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葡萄、甜禁果几其他

酸葡萄、甜禁果几其他
一对中国大陆现状的一点评论

艾川

    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过这则著名的「酸葡萄」寓言：一只狐狸够不著葡萄却说「葡萄是酸的」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开完事。一直以为这则寓言是在嘲讽个别人个别时候的自我欺骗性满足心理，从未想到它同中国大众的生活历史有什麽关系。

    后来念了人文科学，而且漂洋过海读了更多的所谓「西方哲学」，终于发现竟有哲学家对这则家喻户晓的故事做了耐人寻味的剖析：这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它不再想吃葡萄；它之所以不再想吃葡萄，是因为它认为葡萄是酸的；它之所以认为葡萄是酸的是因为它吃不到葡萄。简言之，退只狐狸的心满意足是由于不自觉地消极适应环境，降低自己的自由和自主意识，减灭自身的愿望和追求所造成的。奇妙的是，如果我们用是否心满意足来衡量一只狐狸是否幸福的话，那么这只狐狸是幸福的：它可能如愿以偿地吃到了草根、树叶，吃不到葡萄是酸的—— 它本来就不想吃酸葡萄。这种情况可以称作政葡萄效应。

    我们可以稍稍发展一下这则寓吉：几年以后这只狐狸吃到葡萄，终于知道了葡萄是甜的，比它以前赖以充饥的草根和树叶香美多了。但它这时却自觉很不满意了。吃葡萄打开了它的味口，它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尝到：菠萝、香蕉、苹果、哈蜜瓜、弥猴桃、甚至还有鱼脆、燕窝、天鹅肉 ……同样，如果用是否心满意足来衡量一只狐狸是否幸福的话，这只狐狸现在是很不幸福了：它还有那多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吃不到葡萄时是幸福的，吃到葡萄后反而不幸福了。通过适应环境限制而形成的欲望稀少，麻木不仁带来了幸福，而环境改变、自由增大，追求增加反而造成了不幸福。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荒唐结论。我们自然可以想到，这种幸福标准是存毛病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幸福与否不能全由是否心满意足来衡量。当自由程度很小，主观愿望低微，个人追求稀少的时侯，用心理满足与否来评价幸福程度是没有什麽意义的。因为，自由本身就是构成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人比狐狸高明多了，人类社会也因此复杂得多。但平心而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确经历了几十年的「酸葡萄」时代。我们不想听西方的人权理论，因为我们认为那是虚假的，欺骗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想要现代的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那是错误的，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行将倒塌的「上层建筑」：我们嘲笑三权分立制度，以为它争争吵吵，「效率不高」；我们鄙视慰籍心灵的各种宗教，因为我们坚信那是麻痹人民精神的「鸦片」；我们甚至不要求有一点起码的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更不用说汽车、洋房，因为我们被告知那些东西是使你不得不继续为资本家卖命，遭受剥削和压迫的「陷阱」……多少可悲可叹的「酸葡萄」心理！往事如梦，不堪回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当到了不少甜头，但也遇到了禁果。显然，狐狸所共有的禁果问题要简单得多：不是所有的果子都是对它有益的，吃到毒果，不但不合增加福利，反而会由此而丧命。但人类社会的禁果问题，则会不可避免地带上社会结构的特征。中国人现今所面临的禁果问题是什麽呢？本文将把那些现行法律、政策和制度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补作禁果。大略说来，这些禁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以牟取暴利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如拐卖妇女儿童、制造假酒假药、拦路抢劫、绑架、贩毒等等；另一类则是人们本来应该有自由去做的，却在实际上遭到禁止的一些事情，如怀疑和批判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新闻舆论自由、私人办报、自由结社、游行示威等等。

    有句俗语说：「禁果总是甜的」。甜禁果与酸葡萄适成对比：后者是「吃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前者则是「被禁的果子定是甜的”，反映的均是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有趣现象。诚然，从酸葡萄到甜禁果，人们的心理自由度增加，自我追求域扩大，不满足的感觉增强。但是，这也孕育着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吃到葡萄后的狐狸大概常常忘记了已经得到的葡萄，转而一味想望尚未得到的果子。已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人们，也常常对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视而不见，却在自觉地或不自觉饱受各种不满足的心理折磨。人们常把自己在吃、穿、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改善看作理所当然因而熟视无睹，满视野中只是各种物价的上涨，每日谈论的更是别人比自己发得更多一一自己其实吃了亏；加之，人们在言论和行为方面的自由度的增加反而使放松后的限制显得更加不合理，不公正，令人难以忍受，因而亟待破除（如新闻舆论控制和城乡户籍制度）。不少人要麽是在怨天尤人中随波逐流，消极混日，要麽则去迫不及待地品尝禁果：品质低劣者走上「黑」道，为了发财致富而无恶不做；心怀理想者却希冀一场盛大的革命摧毁中国的「巴士底狱」，一夜之间实现自由民主，开出一片新天新地。对比酸葡萄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作甜禁果效应。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提示，一个专制政权进行社会改革之日可能正是她激起社会动荡的危险之时。甜禁果效应无疑在其中起著作用。从酸葡萄到甜禁果，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其中欠缺的是历史的必要发展过程。刑事犯罪分子不必我们说了，对于他们只是一个依法惩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极易变成激进主义者。他们不能耐着性子去做点点滴滴的累积性工作，不想做妥协，不愿意等待，想望在一举行动之下完成社会变革。不用说，这里体现著人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但也折射出焦急、无奈、浮燥、偏颇和不成熟。赶风头、赶时髦、赶浪潮、投机取巧，一心钻营者层出不穷。唯独那些静下心来路踏实实地从事各种建设性工作的人弥足珍贵，却少之又少。

