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在公元二千年前后实现民主制吗？

中国能在公元二千年前后实现民主制吗？

吴君亮

    中国能实现民主制吗？除极端偏激者外，几乎每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因为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洽制度，它在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最能贴近人的本性。近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国家变为民主制国家，以及愈来愈多的国家显示出将变为民主制国家等事实表明，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随这一总趋势而发展，终将变为民主制国家。对此，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疑虑的。

    但是，当我们把问题提得具体一些，如中国能在公元二千年前後实现民主制吗？回答一定会在悲观与乐观的大致划分中众说纷纭。本文的目的是试图用社会科学和比较政洽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并回答这一问题。

    对这一具体问题的探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目前海外人士，尤其是相当部分知名的民运人士，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的讨论，过分感性化。由于理论上对民主制、实现民主制的前提和过程认知不足，故常出现三种现象：1．对民主认知不一，以致你若问十位民运人士，常可得到十二种关于民主的定义。2．对未来中国的发展，纯凭直觉猜卜。3．过分简单化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和过程。譬如，把中共的存在与否，或某个人的存否，作为能否实现民主制的唯一前提，以致常常得出不是过分悲观，即是过分乐观的结论。用科学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何谓民主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同时，这种讨论可以增加我们对实现民主制的各种先决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全面、更深层的了解，帮助我们对未来中国作出更切实际的评估。

    二、公元二千年前後距令的十年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在公元二千年前後实现民主化吗？这一提问牵涉到一个中短期行为的规划问题。而中短期行为的规划与现今的每一个行为步子都相关甚密。如果我们能科学地、切合实际地回答这一问题，则可以们保证今日之步子与中短期行为一致。这无论对个人人生计划、集团行为运作，还是具体社会政策制度，皆有益处。

    三、美国政洽学家汉亭顿（Huntingdon）曾言，“民主制的兴衰对其它社会价值具有引伸意义。这些社会价值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利益分配公平，政洽稳定，社会公正，国家独立。在一个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高度的民主是与这些社会价值协调一致的，而在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或许会存在。 ”讨论中国能否在公元二千年前後实现民主，实际上是将围绕著中国的现实环境和其它社会价值在讨论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主制与其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评估中国的民主前景，第一步必须是为民主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记得在八九民运期间，不少激动而困惑的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询问那些勇敢的学生们什麽是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时，我们发现学生们和记者都显得更加困惑。只有吾尔开希是比较大胆的一个，尽管仍然犹犹疑疑，但他总算说出了一句，叫做：民主“就是要给人们选择的权力。”确实，在现实社会和各种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民主道个词的定义不计其数。事实上，民主这个词经常被运用于远离政治的领域。它甚至还被一些人奉为一种人类不能达到的理想。譬如美国政治学者彼得·巴克拉奇（Peter Bachrach）指“民主政府的至高目标是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自我发展”。罗伯特·杜尔说“民主是一种对所有公民都负有完全责任或几乎完全责任的政治制度”。这些定义或许与正规的政洽哲学不无关系，但在现实的比较分析中国，却用处不大。首先，这些定词大笼统含糊，以至在实际分析上很难运用。譬如吾百开希的“给人们以选择的权力。”这里的“给”是谁给怎样给？以及选择什麽？又怎样选择？又如人们又怎样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在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展？或是否在完全对所有公民尽责？其次，如此概括地定义民主，极有可能将民主与其它社会价值，如社会公正、平等、自由进步等合混，由此可能对民主与其它社会价值的关系的分析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方便比较分析，本文将沿袭斯克伯特的传统，将民主定义为一种政洽制度，在这个制度内，所有拥有权力的政策制定道都是经由周期性的选择产生的。在选择中，允许所有候选人自由竞争；而每个成人都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一定义含有两层意义：竞争与参与。

    根据这一定义，本文的假设是，在本世纪未前後，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但由于先决条件不足，它会显得勉强而脆弱。

   民主化的先决条件

    促使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环境因素是什麽？或说先决条件是什麽？从所有已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历史和经验来看，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类：经济财富、社会结构、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文化。如果我们把民主化当作因变量的话，那麽，这四组环境因素便是自变量。也即，道四组因素的运动变化，决定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成否。（尽管非常明显地，民主化时常作为自变量，反过来对环境因素发生影响。但这个主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经济财富

