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保钓运动的回顾
高原
一、 前言
今年来《北美行》的主编一再对我说:"1970年代在北美洲中国留学生间搞得很热闹和持久的保钓(即"保卫钓鱼台列屿"
)运动我们在国内也大略听说过,但其缘起和经过很不清楚,所以能否请你给《北美行》
写一点?" 他还说:"我知道要详细记述这段历史工作量必不少,故只请先写个大概性的介绍及回顾吧。"
《北美行》是休士顿《中国文化学社》主办的一份中国留学生刊物,已连续出刊了七年,非常不容易,这一年度的学社社长也是一位慎於言而敏於行的年青朋友。所以我对他们说的话,从不敢淡然视之。
因此我一直在想:我有没能力写这篇回顾?若写又要怎样写呢?在北美洲的保钓运动自1970年底起开始酝酿,在1971年里几乎达到戏剧性的高潮----由保钓急进展到中国统一运动,而后大约到1981年左右才算大致结束,
"保钓十年的名称也因此而来,
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参加过的同学、朋友不少,但至今在报刊上可看到的由参与过的人写的记录或回顾非常之少,就记忆好像只有几位在保钓运动里初期曾参与过一小段时间的朋友还写过一些,如水秉和和张系国二君,之於一些自始至终皆很积极参与过的朋友就所知不曾见有任何一位写过些什麽。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朋友本身绝大部份是话很少的人,再他们也许觉得钓鱼台主权问题至今仍未决,中国也尚未统一,这样说些什麽呢?也许觉得对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的中国因此后许多事实的揭露而有很不同的认识或看法,因而想到
"不说也罢" 。也许根本就是事过境迁, "春梦无痕"
;再运动后的生活日子,又得眼睁睁地去应付……。这样,在这十年运动里,大约只能算是添为一卒的我,到底是写还不是不写呢?若写,又怎麽写呢?
这位主编的声音又在耳畔迥响了:为了历史……,好多人几十年来为了历史真像的原因,一直在盼望张学良将军为1936年底的
"西安事变"
的内情说一些话,但张将军年已九十多了,可能为了他已皈依基督,可能为了他与蒋的私谊……。至今他仍不说一句。当然作者本人绝不敢当张将军的万万分之一,保钓运动也很难与西安事变并题而论。但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文天祥当年为此不惜燕市赴义……,同时历史也如长江,黄河,由百川细流,涓滴汇成,觉得保钓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种种问题上仍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决定先大略写一些经过和回顾了
(个人能力及时间只及如此),其中错误及疏漏之处,尚恳期当年的老朋友们多予指正。
二、钓运的大致经过
钓鱼台列屿位于台湾基隆东北海面约150英哩处……在北纬25
40’至 26及东经123 20’至l23 45’之间,是由八个总西积不及O.1平方公里的八个小岛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个称为钓鱼台岛。日本方面称此列屿为
"尖阁群岛".该列屿与中国大陆、台湾同在连为一体的大陆棚上,与琉球群岛之间有一深度超过三百公尺的海沟、在1995年以前出版的德国地图
(Andress Handatlas),英国地图 (Joseph's Reference Atlas),及在 美国出版的
Encyclopedia Britanica
上皆以中国名称注明该列屿,并示明属於中国范围。1939年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府县别地图并地名大鉴也将该列屿划在台湾区域图内时当日本殖民占领台湾期,钓鱼台列屿在中国史籍中(最早的记载是於明朝永乐元午
1703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
。反之在日本史籍或政府文献,皆未发现该列屿的名称,直至明治十四年日本正式并吞琉球群岛后始有
