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分裂与合作

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分裂与合作

陈子明

    这里所说的精英分裂，主要指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分裂。权力精英就是执掌著以及随时可能执掌各级政权的一层人，特别是指其中最有思想见地、能决定政策指向的那一部分人；权力精英有时也称为政治精英。所谓知识精英，就是在知识分子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威望、最有影响力的一层人，特别是指其中具有政治意识，能够左右思想潮流那一部分人，关于精英概念的深入讨论，我们留待以后进行。

    在各类社会精英之间存在矛盾与某种不协调，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常态，但由矛盾而上升为高度的紧张关系乃至分裂，则应视为社会的病态，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这种社会的不正常状态反倒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新旧知识分子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与清朝政府的水火不能相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学界领袖与北洋政府的尖锐冲突，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坛巨子与国民党政府的激烈抗争，都不仅是个别人物的孤立的活动，而是反映出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的分裂。建国前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携起手来了，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大有希望的征兆。然而，从1952 年院系调整，批判和取消「资产阶级伪科学」（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学说以及自然科学中摩尔根的基因学说、波尔的互补原理乃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开始，二者之间的关系便从诚心诚意的合作转变为相互戒备提防， 1957年「反右运动」后则进入了持续的紧张状态。改革初期，紧张状态曾经一度松弛下来，出现了难能可贵的政治认同，并有希望重新发展为真诚的合作，但这种希望转瞬即逝。不过，紧张还不等于分裂，因为在一个长时期中，知识精英中的不满、抱怨、愤懑、怠工乃至对抗，尚局限于个人活动的范围，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思潮，更谈不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威胁。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由紧张而发展到分裂，是在1987年以后，特别是在 1988年以后。

    1．裂痕何来

    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分裂的由来，可从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两个层面上分析。表层的原因就按照事物发展的其体轨迹寻觅到的偶然性因果关系，深层的原因则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作用、地位以及对于它们进行社会处理的反应。

    在当代中国知识精英中居于领袖群伦地立的仍然是那个在延安时代成长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这个团体在八十年代初的内部分裂，然后其主流派（这不是根据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高低，而是根据其人数及弟子的多寡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来确定的）与政治决策层的疏远、分离和对立，是决定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关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的生长点，然后从这些原有理论的生长点上长出新的分支和结出新的果实。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八十年代前半期一直努力进行著的探索。然而，他们每一次找到的理论生长点，尽管不一定与现实政治斗争有多少直接联系，也不一定就必然要引发什麽社会动乱，但总是在没有经过认真的理论探讨的情况下，就遭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而被扼杀。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寻找马克思之义理论生长点的比较重要的尝试就不下十次，但每一次尝试都没有能够突破政治的藩篱。对这些会试的评论本身就能杨成一篇很长的文章，这里暂时按下不表，以免枝叉太多影响突出主题。这种际遇使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感到病苦与失望，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他们几十年来最寂寞的十年。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引进与普及的年代，五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的年代，六十年代是批判与改造苏联三十年代红色教授学院所制定的一整套理论模式的年代，七十年代是雕啄、诠解、再认识和否定无产阶级冬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年代。在这些年代中，对于理论工作者都有相当的倚重，理论工作者也总有许多全新的领域可以涉足。然而，当他们积四十年经验与教训，正信心十足地准备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时候，却被决策层乃至全社会打入了冷宫，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被当作多余的人。事实上，不论是希望维持现状的人还是希望改革现状的人，都要求他们闭嘴。前者是害怕他们破坏理论殿堂的完美神圣，后者是担心他们带来无谓的麻烦，干扰和影响静悄悄的变革。尽管在 1984年认可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但是理论突破口仍嫌狭小，不能容纳整个理论兵团的作战。虽然在 1987年又开始提倡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理论的研究，无奈此时已经师老兵疲、强弩之末，理论工作者以往的士气瓦解久矣。

    不论某些理论界人士目前的政治态度如何，如果说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从延安时代培养出来的理论队伍中的一大批头面人物，思想解放运动的绝大部分精极参与者，就已经处心精虑地要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把中国拉回到殖民地道路上去，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但是，疏远确实会让人产生猜忌心理，也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周恩来同志所倡导的交几个知识分子朋友的工作方法，在八十年代是被忽略了。如果还有几位朋友的话，不是早已远离理论前沿的老先生，就是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最多不过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只有胡耀邦同志道与一些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保持著较为融洽的友情。因而，当胡耀邦同志下台以后，特别是当他去世以后，这部分理论工作者就像一支断了线的风筝，脱离了与政治决策层的最后的感情和政治的维系，随风飘逸而去。