    三十年前，利普赛特（Lipset ）便发现了经济财富与民主化之间的肯定关系，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财富增加，则该国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和机会就愈大。他的这一发现被後来者称为“经济民主论”。“经济民主论”确实有它切中事实的地方，以至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们发现财富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愈益明显。依据世界银行的Freedomat Issue，我们可以综分推出，在三十九个低收入国家中，被评为自由国家的只有二个；在五十八个中等收入国家中，被评为民主的有十四个；而十九个工业化经济发达国家，已全部民主化。

    经济财富与民主的共变关系是如此紧密，那麽对这种共变关系的实质性解释是什麽呢？或是说，这种因果关系是怎样产生的？通常有以下几种解释：

* 经济财富的增长可以减少文言、普及教育、扩大传播媒体，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

* 经济财富的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洽冲突的压力；

* 经济财富的增长可以造成一种缓解，使失意的政洽人物能得到其它的机会和出
路以展才志，同时也使妥协更为可行；

* 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必然使社会变得复维化，而复维的社会则意味著集权式的统治将失去效力。

    值得提醒的是，我们切不可从“经济民主论”推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後，其下一个门坎便直接是民主制。从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即或是在高中收入的国家中－－从排名74到97，人均GNP最低从＄1，800到最高4，600－－仍有十一个不是民主国家。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提升可以将该国导人民主制，但同时也可以将其引向其它政体－－如共产主义、官僚专制等。在道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传统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该国的政洽形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也即该国便进入了如汉亭顿所称之为的“转形地带”。

    一个国家进入转形地带，并不直接意味著民主在该国的降临而是显示前先存在的政洽形式的衰亡。经济的发展必然迫使修改或摒弃传馈的政治结构，但它并不决定将以什麽样的政治形式来替代。一个转形地带的国家将被带向何方，取决于社会的中坚分子（或说精英）的价值观念、文化结构和外部影响。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也是常被当作民主制前提之一来讨论的话题。关于什麽样的社会结构最适易于民主制，颇有分歧。但各种见解的一个共同点是，必须要有一个自主独立的社会阶层（Autonomous Class）。这社会阶层提供了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的基础，它使社会参与国家管理有了可能，同时也即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从另一个方面讲，如一个国家缺乏这样一个阶层，那么它就更容易被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目前最被认可和讨论得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论。中产阶级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最具独立机能的社会阶层，只有当一国的中产阶级得到了充分发展，该国才有可能获得实现民主化的机会。巴林顿·莫尔（Barrinton More）是把中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最简单化的一位。他指出，“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这种简明的意思，即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英文中资产阶级 ’Bourgeois’即意味中产阶级（Middle-class)）。中产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不可能在国家经济扮演主要角色的经济环境里出现，或说是作为一个壮实的阶层出现。
它的生长环境只能是市场经济。

    另外一个目前值得讨论、也颇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阶层便是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其实是一种压力组织形式，西方自进入工业社会以後便一直存在。它对西方世界民主制的改进一直起著促进作用。在当代社会里，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似乎表明，在转形期的社会，工会能够称为减弱国家集权、迫使统洽阶届让步的势力，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阶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由它促成的社会进步往往不能以平滑的、渐进的方式达成。这些局限性在于，一。工会的作用通常是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的，而群众运动难免情绪化，因而很少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控制得当而不致过头的；二。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的动机和企求往往不完全一致：三。群众运动常常对运动的结果期望甚高，而且迫切，以至当运动结束以後，攸们常常有失望感。这些局限性极有可能使进步的航程一波三折。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能进入民主社会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看到，二次世界大战後，凡是美军进驻过的地方，都实现了民主制；而凡是苏军进驻过的地方，其後都插上了共产主义的旗子。一九八四年，“自由之家”将全球中的五十二个国家划为“自由国家”，而其中三十三个国家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英美的影响，或受欧洲其它民主国家的影响。因而有人言，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伸延，是盎格鲁－－美利坚努力的结果。

    当今世界，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国与世界社会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以致一个国家若想脱离世界而独自发展已不可能。因此，在经济上仍是西方工业国家占主导影响地位的今天，西方民主社会对其它国家的影响渠道将比以往更多，而且渗透力更强。

文化因素

    圣地·韦伯（Sindy Veby）将政治文化定义骂规范政洽行为的信仰体系。其实，当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洽文化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洽文化都根植于该社会的大文化系统。而通常大文化系统的主要考虑是人和社会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超人体（或曰自然）之间的关系。各社会大文化的差异常常可以从它们对民主的理解和接受的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来。

    从历史上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基督教文化与民主关系最密切。在目前，几乎所有以基督教占人口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了民主。

    伊斯兰教文化，从大体上讲，对民主持不甚友好的态度。在三十六个以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有二十一个不属于”自由国家”，十五个只是有部分自由。没有一个被评为“自由国家”。