"尖阁群岛"
的名称出现日殖民占领台湾的时期中该列屿仍属於台北洲而非琉球所管辖。1968年8月驻琉球美军与琉球地方政府曾共同派员前往钓鱼台列屿调查石油矿苗,据闻在探测时驱进来自台湾的中国渔民。1968年10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调查称该区域有大油田。此后日方对该列屿更加速活动,中国台湾当局自也警觉。1970年9月10日美国国务院声明琉球行政权可望於1972年归还日本
,关于钓鱼台列屿主权之不同主张,美方认为 "应由涉及争执的国家解决之。但同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正式照会在台的中华民国政府称该列屿属于日本。同月16日台湾宜兰县渔民前往该岛捕鱼被琉球当局巡逻艇所逐,15日琉球冲绳警方将中华民国国旗自钓鱼台岛除下并撕裂之,21日美联社报导称琉球政府的巡逻艇在美国的同意下,在钓鱼台附近再两度追逐台湾渔船,台湾当局虽有维护主权声明,但态度软弱。同月29日台北自立晚报载台湾大学名法学教授萨盂武称:二十年前的战胜国对於二十年前的战败国,未经一战,而态度表示软弱如此,实出乎全国国民的意料之外,1970年12月4日北京新华社发布新闻评论主张钓鱼台列屿应属台湾省的一部份,是中国的领土,同月11日
Peking Review 指出美国和日本在掠夺中国和韩国的海底资源。同月19日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
"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
在普林斯顿大学正式成立。
自1970年年底始,在美国的留学生群间关于钓鱼台主权问题的消息及
因而向美、日两方抗议的呼声即快速传驰---通过各处友人及各校的中国
同学会,发展非常迅速,各地保钓会纷纷成立,以1971年4月10日在美京华盛顿有约三千人参加的,向日本大使馆游行示咸,递抗议书的行动为最高潮。事实上确不曾有过如此许多的华人在海外为任何原因如此示威抗议过。在此大游行示成前的1971年1月份内并已有四次较小型的,主由留学生发动的同性质示威抗议分别在纽约市,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举行过。
"四·十" 后大家又合捐数万美元在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大广告说明钓鱼台列屿应是中国的领土。
"四·十" 美京大游行的成员确是 "左、中、右齐全"。只可惜好景不常,随后发生的
"乒乓外交" 和美尼克松总统将定于1972年2月前往北京访问的消息如大外一声巨雷般地把海外许多华人震得从椅子上跳起来,身列於社会
"前卫" 的中国留学生 (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自更不例外.
当时的台湾当局可能是被当年在大陆上的学生运动吓坏了,在
"四· 十"
后随即通知在美各地的国民党分部注意这些钓运活跃人物,并就人、时、地、事、物分加记录,虽然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学人们为保卫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请愿书仍是向台湾当局提出
"该列屿应直属台湾省管辖,及当时的这些学生、学人主要皆来自台湾是主困",但台湾当局一面迟迟不于答覆,一面又急派遣台教会部官员姚舜来"疏导"
这些学生
,如此在中、美外交新变化的大震动下,台方这些措施反而更加速了这些留学生的
"叛离" 或期待中国统一的愿望---因为他(她)们自然地发现中国不能统一,又如何能真正"保卫钓鱼台?"
这一困难到今天仍然存在,写到这里不禁想到笔者於1964年初自台来美留学,在1971年初"跳入"
此一运动,而后几经折腾,至1990年10月学业方告一段落。其间孩子上大学一文莫助,妻子于1981年患脑膜炎症几失去生命,其间长期在送报,作清洁工等间勉强度日,然不曾为此一滴一泪或有过一点后悔。但数十年来,
每西望故园神州,感情常不能自己!