    有人可能疑惑：既然有些东西本来是人们应得的，即本来不应该是禁果，为什麽不能争取立即得到呢？不错，控制别人的自由的人自己往往亨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禁止别人享有某些东西的人自己往往占有很多。这些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问题在于，首先应该追求什麽样的自由，首先应该享有什麽样的好处，首先应该体现什么样的社会公正，对于这些问题，处于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观念的人总是共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谁都不愿做妥协，不愿做让步，不愿在继续合作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并在其中自然地演变和改善自己的观念，那麽大家势必打成一锅粥，搅得一团糟，连已经得到的好处都有丧失的危险。一条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船只能在继续前进中不断修补，谁想硬要打烂所方的旧船板全部换所之后再走，等待他的不外是船毁人亡的结果。毫无疑问，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效果上看，一个民主政体都要比一个专制政体好得多。但如果打烂一个正在改革的专制政权得到的都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军阀混战的话，那就大失所算了。在前者你毕竟还有一些有限的权利并可以逐步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在后者你将丧失一勿，甚至你的生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带给人们的却是今天我杀你，明天你杀我，断头台上轮番来的恐怖景象。是人控制了历史的境遇，还是历史的步骤嘲弄了人？

    邓后时代的逼近，给中国社会平添了一层不安祥的气氛。各种政治、经济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期待着一展身手。从事改革的人们要注意到甜禁果效应，没有必要高喊着一批空洞的口号而涌上街头。但更值得人们警惕的是，近来出现了一股强而有力的复辟主义思潮：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装上所谓「第三只眼睛”和「第四只眼睛」来看中国，贩卖的却是一种回到强制主义路线，残酷禁锢广大农民、严格控制知识分子的陈年老货。这些人代表的是现今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他们自己的不合理权益和进一步攫取更多权力的需要，他们绞尽脑汁地想要把人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重新监控起来，使人们回到酸葡萄时代。

    有人谈认为这股思潮具有一定的大众基础，那就是中国人看到了东欧解体，苏联崩溃后人民的生活景况后，大都希望中国稳定发展，不要出乱。但这正是人们意识到甜禁果效应的有害性之后想避免之的可喜表现，它与想要回到强制主义轨道上去的看法相距何止万里！从事改革的人们想要稳定发展和避免甜禁果效应，乃是要稳步扩大自己的自由，自主和福利，以免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而希望回到强制主义的顽固派们则是剥夺人们已经得到的一点自由和自主，让他们吃了几颗果子之后冉回到心满意足的酸葡萄时代，重新由别人来主宰他们的命运。这些长著「第三只」或「第四只眼晴」的「超人」们，虽然有时也用了「民主」，「改革」这些字眼，甚至有时还装模做样地讲，「人民是主人」之类的语言，但骨子眼儿里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理常做主子发号施令，别人则只配当奴隶服服贴贴。他们咒骂中国农民太「愚」，要成为祸害，得把他们严厉禁锢在土地上；又痛斥中国知识分子太「贱」，给脸上头，其「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而且「违背历史成了中国知织分子的遗传性疾患」。

    真不知这帮「老爷」们心目中的历史究属何物！我们所具有的一个历史常识倒是，中国的历史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残酷压榨广大农民，严厉镇压异议知识分子。这些统治者本出身于农民，但他们的可怜的历史和个人局限性使他们从没有认识被统治者也是人，也是有尊严，有自由，在人格上和道义上与统治者平起平坐的，理应受到尊重的道德主体；这些自以为是的统治者及其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更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权威绝不是来源于因为他们是什么「天子」，「大救星」或「青天」之类，而是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允许和同意。由于他们不把别人当人，总认为一靠枪杆子镇压，而靠笔杆子欺骗就能得一统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因而也一概没有逃脱因为不把别人当人，所以自己或其子孙也终究做不成人的悲惨命运。由奴隶变主人，由主人变奴隶，「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一部中国专制史始终走不出这可悲又可笑的恶性循环.

    自由是人的本质之一，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酸葡萄状态的。在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应当避免甜禁果效应，要从事扎扎实实的建设性工作。但谁要想把人们重新拖回到酸葡萄状态，等待著他的必定是自由、自主的人们的合理的惩罚。

    9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