    据说印度教文化和日本神道文化并不排斥民主。因为印度教文化有柔弱和容忍异己的一面，而日本神道文化则有追求变化的精神。从印度和日本的近代历史看，此话似乎信然。

    儒家学说，一直被认为有助于专制统洽。它的政治上的独尊自上与文化信仰上唯我一统是一脉相承的。在儒家精神笼罩的社会里，不仅独立的社会团体会遭到敌视，而且任何哪怕只是对局部文化价值的批判，也会被看作是对整体文化系统的威胁。故此，从整体上讲，儒家思想是一个敌视民主的文化，是说得过去的。

    大伟·哀白特（David Apter）对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解释得很有意思。他在《现代化与政治》一书中将文化概括为“完美文化”（Consummatory culture）和 “功用文化”（Instrumental culture）二种。依照他的解释，“完美文化”是以完美为特徵，把每一个中间行为和终极结局非常紧密地连系在一起。与之相对的 “功用文化”却是主张一众多独立的中间行为与终极结局相分离为特徵，它使得各个分离的中间行为不受终极结局的约束。在现实上，Apter认为“完整文化”总体上是排拒变化的，它杷任何一个哪怕是局部的变化都看成是对整体的威胁，然而在功用文化里，却容许局部的和逐渐的变化。因此，Apter认为“ 功用文化”不仅有助于采纳新的政治形式，比如民主制度，而且这种采纳过程还可以是渐进的，因而有利于稳定的民主发展。

    总体来讲，那种强调等级关系和过分顺从权威的政洽文化不是民主化的土壤，能促使社会成贵相互信任、提倡容忍不同见解和妥协的文化有助于民主。

    归纳以上关于民主先决条件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即一个民主社会的出现，是若干先决条件促成的结果。这些条件包括，高度的经济发展和与之配合恰当的公平分享；一个自主独立的社会阶层，其它民主国家的有力影响，一个允许多元并存，并能容忍和妥协的文化气氛。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先决条件中，没有一个可以独自挑起引导一个社会步人民主的大梁。它们必须相互配合，才能起到推进的作用。至于如何组合，以及组合的性质，又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异。同时，在我们强调先决条件的具备时，也切不可忽视不利因素的存在。因为有些不利因素有时会称为异常社会民主进程的大障碍，其不除，则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譬如，早就若干年前，就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而言，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已具备了迈入民主社会的条件。但是，由于苏联的影响，使不利的国际条件成了压倒一切的障碍，致使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延後了多年。同样的，极度贫困、严重的社会财富分享不均，以及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传统，都曾在或仍在非洲、中美、中东和东亚产生类似的影响。

   中国能在公元二千年前后成为民主社会吗？

    如前所述，本文的假设是，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未前後实现民主，但由于先天条件不足，它会显得勉强和脆弱。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关于先决条件方面的概念，来对这一假设进行求证。

一经济方面

    即使到本世纪未，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就作为实现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而言，仍是十分虚弱的一环。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在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中，中国一直徘徊在倒数二十二至二十四名之间。该行1988年度的报告表明，1986年度，中国平均每人GNP是三百美元。该报告也同时指出，从 1980 年到1986年，中国GNP平均年增长率为10．5％（这个估计可能偏高）。假设在未来十年内，平均每人GNP的年增长率为7％，如果没有大的政洽运动和其它不可预测的事件发生，再拒除人口增长（估计到本世纪未中国人日可能达到13亿）所产生的抵消，那麽到本世纪未，每人平均GNP可能达到 733美元（1986年的币值）。郑竹园教授在他的《台湾模式与大陆现代比》一书中，推估到本世纪未“大陆每人平均GNP可能达到560美元（1980年的币值）。或许个人所用的统计数据和推算方法不一样，因而结果不近相同。但综合来看，到本世纪未，中国人均 GNP在六百到七百美元之间，是极有可能的。

    毋庸讳言，人均GNP在六、七百美元仍是一个极低的数字。但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数字，则中国总算是可以走出低收入国家的底谷，进入中收入国家之列。从四个方面看，它有助于民主化在中国的出现。

1 这个数字接近或高过美英西方国家进入民主社会时的水平－－他们当时的人均国民产值通常在300－500美元（1960年的币值），也高过勉强维持著民主制的近邻印度和巴基斯坦。