    再来看一看经济理论界，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学争妍斗艳，一枝独秀的奇观，但好景亦不长久。在经济理论界中，约有半数的人赞同所有利改革优先论。在非专业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中，持此论者比例还要大一些，至少占到四分之三，因为这一学派的理论从外表上看更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部分理论工作者曾在政治上与胡耀邦同志有较密勿的联系，因此在胡耀邦同志下台后，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即受到沈重打击，对于改革前途普遍持悲观失望和等著看笑话的态度。与前一种人持不同观点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底本与十三大选出的所领导班于政治上较为靠近，但是，在接连达到高层的埋怨和责怪之后，他们也感到心恢意冷了。许多积极参与 1985年改革总设计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曾经以经济「智囊」自诩的中青年学者，普遍对于 1988年的价格与工资改革态度冷淡，并且纷纷出国游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所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包括双轨制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与通货膨胀的出现无关，认为把板子打到经济学家的屁股上来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狭义的社会科学，例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等等，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名誉，不再认为是「伪科学」了，但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与它们本身的发展潜力和在世界范围的科学园地中所占据的位置是极不相称的。大多数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这些学科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发挥它们的政治咨询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在 1985-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中，主要不是依靠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依靠一批经济学家，就是这种状况的很好的写照。

    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对于权力精英在遇到政治经济危机或困难时就把责任推诿于人或嫁祸于人的传统作法是极为反感的。 1957年前后，本来是党内领导屠多数人对毛泽东同志过于冒进和标新立异的作法有不同意见，使他处于孤立地位，而通过「反右运动」，毛泽东同志又巧妙地掌投了政治主动权，使「大跃进」运动得以顺利出台。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同志不得不退隐二线，但通过对文艺界、理论界「黑线」、「黑帮」的深入「揭批」，又一次掌握政治主动权，终于「炮打司令部」，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靠 1975 年所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摆脱了不利的政治处境，也是首先在教育界打开缺口的。在许多知识精英看来， 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集中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难，群众中孕育著不满，政府不能对此反躬自问，深刻反思，却把它归咎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挑拨教唆，这就是一如既往地把知识分子当作了替罪羊和牺牲品。至于当时展为流传的某些领导人的说法，例如我们有四百茵军队，还对付不了一百万大学生嘛。不论件言是否确有其事，产生的社会效果是进一步恶化了知识分于与权力精英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感情，反而鼓励了激进思潮的萌发与蔓延。

    从深层原因上分析，则可以看出中国的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都尚未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对于自己和对方的社会作用和能力，缺乏客观的、清醒的讦价。

    从权力精英方面来看，他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进步并不需要不同的社会阶层亦步亦趋，事事合拍。任何一个具有活力的健康的社会，都需要一种苏格拉底那样的「牛蛇」，需要一个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思想超前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还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把知识精英视为附在自己或他人「皮上的「毛」」。反过来也就是说，他们还缺乏胸有成竹的政治自信心和谙熟通达的政治风度，缺乏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和麻烦的政治程序的经验，缺乏运用政治泄气阀，缓冲簧和稳压器的技能。

