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否定还是基本继承
－－从中、日两国近代史浅议对民族文化的态度

金拓（莱斯大学化学系）

    无论在一个社会，还是在一革命团体中，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文化是人 们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基础。近代以来，在振兴国运的讨论中，关于文化的争 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共产党人（有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 外，对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评价从来没有达成起码的共识，甚至直到今天，褒贬双 方仍势不两立。这种状况于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不符， 于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大业不利，故在此一议，权作探讨之论，以期引起一定的 重视。

否定传统文化是政治变革的前提？

    十年改革，中国大陆出国人员最多、最集中，层次也最高的当属美国。人们 来到这里，会自然地将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会发现东西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当 中国的政治改革受到挫折时，人们会顺理成章地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的缺陷。但 是。如果将日本加以研究，情况则不尽其然。据笔者在日本多年的观察，我们民族 文化中备受责难的许多方面：诸如等级观念、唯上是尊、人身依附、平均主义、重 官轻商、士大夫精神... 在日本都有着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并且延续到今天。至 于《河殇》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种“治河”而造成的重集体、轻个体；重义务、轻 权利的观念，则是日本的企业精神中最重要的民族特点之一。

    日本是东亚国家中唯一的一个实现了政治上民主化、制度化，经济上现代化 的国家。早在120年以前，日本便开始了行政、立法、和裁判分立的制度。（加上 天皇的至尊地位可谓四权分立？）。这套制度经过100年的完善，今天的日本已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国家。近代史上，日本虽然经历了军国主义阶 段，曾经发动了世界大战，但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与其它民主国家相比 仍可算是既温和又快速。日本在没有大规模内战和动乱的情况下，完成了政治制度 的转变，用最短的时间“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中，相对于其它东方国家，日本人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内容。日本历史上不曾有过中国那样的大规模新文 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日本历史上也有过全盘西化和“和魂洋技”的争论，有人提 出过吃大米的不如吃面包的聪明，要改变饮食习惯，甚至更有人提出过引进外国人 种，改善日本人种。但是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远不如鲁迅、柏杨、《河殇》的 作者们、刘晓波... 等来得尖刻、彻底。相反，日本战后的第一任首相吉田，把明 治维新后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于以孔孟之道继承来的勤奋和俭朴的美德。
（吉田：《决定的世纪》）

    从1853年美国海军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到1868年的明治变法相距不过15年。日 本的一系列变化毫无疑问是受西方先进文明所致，但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更新 换代不可能在短短的15年内完成。日本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并没有以对传统文化进行 脱胎换骨的改造为前提。

中产阶级兴起：政治改革的不二法门？

    东亚四小龙的社会演进，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对政治民 主化的推动和维持作用。但是中产阶级的成长，在专制制度下远比在民主制度下来 得艰难，更需假以时日。至于在集权制度下。中产阶级能否成长起来至今还是问号。

    在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的现代社会，政治变革能否出现在中产阶级壮大之 前？第一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日本，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明治之前的日本，近代工业的因素落后于中国，这是连《河殇》作者也承认 的。明治内阁建立后，改革派又花了大约十年时间用以建立国会和最高法院制度； 兴办大学，建立近代文化教育体系；以及建立一套地方政府体系和法规。在此之后， 日本人才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建立现化工业体系。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垄断资本，其 发展壮大是远在明治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明治维新启动了资本主义在日本安家落 后的闸门。

至尊与至上的分离

    为什么日本变法成功，中国变法惨败？

    若把世界上各民族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中日两国相当接近；但是若比较一两 百年前的政治制度，两国之间差距明显。简而言之中国集权，日本分权。在日本， 名义上精神上的领袖是天皇，而实际当权派则是将军政府。天皇既不过问、也无权 过问任何政事。（明治和大正天皇除外）