好了,话说回来,囚1971年4月后美国各地的保钓运动急速向中国统一运动迈进,自该年夏天起美国各地留学生的国事(或国是)大会纷纷兴起。如在1971年8月中旬由美中西部七校在堪萨斯大学举行一国事大会,会中决议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决定将此决议作为提案送交,接著在同月20日至22日在美东布朗大学召开的
一个更大规模的 "美东国是大会"
在美东会中果热烈通过美中国事大会
的提案,并决定于是年秋天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前示威---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美东会议后紧接著即有著名的在Ann
Arbor,Mich举行的 "安娜堡国是大会" 会中所谓的
左、中、右三派各施全功较力,结果 "左派"
大胜,正式决议於该秋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市联合国前示成,示威也如期举行了,
此期间物理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初访中国大陆 (美国有些地方报纸曾以头条新闻刊载),返美后,关于新中国的演讲,内容为各地统运留学生转抄,从此新中国与
"新社会,新道德"
加上等号,同时又有陈恒次千四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公然访问中国大陆,并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谈话,返美后台方中央日报公开声明撤消此四人的护照。如此
"左、右已不两立,"
统派名称也由此确立。同时,各地友人串连之风也兴起。
自1971 年, 四·十美京大游行后,在反台湾当局的留学生间出现了一面大旗---即加州柏克莱校园一群留学生办的一份手抄本刊物
《战报》。该
《战报》文笔非常犀利,不但视台湾当局如无物,居然骂那些还不敢起来反抗该当局的留学生是患了阳痿,自是开始,手抄本的钓统连留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其中有两份坚持时间最长,出刊期数也最多----,
即芝加哥的 《钓鱼台快讯》和纽约市的
《群报》,前者的那位主要负责同学是位台籍的芝大物理研究生,他的生活,工作长期皆像个苦行僧。
后来他同其他一些过於积极的留学生的遭遇一样,被赶出学校。
《群报》中也有一位热心朋友他的年龄较大些,一度他坚持用毛笔写群报,他说因为有不少人认为
"左派跟本就不会用毛笔写宇"。1981年秋,笔者曾在这位朋友家借宿一宵,进门时已过午夜,他嘱我小心轻声。次晨一大早即催我起床,并急急相伴离家而去,但在出门的一刹那间仍不免有一阵乱弹从室内飞来,直射他的公寓房门,这些
"乱弹包括纸干、钉书机等,据他说弹源是来自他的夫人。就这样,在这运动中是有相当一些朋友被就读的学校,妻子,或就业的公司行号Fire掉了,再这些朋友平常除了得应付台湾方面的麻烦外
(这点特指是由台湾来的留学生),美国治安当局的造访也常不免。
其他发行时间较长的手抄本钓、统运刊物就所知有在纽约州水牛城的《水牛》,内容以严谨著称,字也工整。以Kansas大学为总部由中西部数校联合主办,内容较偏向理论性的有
《新中国》,其他如密西根州的 《密西根月报》 (Ann Arbor)和《国事简讯》
(East Lanshing), Stoneybrook,N. Y. 的 《石溪通讯》,
美京的《华府春秋》和波士顿的
《新境界》等,皆很有老牛精神。其他出刊期数较少或有断续性的自然更多了。就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加州
Berkerley 的 《柏城青苗》和 《柏克莱快讯》,ILL州西北大学的
《西北风》, Princeton的 《普城通讯》,
Piitsburgh的 《犁头》,洛杉矶的 《 新大集文》和 《南加州通讯》,Denver的
《洛矶山通讯》,费城的 《耕耘》和 《朝阳》, Baltimore的
《巴城乡音》,波士顿的 《草地人》, 在Champaign,ILL的 《燎原》和
《时事简讯》,在 Iowa的
《钓鱼台月刊》,St.Louis的 《圣路易简报》,Madison,WI的
《中外关系特刊》和 《留学》,在Dekalb, ILL. 的 《迪城简讯》,
Tucson, AZ.的 《土城简报》,佛罗里达的 《佛罗里达通讯》和
《美南联合通讯》, 再有 《西雅图通讯》,Columbus,Ohio的《俄州通讯》,休士顿的
《新苗》,Cornell的 《康乃尔通讯》, Minn 州的
《惊螫》,《港外线》和《新人类》,纽约市的《钓鱼台》,《桥刊》和《纽约香港学生月报》,普度大学的《新天》和《日出》,在OKLAHOMA
大学的《星火》和 《西南联合通讯》,此外在加拿大的有Regina,SASK
的《保沙通讯》和 《莽原》,Alberta省的
《国事》,在欧洲的有《欧讯》 (西德)。在北美洲出版的一些非手抄本性质的钓/