    从知识精英方面来看，他们往往过高地估量自己的理论创造能力和社会改造能力，过低地评论政治上中府路线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他们既不愿由自己来承担理论试验失败的政治责任，又不能体谅权力精英最终决策时的精神重负和孤独感。他们缺乏「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书生治国，一事无成」的自知之明；不了解折冲樽俎、调和妥协的政治艺术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不懂得理论的潜能必须经过政治的杠杆才能变成现实的社会力量。他们往往不安心于挖掘理论的潜能，而倾向于越过或取代权力精英，像通常的外行那样慢不经心地启动危险的政治机器。结果，一方面在自己的学问领域里不求甚解、滥竽充数；另一方面却忙于在别人的职能范围内越俎代庖。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失衡，造成阶层的错位，使得理论、政治二者都难以达到水准和走上轨道。我们知道，一个社会阶层的作用不仅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更取决于它的实力。社会科学界在解放初期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力量，全国的专业研究人员只不过一二百人；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光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五千多人了。而社会的权力结构还没有来得及反映这种社会力量的提升。我们不必强调法学专门教育出身者在西方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垄断地位，只需从戈尔巴乔夫的法学士资格中就可以看出新趋向的端倪；而我国的正牌法学院毕业生目前在省司法局长和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恐怕还不占多数。我们也不必列举西方各国内阁总理、部长和高级文官中经济学博士、硕士的比重，只需指出七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的总理多半是经济学家也就足够了，当然比这更有意义的社会科学家（广义的，包括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在这些国家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比重与作用的增加；而我国目前经济学家当部长的只有一位，社会科学家进中央委员会的好像也只有一位。是否也需要经过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才能完成权力精英出身结构的转型呢？

    即使我们暂不考虑知识精英在全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而只限于考虑他们本身的自治地位，情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西方国家学术界的自治地位，已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英国皇家学会等，都是举世闻名的学术堡垒，其教授会和学术事务，完全由学术界人士自主决定。苏联学术界的自治地位，六十年代也已经得到官方的尊重。尽管赫鲁晓夫一度想要扶植李森科东山再起，结果却在科学界碰了个头破血流。另外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纵然苏斯洛夫执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之牛耳三十年，作为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十五年，但终于没能在身前实现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夙愿。而在我国，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院长的安排，基本上还是政治考虑放在第一位，科学家的意愿只能作为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干脆不建立最高学术机构，人们千呼万唤的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也始终是筹而不备，踪影全无。

    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仍然受到严格的行政和政治限制。譬如，在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尚允许南朝鲜学者在不事张扬的情况下研究「全斗焕下台后的韩国政局演化」专题；而在同一时期，国务院枝术经济中心奉命组织「 2000年的中国」系列研究，在洋洋洒洒、面面俱到的上千万字研究成果中，偏偏对于「 2000年的中国政治」一字不提，当然不提不等于没想，不过，背著权力精英而时地里的所想所思，自然不会同在与权力精英促膝把手气气中的所思所想如出一辙；前者难免偏颇，后者自然平和，这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经在与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的座谈中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既然已经成长壮大，他们必然要求发挥也必定会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社会功能有偏重建设与偏重破坏的区别，其之流趋向何往，是与政治的建设计划相唱和还是与民众的不满情绪相呼应，对于本世纪最后十年乃至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都其有更大的影响。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亟需各方面人士协同努力，疏通关系，架起社会精英之间的桥梁。话音刚落不久而长安街头枪声已起，真是令人不胜怅惋。

    2．潮流所趋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或者赞成， 1987年以后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精英分裂的征兆越来越多和频繁，而且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这些征兆和表现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舆论媒体中立化，政治教育两极化，权力精英的诱发性分化，以及政治对抗的公开化。

    在精英分裂的格局下，一方面，舆论媒体受现行新闻、广播、出版体制的限制，不大可能发展为知识精英的公开喉舌（除了个别例外）；另一方面，舆论机构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虽然跻身于知识精英之列，他们也愿意无条件地拜倒在权力之下，因而，使出现了舆论媒体中立化的微妙局面。所谓的「中立化」，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批判运动中的公开或变相抵制，正面宣传中的消极怠工与不合作，边缘地带打政策「擦边球」。在实质上，舆论媒体还是有倾向性的，只不过表现得曲折委婉一些而已。在社会紊乱、人心浮动的情况下，精英分裂以及由此而成造的舆论中立，显然是大大地削弱了政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理性正义力量的凝聚感召力，给「灰、黄、黑」邪恶势力以可乘之机。