2 根据中国消费传统，这种水平能把一股大众推向次小康的心态。次小康心态有一种不安现状而强烈要求改革的倾向。

3 如分享不大悬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一般心态所产生出的社会环境，使得悬殊大大的分配不大可能出现），除一般民众的生活会提高外，初中等教育有可能普及，通讯和交通可以发展到基本方便的地步，也可能更加丰富。这一切似乎可作为实现民主化的基本物质条件。

4 尽管未来十年内的经济发展不大可能完全改变目前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的成分无论如何都会以大于过去十年的比率发展，结果是社会经济成分与结构都将变得更复杂。

二社会结构

    很明显，在未来十年内，不论是从理论上或现实上考虑，中国都不可能完全实现所有制回归，即由公有制回归到私有制。因而，出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日资产阶级）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甚至在目前已能看出端倪的二股政洽潜流，在未来十年内极有可能汇合成一个具有类似中产阶级功能的势力。这二股潜流，一是新兴的劳工势力，二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到本世纪未，受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教育和意识形态影响至深的一代，已经不再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这一代人的思想，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深受毛式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且是在一个封闭式的社会里定型的。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变革持相当保守的态度（自觉和不自觉地）。一定程度上，他们实质上构成了集权统洽的基础。到本世纪未，即使从自然更替的角度上看，他们也将称为社会的少数（在构成生产力的范围言）。

    与五、六十年代一代人不同的是，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长成的这一代，是在动乱和开放的二股夹浪中成长的。动乱使池们对陈旧的社会形式不再抱希望，而开放又使他们对新的社会形式充满了追求和幻想。

    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工联组织当会在中国出现。

   三文化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现实的中国文化环境可称为非主流文化时代。

    非主流文化时代意味在目前没有一种文化居主导地位。而且，它的特点并非百家争鸣，互不相让，以成均势，而是整体萧条。无论是共产主义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还是在中国一贯就陌生的印度教文化和日本神道文化，都很难在今日中国找到他们的真正鼓吹者。但是，一个民族，尤其象中国这样具有文明历史的国度，是熬不过太久的文化空虚的。走过目前这段荒漠，在未来十年内，尤其是在接近本世纪未时中国的文化氛围一定有回爬的转机。而在下一次回升中，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将会与受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了的新生一代一拍即合。

    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顺服思想在未来十年内会更趋式微，而追求独立的意识将愈益强烈。这一点特别有助于民主社会的诞生。

   四外部影响

    无可否认，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很难受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也即没有一个外部势力可以直接把一种政洽形式搬到中国来建立，或是通过一种傀儡势力来建立。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外部世界对中国产生的愈来愈大的间接影响力。这种间接影响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 模式模仿。由于西方世界民主政洽的成功，已在中国年青一代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过去十年中，西方多元民主政治被中国年青一代讨论和认可的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在未来十年，这种趋势将有更强发展。

     * 共产党集权式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强烈的正面意义。

     *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加深对西方工业国家的交往，交往的过程会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带进中国，同时这种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中国产生对外依赖，这就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政洽行为施加压力提供了机会。

    通观而论，在四个先决条件中，外部影响合文化因素较为有利于中国民主化的诞生，而经济财富和社会结构二因素，到本世纪未，仍可能处于弱势。但如果这四组因素能配合协调得当，比如，文化因素能发挥出强势影响以补社会结构等因素之不足，则中国的民主化在本世纪未出现是极有可能的。

    但诚如本文所假设，由于先天不足的一面，中国民主化的出现将非常勉强、脆弱。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到本世纪未，所有制回归的问题仍不可能完全解决。如果找不到新的出口，那麽，以私有制经济为根基的市场经济仍不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因而经济的内在活力也不能完全施展。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诞生所能提供的帮助将受到限制。

    二由于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十年内不可能出现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替而代之的只可能是一个工联性质的政治团体。又由于工联组织是以大规模的群众参与为活动特徵，它在迫使一个政权解体或改变行为时非常有效，但当参加政体建设和政策制定时却通常举止失当。在一定程度上，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是与有秩序的议会政治相冲突的。

    三中国没有民主化运作的经验。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测今日之波兰、巴基斯坦，十多年前的墨西哥、巴西，极有可能是民主化诞生之时的明日之中国。

    当一个传统上由集权统治的社会转形为民主社会时，人们通常会有“拥抱自由，竟是如此痛苦”的感觉。因为，在新旧社会形式的交替之际，尤其象中国这种先天条件不足的国家，常常会出现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秩序的混乱、以至整个社会的波荡。但是，一个新社会形式的出现，犹如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一个自认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人所应努力的是，认清我们的环境，如何减轻阵痛，使我们的社会更平滑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