统运刊物有 《台声》,
《海内外》,《台湾人民》,《台湾杂志》,《联合》和《东风》等。以上这些列举主要为了帮助说明一下当时海外此一运动的面貌,内容自非齐全,还有些学校/
地区有活动,但并未发行较正式的刊物,如 Tulane大学, Louisana州立大学和Austin德州大学等。
从这些刊物的名称看来,也可推测到这些刊物除了在讨论保卫钓鱼台
及中国统一问题外,有很多篇幅在讨论文革和中目的社会革命,台湾问题
,台湾社会和台湾乡土文学,也是常讨论的题目,之於五四运动,第三世界,西方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上义等问题自然也会涉及,当时也有些朋友想离开校园的
"象牙之塔"
去探看一下美国的华埠问题,也有朋友热心到想去帮助华裔的小朋友们----如Mich.州一些朋友办的《小读者》,
香港留学生自也谈起香港社会。再为避免涉及太广,在台湾、香港因钓运而辫起的一些刊物在本文尚未列举,可以这麽说,自1971年4月后
"中国统一"
已成为此一留学生运动的最主要目标。因此而常有的活动如在各校园放演中国电影如
《东方红》,《红旗渠》,《创业》等,极力宣扬新中国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如何以愚公移山般的精神自力更生前进。不时举行中国近代史学习及讨论会,并讨论台湾的
(二二八事件),台湾乡土文学,及台湾独立问题:
同时在一些校园有揭露 "台湾特务的 "斗争。1974年起再有保卫西南沙群岛问题。留学生组团回中国去访问也日渐普遍。此外也普遍收集,出版有关钓鱼台,西南沙群岛,西藏,台湾等地的历史文献资料。直到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留学生这股热情开始有退潮现象,但仍有些校园或地区将此运动一直持续到
1980
年左右。这一运动能持续十年,实非当初参加的朋友们所能计及的,且天下本无不散的筵席
,一个海外留学生运动能持续达十年确已够长了。不过,钓鱼台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中国仍未能统一…---历史的进展自难以完全依循一个个人或民族的主观愿望的。
三、回顾与反思
在海外 (主要在美国)参加这一运动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其中又以所谓"外省人"
(即在1949年前后自大陆逃到台湾的一群大陆省籍人的子弟)较占多数,但这人数上的差别绝不表示来自香港和原籍台湾的留学生比较不够积极或不重要。来自香港的同学在钓运初期起的作用
更特别大----因为他们较少所谓的 "白色恐怖",至於在1971年紧接著而起的统一运动中,台籍留学生所起的作用更特别明显,如前所述那位在芝加哥大学学物理的台籍苦行僧同学,他并不大喊统一口号,但他和他的一群朋友确充份利用了芝大的东方图书馆及对台湾社会的了解而印刊了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关于台湾当局和社会的资料,对台湾乡土文学的介绍更功不可没,他本人也同时被认为保钓运动的
"元老" 之一,因为他来美后仍帮忙台湾
《科学月刊》的发行。以台湾大学学生和校友为主组织的
《科学月刊社》和 《大风社》等,在北美有根广泛的联络网----这确是海外保钓运动能如速推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位台籍同学如困飞机失事而去逝的陈怛次,他为人诚恳寡言,但谈论很清晰,时有独到见解,他曾联系一批朋友创办
《台声》杂志。他在伊利诺大学取得过法学 Ph.D.
学位,另有一位很好学也很有才华的台籍同学,在1971年自台一到美后立即参加钓运动,1975年他曾和友人一起去中国大陆访问,返程时发现他带回不少中国文史书籍,而不是一般纪念品。他并将加拿大移民局给他的
interview通知谢退了,因为他说毕业后决定要去中国大陆。他的回国申请等了两年才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批准。他去了,其间他曾出国工作两次,但事后又皆回去了。自然也还有其他相当多位可以特别介绍的台籍留学朋友,因篇幅所限而不能一
一道及。再以上特别提出这几位台籍友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出生,成长在台湾,祖籍也在台湾,但为何他们会对
"中国"
这两个字这麽有兴趣?在同时,又为何有不在少数的,出生更 "道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对 "中国" 二字反而失去了兴趣? (请留意,在此
"中国" 二字的历史文化意义大,政治意义很少,)
事实上当时有少数校园保钓会的台籍成员人数超过外省籍者,甚至有些原主张台独的同学也改变观点参加过来。
另有一位外省籍留学生,他是笔者在大学的同年级同学,他在美国匹茨堡及伊利诺两个大学各取得一个物理学和电脑的Ph.D.