    社会精英的分裂必然导致统一的政治文化的瓦解，使青年一代面临两极化的政治教育。现实状况是：在教科书中，青年们接受一校政治教育：在课堂上，他们接受一种二元的混合教育，一部分内容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准备考试之用，一部分内容是教师个人的自由发挥，两部分内容往往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南辕北辙；在课堂外，他们又接受另外一种政治教育。历史证明，在现奇政治较量上，权力精英几乎总是稳操胜券；在争取下一代方面，却常常不是知识精英的对手。因为双方术业各有专攻，所以也必然会在不同的领域里各领风骚。人的思想是不能由权力随意剪裁的，而只能是文化长期熏陶积波而成的。而权力本身能否长久，则需要由人心来衡量，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古来明训，得人心必先得士心，这也是一条规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权力精英与知识将英联手对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二者不能达成谅解，那麽未来的政治文化，必然是按照知识精英的意愿来塑造的，而不会根据权力精英的命令来刻划。但在精英分裂格局下塑造出来的政治文化，很可能是扭曲变形的、充满仇恨的、并不利于民族昌盛、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

    精英分裂在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方面的影响，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代人才见分晓。知识精英的主流倾向一旦形成，在现有权力结构中，就会引起反响。在权力精英的不同年龄层以及同一年龄层的不同集团之间，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反响，对于学潮的态度， 45岁以下的干部与45岁以上的干部， 55岁以下的干部与 65岁以上的干部，表现迥然有异，这并不是什麽秘密。一个不妥协的知识精英集团的存在，不论它是人声疾呼还是沈默不语，也不论它存在于国内还是国外，广场还是密室，都必然会诱发权力精英的内部分化。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八十年，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分为文武二途，其有不同的社会出身，例如湖北红安县农民出身的将军与哈佛、剑桥留学生出身的教授缺乏共同语言。因此，二者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必然更加扩大和强化。

    与上述几种间接的形式比较起来，政治对抗的公开化是精英分裂更直接和更突出的表现。1988年4、 5月间，党内理论界权威人士在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是精英分裂的转折性标志。在这些发言中，知识精英的领袖人物明确无谈地宣告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此后，一些在共产党内担任职务或身党员的理论界人士开始毫无忌讳地评论时政、臧否人物，而不把党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表态放在眼里。记得有一位担任过很高的党内职务的老同志，就曾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场合指出，对党内左的错误的寻根探源，不能停留在1957年，起码要追溯到1949 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乃至更早。讲话之坦率令一些与会者包括笔者在内感到条讶。党内年高望重的「秀才」们的态度，对于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因而整个理论界的气氛为之一变，从1987年的一度沈寂转为 1988年的空前活跃。

    1988年下半年价格与工资改革的流产和空前幅度的物价飞涨，对于形势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此时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便是「危机」或「球籍」问题。围绕这一话题的种种议论表明了对于现有领导集团的领导权威和领导能力的蔑视和绝望。对于政府的态度，不是猛烈的抨击，便是冷酷的剖析，昔日「上书」、「建议」的热情已经难见踪迹。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两年来的语言表达和语句涵义都发生了变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988年底某些理论界人士所说的「我们」，便与 1986年 5月同样是这些人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所说的「我们」，不是同样的内涵。

    1989年初党内高层政治矛盾的尖锐化，给了某些知识精英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他们采取了挑战性的政治姿态，在这种情况下便发生了知识界一部分知名人士的签名运动。联名进言或宣言於表达意见方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件统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而一直到蒋介石发布「戡乱」动员令以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著名教授学者仍未放弃这一方式。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果不算建国初期政府发起的「和平签名「运动等，知名人士采用联名上书的方式披露政见，恐怕这还是第一次，参加签名的包括老、中、青三代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最其有挑战意味的还在于他们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的内容是那样的敏感。

    权力精英没有正式地去接这些知名人士发过来的球，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承认对方的参赛资格。在公开的场合，他们把这一举动视为狂妄的政治挑衅，根本不予理睬：但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受到了震动，第一次真正感觉到精英分裂问题的严重性，并授命中央统战部紧急研究和采取对策，尽量修复关系，缓解对立。正当中央统战部刚刚著手开展这一工作，并露出一线光明时，便在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中传来了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的噩耗。

    3．新的萌芽

    对于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名言，我们今天仅在凡是现实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并不一定认为它就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者顺应社会发展目标，尽管在黑格尔这样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决定论者看来，这两层意思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精英分裂，虽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客观现实，但它并非是基于某种人力不可挽回的必然性，也绝对无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在知识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种事态发展深为忧虑和不安，并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来扭转渐已形成的潮流。这样，在知识阶层与权力精英的相互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孕育著新的思想分化与重组。从1987年底，1988年 4月的几次大型理论讨论会上，透露出这种思想分化的深度与广度，并开始显现出不同于知识阶层主流思潮的新的思想萌芽的一些主要生长点和基本轮廓。