    1853年以后，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各界人士留学西方，接受了从政治、经 济到思想意识的一系列西方文化，这点与中国早年的留学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日 本的皇室青年留学归来，大都成为坚定的改革派。他们联合起来，打着天皇的旗号， 夺了德川幕府的权，建立了明治内阁。他们办学校、办实业，把日本引向了一条全 新的发展道路。《河殇》中提到的伊藤博文即是这样一个亲王，是这批年轻贵族的 一个典型代表。

    在中国，自从周文王被废除后，皇帝便成了集名实于一身的最高权威。虽然 在唐、汉等大盛时期皇帝也会受到制度的制约，但是由于最高权力中心只有一个， 这种制约本身须得到皇帝的默许与配合才有效。一旦皇帝强权，制度多半也就名存 实亡了。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臣专权、宦官专权、太后专权的时期，但那都是社会的 变态而不是常态。这种状态不可与合法状态下的双中心、多中心同日而语。另外由 于皇帝主政，他既是名义领袖，又是行政首长；既至尊，又至上；既为天子，又要 对现实政治负直接责任。于是任何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变革都包含了对皇帝权威的 挑战和对皇室利益的侵犯。也许这就是戊戌变法中皇室成员大都是保守派的原因之 一。

    明治维新中日本皇室得到的东西，正是戊成交法中满清皇室所要失去的。

传统文化还有价值吗？

    丁学良在总结东亚四小龙在专制条件下经济高速成长的经验时归纳出四个特 征：（1）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2）高积累低消费；（3）强化教育；（4）经 济活动中的集体主义。其实上述四个特征并不是专制条件下的产物，而是源于以中 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因为战后的日本已经是相当彻底的政治民主化国家，社会党 还曾一度掌权。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远在四小龙之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包含 了丁学良总结的四条。除此以外，大概还有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常 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难怪吉田认为对于日本的经济起飞孔孟之道 立了一功。

    丁学良的四条，也许加上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可以算作我们的传统文化 精神在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体现。可以预料，一旦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产权 民间化得以初步实现，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当比苏联和东欧（东德除外）更快。初 步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有赖于经济成就的维护与支持。

文化精神与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个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有一个人们都能认 可的道德精神，否则社会便没有常态，人们永远在反复地试行错误和无休止的短期 行为中打转。制度这部机器没有精神的润滑便不能正常运转。

    我们仍举日本为例。日本银行利率（Saving＜3％，CD＜5.5％）远比美国银行 低，但储蓄率运比美国高。日本人工作认真负责。初至日本时总以为私有制社会皆 然。从日本到了美国后体会到两国文化精神的不同，在日本勤奋和勤俭不光是为了 赚钱，而是作为一种道德精神被社会公认。勤劳俭朴受到称颂，好吃懒惰被认为不 道德。这种道德精神也是目前其他西方各国竟相模仿的日本企业精神的文化基础。

    反过来讲，再好的道德精神也驾不住坏制度的腐蚀。举世公认的勤奋的日本人 在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制度下也不灵了。战后日本有八大国营行业，无一不赤字、亏 本的。四、五年前国（营)铁（路）工人上班时间洗澡的问题经电视披露还曾成为 众人批评的目标。后来八大国营行业陆续民营化，现在只剩下邮政一家了。

    中国社会今天的道德危机，多半也是制度造成的。特别是与日本社会比较，这 种危机不只是意识形态落后所致，还带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成分。试想即 使在被国人普遍认为善于钻营的上海人当中，那些从私有制过来的老工人、老职员 不是还保留着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吗？

结束语

    八九民运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人们在思想上策略上共识的程 度太低，以至运动策略（除了在86年基础上提高以外）基本上在以往的水平上下 重复。为了使人们达成更好的共识（在从没条件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共识更为重 要），推动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策略家、思想家在研究政治策略的同时，也有必 要从事思想文化的建设工作。

    民族思想文化的重建可以有两条道路：按孙中山先生和日本人的办法，在基本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或者与传统文化决裂使十亿人全面地接受和习惯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民族文化。后者可能需要长达 “三百年殖民地”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