学位,但困他的 "亲共" 活动 (即主张中国统一)而无法在美找到工作,结果他带著一家大小在加州Oakland
市的黑人区开了一家 TV
修理店,待生活安定了一些时他即让一位有类似遭遇的朋友去他那里跟他学修
TV (那位朋友是学生物的),而后他把这个店也让给这个朋友了。
从以上这些叙述看来,这些参加过钓/ 统运的留学生----特别指其中来自台湾的——是否真如某些方面一再所说的是收了中国大陆方面的钱或
指使,或者是想为个人夺什麽权或名而这样做的呢?因此,这些留学生参与的动机和时代、社会背景是很值得回顾一下的。
在钓运初期曾短期参加过的张系国君在前曾提起过,他在1978年出版
过一本谈钓运的长篇小说
《昨日之怒》,困他参予的时间甚短,其内容也暂不置评,但该书封底内页的介绍上说
《昨日之怒》为张系国耗时多年的长篇小说力作,以民国六十年(1971
年)前後发生在美国的钓鱼台运动为背景,点染海外知识分子的爱恨及强烈的家国之思。杜鹃位血,李陵悲风,允为当代中国青年生死慷慨之见证。这段话很带情感,但也颇触及一些事实----如
"爱恨及强烈的家国之思",但这些朋友的作为经历自不能相比黄花岗诸烈士,所以
"生死慷慨" 则言之重矣!以下即对参加此一钓/
统运的中国留学生的动机作一概括性的回顾和反思,但事实上既不能概全,也必有偏颇,因此言明是以作者人的了解出发:
(1)是五四运动的延续:
在1909年 (民国/八年)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发起的 "五四运动"
的导火线是为了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因是时北洋政府让曹汝霖,陆宗舆二人经手的 (西原借款)和章宗祥签订的
《中日军事协定》让这群师生直觉得国亡无日。在历史文化深层方面则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当时社会的许多习俗礼教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而需要澈底检讨,是以由西方介绍进来一位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 (科学),和向西方社会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在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氏立即派遣当时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于蒋经国去苏联会见史达林,要求订立中苏友好条约,
而以外蒙古独立为代价之一。宋在退国后立辞外交部长职,此约乃改由王士杰签订。到台后蒋氏出版
《苏俄在中国》一书将失去外蒙的责任推给中共,笔者来美后第一个暑期在纽约市打工,即在哥伦比亚东方图书馆内查出事实真相,当时震惊得几乎整天忘了吃饭。在今年五月29日
(126期)出版的 《中国时报周刊》海外版上 (该刊发行人余纪忠长期担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也读到陈立夫氏在他方近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中提及此事,陈说他曾谏言蒋氏不可应允此约,以留将来转还余地,蒋氏拒绝此建议,但也不说明理由。此一事件真不知让多少由台出来但肯去查查中国近代史的留学生从此失去了
"历史的童心",困而对如今出现的钓鱼台主权争执
,及来日台湾能否与中国统一的问题非常惊觉。张系国君在1984年出版的一散文集
《英雄有泪不轻弹》中《挑战与因应》一文谈到 "……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以为还是
'中国应该如何现代化?'
的问题。中华民族民族近百年所面临的挑战,从鸦片战争,五四,北伐,中日战争……。一直到现在,仔细分析起来,还是现代化的挑战
。……。"
不错,这些留学生们来到海外后仍在不时思索这些问题,他们很不满意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依赖,在社会、文化方面对西方盲目模仿性的发展,到海外
(特别是美国)后对西方文明,所谓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对当时60年代美国青年激烈反越战,反传统生活价值的运动又有进一步的体验或刺激,困此他们对五四当年向西方找现代化途径的作法开始怀疑,而对杨振宁和王浩两位教授在当时回中国大陆访问后带回来的感想一时非常
"神往" ----以为一个真正新的理想社会己在开始实现了
。笔者在当时的一次飞航旅行中曾遇到邻座一位在中学教书的美国老师,
他也说: "很惭愧,你们中国社会现在在做的很多事,我们美国社会根本还没动手"。再则当时这些留学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西方强权的严密禁运和围堵非常感到愤恨,对新中国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真正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又感到非常骄做。
(2)是对台湾社会的反弹
自 1949年蒋氏父子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以来,即一直在进行一件对历史很嘲讽的事----即一面天大在高喊