    新思潮首先对知识阶层自身作了再认识与自我批判。有别于传统的「士」的中国新知识分子，诞生于动荡的世纪之交，《新青年》的崛起标志著它步入青春期。在它天真烂漫的总角之年，深受西方赫胥黎、尼采、柏格森、巴枯宁等人思想的感染，充满了活泼泼的生命力，以及指点江山、目空一切的自负和自我中心倾向。北方吹来的十月劲风后，它在接受俄国新思想、新文学的同时，也接受了从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那里遗传下来的过于凝重的自我否定意识和赎罪的快感。经过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炼狱中的九死一生，出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几十年前的启蒙老师又被请了回来。萨特、加缪、马尔库塞这样一些新的导师也受到顶礼膜拜。自我赎罪被扬弃，自我崇拜再度膨胀起来，知识精英们满足于奔走呼号，指手划脚，云山雾罩，海闻天空；科学理性受到藐视，非理性主义汹涌澎湃；扎扎实实的学术基本建设几乎无成绩可言，对于国情的了解和研究也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少。新思潮向人们呼吁，知识阶层既要有自尊与自信，也要有自知之明，经世济民先须有格物致知的真本领，讲究职业道德，尽到社会责任，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建立与其他阶层的良好合作关系。

    新思潮在审慎地回顾了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后，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经济改革是其和革与变奏，经济发展高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服务于经济发展：因而被有些人称为「发展派」，「发展派」同时认为对于现行经济体制的状态描述与机理研究要优先于对经济理想模式的勾画。无论你把市场调节机制的妙处勾画得怎样淋漓尽致，如果对于当前的「紧运行」经济体制一无所知，不晓得从何处下手转轨变型，那麽就无异于海市蜃楼，画饼充饥。「发展派」又强调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机制建设、经验积累与技巧掌握，而反对过份突出微观与个体积极性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作用。

    新思潮在全面地考察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强调政治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协调同步，起到保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治发展第一位的目标是秩序与稳定，其次才是参与与自由；因而被有些人称为「秩序派」，以区别于作为知识精英主流的「民主派」。「秩序派」反对滥用群众的政治热情，强调政治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搞「跃进」，要先完善，后创新，正如他们反对在经济上搞粗放式经营，在原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生产能力开工不足的情况下滥上基建项目：他们也反对在政治上粗制滥造，很难想像，在连原有政治的简陋政治机器尚难以正常运转的技术工艺和人员素质条件下，能够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复杂政治设施与政治系统。在政治创利方面，他们强调制衡重于参与，主张先稳定在现有的参与水平上集中精力完善政治机构的内部规则与相互关系，为更大规模的参与打好基础，确立典范；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和民主训练提高全民族的政治参与素质。他们多次与「民主派」辩论，反对无条件的「民主崇拜」，反对不合时宜的参与方式与盲目扩大参与规模，反对马上实行作为多元政治基础的普选制。

    新思潮在社会文化领域强调民族精神、国家利益与社会共同体意识，根据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在一个长时期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首位，以达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赶超发达国家的国家目标，反对超前地、片面地突出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因而被有些人称为「国力派」，以区别于作为知识精英主流的「自由派」。「国力派」主张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政策，扩大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分配与再分配职能，高举社会公正旗帜，保护低收入社会阶层。他们赞成扩大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增强内部竞争动力；反对扩大职业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紧张关系与相互敌视，削弱社会共同体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的社会心理基础。他们主张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要保持中国伦理社会的固有优势，珍惜纯朴的民俗民风、和睦的人际关系、中庸的处世态度；在积极引进契约精神、个人责任与社会竞争的同时，不要轻易丢弃天伦感情、集体保障与社会和谐的传统伦理规范。他们不主张盲目迷信，但也不赞成犬儒主义和彻底的怀疑论，认为应以科学态度对待信仰问题，窥察它的神秘奥妙之所在，利用它的社会净化之功能。人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社会不能没有共同信仰。他们呼吁社会精英在保护政府分歧的情况下，共同承担起抵制社会世俗化狂潮和「黄文化」泛滥的社会责任。

