就会再度发生，根据理性原则，新的结果应该会更公平、更合理。有些 人忽略了这种发展历程，而把焦点放在西方民主政治已发展成的秩序与制度，希望直接移植于中国，而能 产生民主政治，殊不知这些秩序与制度只是民主政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冲突、 调和与协商的历程，而产生这个历程的原因是因为有对等的力量在交互作用。 在一个国家之内，只有二个以上对等力量出现时，才会产生交互作用与冲突。如果冲突的结果是诉 之战争，那么，政治历程已消失，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但如果冲突是可能以调和、协商的历程来 解决时，民主政治就开始出现生机。这几个对等力量争议的对象可以包括任何的政治概念与政治价值，经 过调和与协商历程，政治秩序就会产生，并反过来规范政治过程与规范这几个对等力量。这个争议、调和 与协商的历程是永不止息的，固为真理是永不可达的。更准确他说，人类根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人类只 知道错误在哪里，人类的理性是在于能从尝试错误的历程中减少错误、改正错误并远离错误。正如科学 原理必需永远接受新证据的测试与新观点的批判一样，政治价值、秩序和概念也必须永远接受争议与修 正。有人也许会问：“假如这样做的话，那宪法与法律等岂不一天到晚改来改去？”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初 期，也许宪法与制度等都比较不稳定，但经过不断的尝试错误与修正之后，会逐渐稳定下来，所以，民主政 治发展较久的国家，宪法都较少修改，相反地，在极权国家里，宪法的修改是由统治者决定的，所以没有趋 向稳定与理性化的倾向。 研究西方政治的学者当中，有些人忽略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而将焦点放在民主先进国家当 前的法律、制度和民主修养，则其对中国民运发展方向的思考将集中于法律（尤其宪法）的修改与制度的 调整，并将法律与制度的正当性寄托于政治历程之外的一些普遍原则，寄望统治者都愿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但正如本节指出，这种想法忽略了政治冲突与调和历程中浮现政治秩序的可能性，用 B Crick的话来 说就是：这种想法喜欢赞颂果实，却不理会树的本身。只有把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植基于政治历程，把政治 的还给政治，一个民主中国才可能诞生。 四 何时太阳烧毁了地球 有反对力量才可能有冲突、调和与协商的历程发生，有调和与协商的历程发生，政治才可能进步，这 是因为辩证历程中一定要有一正一反的力量，否则辩证历程就停止了。如果辩证历程可以顺利进行，而正 反两种政治力量都遵守和平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则互动的结果将导致政治的进步，也就是“正一反一合＝ 正一反一合...”当中的第二个“合”将比第一个“合”更接近真理，因为人类的理性在于能从尝试错 误中减除错误。 单一、庞大、具有绝对权力的政权，不容许抗衡的反对力量存在，正如太阳的吸引力不容许地球的 离心力存在一样，地球只有撞向太阳而烧毁的一途；在专权政治之下，人民当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反对力量给予人民生机，抗衡力量给予民主生机，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唯一的一把开启民主殿堂的钥 匙就是组织反对党。 本来反对力量并不限于反对党，它可以包括一个多元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社团与大众传播媒介等， 但在当前大陆政治体制下，所以这些组织与社团全都没有独立自主权，所以也失去了反对的力量，它们需 要本身或另一个力量来帮助它们争独立自主权。这“另一个力量”就是反对党。 本来反对力量的最大根源是人民，但人民手无寸钦，人民唯一的两种力量就是知识与金钱，所以有些 民运人士将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与经济改革。然而共产党一向擅于控制教育，利用教育做思想的灌输 与改造，所以，单纯的提高教育经费，恐怕只是更方便了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比较保险的方式应是呼吁或促 使各国政府在贷款或经济援助中共时以下列条件为前提：（1）经费的援助对象以私人产业为主，以促进私有 制；（2〕经费的使用以投资教育为主，但教育的目标必需放在促进民主、科学与文化交流；（3〕支援国可以派 人长期观察与评估。谁来做这些呼吁才比较有效呢？就是这个呼之欲出的反对党。 中共虽然也容许其他友党或反对党的存在，但这些党派不是力量单薄，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种 花瓶政党：就算有数百个，对民主政治也毫无帮助。一个反对党的最大特质就是要有和平竞争统治权的愿 望及行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抗衡力量之间才有冲突、调和与协商的政治过程出现。一个“不希望取 得政权的在野党”（胡适的构想）也是与花瓶政党相差无几，是传统自由主义者的天真构想，对民主政治的 催生帮助不大。 本文反对党的提议并不预设两党政治，民主政治的关键并不在两党或多党制，而在各个政党是否独 立自主、是否公平竞争、是否愿意和平取得政权。