"反攻大陆"
但大小官员和芸芸众生的实际作法是将子女先一个个弄去美国留学,移民……,办好一切"退路"
。笔者当年曾在台湾最有名的一所中学毕业,也曾考入台湾最有名的大学,但为了
"反攻大陆" 为了 "拯救中国文化,消灭向苏俄投靠的 "汉奸"
而去进台湾的海军军官学校。但在到达台湾南部海军左营军区的第一天即感觉是上当了,借一时已无法离开,一等就是三年半以后
。再记得笔者在台湾念中学和大学时皆曾遇到过几位在史学或国学上很出名的老师,他们在上课时不时说中国大陆的
"丢失"
与抗日战争后大陆青年太过现实有关,又一再表示中国文化如何高深伟大,但事实上后来知道其中一位的女儿因考不上大学而被家里逼得两度自杀,另一位在台北的皇冠杂志上去函登载说他的公于在美学化工,现为美某大公司高级工程师,专研制供太空用的塑料,绝不会去纽约打工云云
(因当时有一册小说记载一位流落在纽约市打工的留学生的遭遇,此留学生的姓名不幸与这位教授的一位公子相同)。再台湾当时社会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大学自落得像些幼稚园,再大学毕业后除留学外也没有多少出路,因此稍有理想一点的青年知识分子皆时时在盼望一个
"窗外" ,到海外后又不免更兴起 "无限家国之思"
,自己不时有 "无根的一代" 和 "花果飘零"
的感觉。文革期间对新中国社会的许多宣传确让这些留学生好像一下摸到什麽根似。
(3)是对中国传统理想社会的响往
那十年里大家真化了不少时间,以相当虔敬的心情去讨论文革中宣传的中国新社会,新价值观念----如消除劳心与劳力,以及城乡的差别,男女平等等等,大家真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人在开大玩笑----一全世界可曾看过任何其他地区出现过像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样场面吗?当时中国国内确曾有许多知识分子在追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并常常很诚心地自责。此无他,因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皆在不断追寻一个被认为是人类真正会达到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这个社会不必用任何新名词去描述,就是
《礼运大同篇》中所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
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于,……。
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是谓大同。"
这不是一篇最动人的社会主义宣言吗?因此对文革中的一些口号我总好像是在那里见过是的,一直到1976年以后才渐渐知道口号可能仍只是口号。
到后来我才一点点地体会过来,为什麽有那麽多的中国人对孙中山先
生这麽怀念,他一生努力,但远没有达到成功。他也并非完人,但他说过
: "有十人之力服务十人,有百人之力服务百人。"
这表示他对人类很多天生的不平等现象有很深的同情,如智力,体能,家庭,生长环境受教育机会等等,因此他绝不会去鼓励
"有十人之力就吃十人,有百人之力就吃百人。"
同时他淡泊个人名位得失,因此他非常关切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只顾一己,一家,或身边一小团体,同时他也绝未曾为一己一党的权位得失而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
孙先生临终时在遗嘱中仍不忘提起:"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钓鱼台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呢?如一时真找不到,而有关政府当局又不可信赖,则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只有靠自己来奔走呼号了,因为这一类的事总不能靠一般商贾或街上推车,卖浆的朋友去办吧。
"十年"
过后,才渐体会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单纯得可爱,但同时也有点可怕了----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对理想社会太过响住,固而对钓
/
统运当时所能知道的新中国社会几发乎近似宗教性的信仰,崇拜。这种
信仰和崇拜是使此一运动能一口气持续十年的主要原因,谈到这里,也想到所谓
"偏左" 和 "偏右" 的人们是有些基本的不同----前者一生常常向
社会的下层去看,而后者常常向社会的上层去看。因此, "左",
"右"二词和赞不赞同中国统一并不本质相关。
(4)是受到60年代美国反越战,反传统生活价值的影响
这点在前面已提到过了,这种在当时几乎大天眼睛可看到的直接影响是很难避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自古以来即以为有以身
"载道" 的传统
吗?此刻番邦小于们皆如此有赤子之心,我等若一心仍 "书中自有美人窝
……"