    有些人把新思潮的种种观点概括地称为「稳健派」的「保守主义」哲学，以区别于主流派的「激进主义」哲学，这种概括尽管并不准确全面，但也不无道理，而且事出有因。去年初，笔者曾在几个场合指出，中国当代中青年知识分子不仅应当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保持献身改革的满腔热忱，当前尤其应当认真培育一种过去欠缺的、理性的、稳健的新保守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不应盲目崇拜群众与群众运动、坚持无条件地站在民众一边对抗政府的一贯立场；而应当一不媚上，二不媚众，使自己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成为一种精神的凝聚力量和社会的粘和剂。第二，在对待传续与未来的关系上，不应盲目崇拜未来，迷信机械的社会进化观与直线进化论，坚持彻底反传统主义的一贯立场：而应当立足现在、珍重传统、慎择未来，争取少交「学费」、少走弯路，宁慢勿站，更不要「进一步，退两步」。第三，在对待「破」与「立」的关系上，不应「崽卖爷田不心疼」，侈谈「不破不立」、「破宇当头，立在其中」，一味求新、求洋、求全，并坚持革命便于改革，改革优于改良的一贯立场；而应当奉行不挖尽旧的制度的潜力就不轻易地破，不验明新的机杨的功效绝不草率地立，能不破时尽量不破，可不立时酌情缓立的慎重态度，用一分力量破坏则用百倍力量建设，一砖一瓦地积累建设力量：人才、经验、规章、成例，由量变到质变。

    由于新的思想萌芽本身特有的慎重态度，它不急于展开自己尚未成熟的系统观点，即使如此，它已经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种发展苗头虽然尚不被权力精英阶层所知晓，却引起了知识精英主流派权威人士的重视和忧虑。由于倡导此种观点者以第四代知识分子为主，有人企图通过第二、三代知识精英与第五代人的直接衔接，来压制和挤垮新思潮的崛起。正如在权力结构中不可能实现某些人所设想的第一、二代权力精英与第四代人的跨代权力交接一样，在理论领域里也不可能建立第二、三代知识精英与第五代人的共有压倒性优势的神圣同盟，新的思潮虽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它充满生机与自信。

    知识精英主流派中第二、三代知识分子，大多缺乏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与知识的基本训练，其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有不少也已滑入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之亚流；第五代知识分子虽然对于现代西方思潮有相当的了解，但似乎过分偏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卡夫卡等非理性主义之一隅，换一个角度来看，前者生不逢时，进入研究盛年时正赶上一个连统计数字也没有的年代，除了几本过时的俄文书之外又与当代科学世界的文献资料基本上绝缘，不少人连一门外语也没有掌握好；后者涉世未深，对于人生、世界还隔著一层玫瑰色的雾，政治经验尤为缺乏，而理论发展不仅需要学问的根底尤其需要生活的阅历。为了尊重事实起见，笔者虽忝在第四代知识分子之列，也只得为他们美言几句。尽管在第四代知识分子中不大可能出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但他们却正是出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好材料，他们既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又共有现代科学的素养；他们经过上山下乡、参军、做工，一些人还出了国、留了洋，对世态炎凉并不陌生，对世界大势亦有所知晓；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反对凡是派的斗争和「竞选运动」，逐步从激进和浮躁转向稳健和深沈，而不像他们的师长：由于心理反弹与自我平衡需要的缘故，正在反方向地从以往的矜持和怯懦趋向激烈和急躁。因此，新的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相信，知识精英主流倾向的激进化只是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只要坚持科学理性的精神，坚持立足中国、面向实践的学风，坚持理论交锋直趋核心，不讲情面，对事不对人，搞学派不搞宗派的原则，扭转理论界的潮流指日可待。

    作为历史大悲剧中的一个小悲剧，正当这一场理论交锋紧锣密鼓地摆开阵势的时候，便被更加火爆的战场硝烟掩没了。当然，这只不过走推迟了预定的交锋时间。凡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的事情，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的，不过具体的演员、场景和台词因为时过境迁，会有所变更罢了。历史不会永远上演悲剧，永恒的悲剧从来只属于个别的生命与灵魂。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气质心态的深刻变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跨过的一道门坎。这道门坎如果过不去，精英分裂的局面如果长期待续下去，那麽，中国就注定还要在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大门外多徘徊等待一个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