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命运

辛谷

    历史就象一淮江河，奔腾而下，尽管道路曲折，但其奔流却自成道路、历史 的必然与偶然也尽寓其中。

    江河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地段呈现不同的景致，历史也一样，随时代、国 家而有不同的内容。目前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历史就是风云激荡，一日千里。共产 主义向何处去？

    共产主义当然从未存在过。教科书里描述的共产主义制度搬到共产主义国家 里，都已面目全非。但共产主义国家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在历史长河的这一湍 流地段是否能驾驭浪头，还是行将永远沉底，却是个很有意义、令人深思的问题。

    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尽一个模子，但它们面临的危机 却一样都是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经济制度中的固有矛盾就财产公有 制与人自私性的矛盾。

    以中国为例，在不变革绝大部分财产公有制的前提下，生产力的提高已被挖 掘枯竭，而且财富的分配与增长相对的也越来越槽。公有制与自私人性的矛盾已无 法缓和。

    常同一种说法：改革引起道德堕落、世风日下。比如外科医生给病人开刀， 不以病人的病情为虑，却以病人家属送礼之多寡、关系之亲疏来排手术次序。又比 如，国家驻外贸易机构不以做生意着想，却为少数人轮流出国巧列名目。这样的风 气充斥社会，令人愤怒、令人失望。但另一方面，只要稍微一想，无论是医生缺少 医德、生意人之无商德，莫不是制度使之然。而入性之自私，非归肇自改革，乃发 于人之初。所以说改革使人变得自私、实惠、舞弊，实不确切。人性既不能变，要 使风气纯净，道德返正，唯有根除风气赖以变坏、道德赖以败落的外部环境，唯有 砸碎所有的大锅饭碗、唯有变革公有制制度。

    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理论，公有制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哪里有 “公”，哪里就有“大锅饭”，因而就有舞弊行为 （经济学中称之为Free  Rider问题）。因为牺牲集体利益，取益自己的方便之门 在公有制制度下是大开的，所以让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去经营共产主义的公有制 制度，岂不注定牛头不对马嘴。其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常常缺少科学来 指导执行，从而完不成有计划地进行社会生产的诺言。相比于由“看不见的手”来 调节的自由经济，计划经济之呆板、不着致富，越来越相形见拙。公有制之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也表现在先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但监督、旨在减少Free   Rider问 题的作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抗，而且监督者、决策者也是一个Free Rider。这样 减少或杜绝“大锅饭”不但不可能，而且在其实际贯彻中缺少动机。相反，这种领 导、监督成了腐败的根源。

    中国的十年改革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作为指导思想的。这 种期望市场经济帮助计划经济成长的想法并非首创。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在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失败以后，改为商品经济与国家计划经济共存的策略。这种商品 经济包括把原来收取全部农民种粮余额来扶助工业的做法改为对农业征税，一时效 果大好。但后来农民的因粮价太低而拒绝交粮，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固而所有 有益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法全被砍掉。中国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与苏维埃当时的 农业政策是相似的。虽然在中国没有发生过农民拒绝卖粮的问题，但中国农业政策 的危机如化肥倒卖、粮食产量不稳定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文分析的公有制及计 划经济的固有弊病，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是有所减免，而是反而加深了。因为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经济制度的主要成分，所以其弊病的加深危及社会的发展和安 定。

    公有制的人人致富的两重目标一个也无法达到、，它的命运只有是被改革。目 前公有制的基本性质是人人拥有，但少数人管理。如果保持人人拥有，只是加深管 理层次，那么公有制的固有弊病依然存在。所以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逐步增 加私有化，比如由公平竞争管理权过渡至、公平竞争拥有权：一是走向全民拥有， 全民管理。但后者这种社会没有等级，生产没有层次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 ，它不现实，因为它至少不稳定。所以逐步增加经济中的私有化成分是变革目前的 公有制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

    但逐步私有化的过程在中国能取何种方式呢？革命与改良的问题之提出，讨论 已有多时，而且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中，中国已经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

    按照经济学家（Highman  S1ow）的理论，经济中的非生产性成分 （non－productive）超过一定的比例，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彻底变革，即朝代的 更迭。中国老百姓痛恨官僚、腐败就属于非生产性成分。因为意图减少，根除这种 成分的努力本身也是一种非生产性成分，所以有这样一个临界点，当非生产性成分 超过这个值时，包括想减少、根除它的努力在内的总的非生产性成分只会有增无减 。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想减少一份官僚腐败，就得投入超过一份的官僚腐败 。这样官僚增多，腐败严重，彻底的社会变革－－原来的官僚不再是官僚－－将不 可避免。

    中国社会的积弊是否已超过临界值？一次次的整顿党风、社会风气的号召都 成了过堂风，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反增一分悲哀。“六·四”事件也是一样，政府 的处理只使之逐步升级，最终酿成血案。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的体制改革早已不 能单靠现有体制本身来完成。所以说，如果革命是指当前的官僚、特权阶层不再享 有特权的话，那么革命必将爆发。

    不管这个过程被称为革命还是较激烈的改良，新的中国将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社会的发展是个没有极限的增长，共产主义这种发展极限的梦既然已经破灭，那 么新的中国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封建意识根深蒂固。 假设当时中国人都能吃饱饭，哪会有共产主义市场？假设共产党的领导真是民主原 则、集体领导，假若毛泽东、邓小平不是实不符名的皇上，哪会有“文革”和“六 ·四”？所以，任何制度，倘若离开中国的国情，都不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全盘西 化在中国不现实，就是因为它脱离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远远不 是发一篇社论就可以完成的，至少要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了解西方民主以后吧。

    中国现在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这种思想在贫困的中国、在浓厚的封建意讽里 无法札根。既然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将在贫困极深封建意识尚存时完成，在变革后 的中国实行全盘西化，时机不够成熟，不现实。

    总而言之，如果公有制就是社会绝大多数财产国家拥有，那么公有制必将被取 代；如果革命是指百姓痛恨的官僚阶层不再享有权力，那么革命将不可避免；新中 国的经济制度将在均、富之间选择一个适用于国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