日本为一大党、诸小党制，但自民党仍需和其他党公 平竞争，以选票巩固政权；今夏自民党在国会参议院的改选中惨败，其他各党野心勃勃，都想在众议院改选 中一举再败自民党，取得政权，联合组织政府。所以虽然自民党雄霸日本政坛数十年，而在野党却依旧可 以取得政权：这使得日本的民主政治进步不辍。 中共的反对力量在哪里呢？大陆的多元社会尚未出现，人民的知识与经济力量很弱，很多被蒙蔽的 人尚待唤醒，而零星的反对力量尚待整合，因此最有可能组成一个有力的反对党的是海外的民运人士、大 陆留学生、香港留学生、香港入民、海外侨团等，因为这些人当中有人拥有知识，有人拥有金钱，如能整 合起来，一定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党；各种“民联”、“学联” 、“阵线”等民运团体应结合起来，把 各种反极权的力量加以组织与整合；当然，这个反对党的最后目标仍是回大陆和平竞争政权。 这个反对党不是革命党，因为它的手段是和平的，精神是民主的。假如它的党员本身不愿学习民主 ，党内制度也缺乏民主程序的运作，只是一心一意想要暴力革命，消灭所有反对力量的话，可以预测的是，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就要重演；纵使革命成功了，也是另一个专权政府的上台。“中国历史的上个死结，就 是朝野势力的冲突必以消灭对方为收场，如此循环不息”（殷海光语）。这个死结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 的演变呈现了一个“超稳定系统”（金观涛语）；因为一个绝对权力替代了另一个绝对权力，一种“正反两 种力量互相冲突、调和、并存、辩正”的动态平衡系统从未出现，而这种动态平衡系统正是民主或甚至 是科学诞生的温床。 从这个观点来看，民运领袖实不必害怕或否认内部有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争论与调和正是民主的历 程，王燕滨所说的“ 争吵中学习民主”（8月21日《新闻自由导报》），甚至可以进一步改成“在争吵中 诞生民主”。如果这个反对党是一个民主政党，它首先必须在党内容许反对意见，在党外容许反对势力。 陈独秀曾提过“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几个字，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 抓住了近代民主的生死关头。”总之一句话，一个反对党总要能容许“反对之反对”。 五 民主与统一 台湾是中共很自然的一个反对力量，但正如王炳章所言，这一个力量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为什么 呢？在政府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给予中共武力犯台的簿口，在民间与留学生方面则是统一与认同的问题 在困扰人。为了壮大反对力量，为了将来无可避免的统一问题，这个海外人士所组成的反对党必须在理论 中把海峡两岸的对峙与统一问题考虑进去。 台湾与香港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台湾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政府。尤其近二、三年来，国民党倾向于更 快速的改革与开放，台湾政府大致尚受到民间与留学生的肯定，这就使得民间在支持大陆学运时，基本上 以人自及同胞爱为出发点，缺乏一种认同感，也缺乏一种切肤之痛，所以表现出来就没有香港那么激烈与 热烈。台湾留学生在支持大陆民运时，也有同样的出发点，而且脑中考虑的是一个“中共一一民运人士一 一台湾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如果他们觉得帮助民运有言与台湾政府或人民时，他们就会犹豫而撤退。 吾尔开希在芝加哥全美学自联首届大会上对台湾代表所讲的一段“遗憾”的话，基本上可能就忽略了台 湾因学生所考虑的三角关系，固此，不但鼓励作用不大，甚至引起了部分台湾留学生的不满，有人认为那一 段话否定了台湾的独立自主权，有人认为那一段话隐合有台湾应无条件统一于大陆的味道，另有人认为” 分你我”的见外态度是双方互动造成的，是双方的态度，不是单方的疏离。这说明了民运人士对台湾政府 要有更明确的态度，否则难以联合这两个反对力量。海外反对党组成之后，如能与台湾政府至少达成下列 三个“共讽”，则反对阵营的力量必将大增：（1）统一的目标不变；（2）和平统一的手段不变；（3）先谈民主再谈 统一的次序不变。归结一句话，台湾政府或人民只有在确认“这一次民主运动不国有益于台湾的未来，而 且有益于整个中国的未来”之后，才可能对这一次民主运动更投入。 六 总结 有抗衡力量，才有辩正的可能，有抗衡力量，才有进步的动力；有抗衡力量，才有民主的生机；一个民 主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正反两种力量处于动态平衡中的矛盾统一体。因此，海外民运人士组成一个反对党 ，就成为这一次中国民主运动的关键。这个反对党身负组织海外反对力量、唤醒大陆民心、整合大陆反 对势力、联合台湾政府等诸般责任，庶几构成一个足以和中共抗衡的力量。这个反对党不是革命党，但要 有回大陆和平竞争统治权的愿望与策略。这个反对党的成立，应做为这一次中国民运的核心工作。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作于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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