,真何颜去见江东父老?确实当时在亚非拉美欧各大洲有不少进步青年皆对中国所宣称的新社会非常敬赞响往,再据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没有那位在联大的演讲者赢得过比当时中国外长乔冠华氏更多的热烈掌声。
(5)引对我个人来说生活上一大变化是在钓/统运后我对 "左、中、右
"
的报刊皆肯看了,更能倾听别人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也不敢对事,物轻易下结论了,确实体现眼前的世界是愈来愈复杂了。
好,暂回顾到这里。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此一社会
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皆有关,鸦片战争,五四,中日战争……。等等皆已成中国近代史实,不会再因后来的社会发展而产生大多了解上的变化
,但笔者深信今天自台湾来美的留学生即使再遇到钓,夫台问题的新一回含
,反应必大为冷淡得多。困为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了,无可奈何!在那卜年里,参予运动的人们是会经常面临各种压力或威胁,其他所谓的
"群众 "
常常会因白色恐怖或其他原因而有意或不得不躲避这些运动 "传教士"
。
冷嘲,热讽或造谣中伤更在所不免。但运动里的朋友们大多皆能忍受下来了,
困为他们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五四精神,和当时,心目中的新中国的新社会,新理想作为后盾,因而他们从心里即藐视一切反动和落后的言行和势力。他们这种精神或态度也确让台湾当局震动,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台湾社会上所能产生的最有理想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绝大多数书皆念得不错----因此他们才会有时间、精力去看些
"闲书" ,管好多别人的 "闲事 " 孔老夫子即曾说过:
"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一般朋友被几本书即压得喘不气来,那还有馀力去管那麽多的闲事。
不过,在运动的后期里,他们也往往发现有后继乏人的困难,一则运动搞得可能长了些,二来自1976年起渐发现心目中的新中国已不那麽
"新"
了,另一方面是台湾和香港的社会在近几十年里在加速工商业化,人们为谋求
"个人的幸福和自由"
的意识大增,因此更易发现任何再好的理想主义也不能换成现钞使用。所以在那十年后有人说这些朋友可能已是中国理想主义最后的一代了。
不过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是很不平常的…一他一定能像火凤凰般地在
历史的烈焰馀烬里不久后又会得到灿烂的新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 *
写到这里,笔者觉得必须很虔诚地感谢一下他的父母亲,岳父母,妻,姐妹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孩子。
因为笔者完全不顾家庭生活瞎混了近一辈子,而他们仍没有遗弃他,还有笔者也非常感谢多位在笔者非常困难时而伸出援手的朋友们。
笔者父亲出身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一期,於1949年底在西昌为人民解放军所俘虏,而后多年存亡未卜,因他一生出奇般的清廉,到台后母亲带著几个孩子生活得真正家徒四壁,但台籍岳父母仍答允将他们锺爱的长女嫁给我
(岳丈家当时也非常穷困,有一时他长期生意失败并患气喘,全家只此长女在台大医院任护士而有点收入。)长期以来,俩老还不知道曾给过我多少帮助和照顾。再如前述笔者多年无力养家,口袋稍有几两银
" 又得应付"
革命急需,他的妻子虽也抱怨,连朋友也说这样的丈夫是可以不要了,但她仍然没有抛弃他。
来美三十年来笔者尚无机会回台探亲,母亲在台多年来一直住在最小的一位妹妹家里,由她夫妇照顾,也从无抱怨。在这三十年里只很短期地
见过母亲两次:一次在1971年,再次在1987年,每次皆只有短的几天,那十年笔者昏头搞革命,在台家人自也不免受牵连,但母亲在1987年来美看我时仍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我还带他去学校看我每天做清洁工的地方,她也在那里很高兴地照了几张相,她只说希望我能早日学校毕业",而后陪她去大陆故乡看看,她回台后的次年即患老年人骨质疏松症,而后背部必需用铁架撑起才能走路,再说到现在我仍没有机会陪她到江西故乡去看看,但她也仍没有在电话里说我一句。
笔者只有一个男孩子,1982年送他大加州一理上学院就读,但确无钱给他,以后也"一直没钱给他"
他不但不曾说什麽,还一直在关心我的一切,再到1973年笔者才获悉父亲早于1953年即在大陆病故,如果他能在世更长一些,听或看到我一生所做的一切,不知道会有什麽评语?
我想他也许仍不会说什麽,因为父母亲一生皆没有要求看过我的成绩单,再我的母亲跟本就不晓得几十年来我在学校念些什麽或现在在做些什麽,好像她就一直很相信她的孩子他爱她,他也爱他的相国。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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