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上的相知共识消融政治歧见
美国莱斯大学中国文学助理教授 钱南秀
作为耶鲁海峡两岸协会一员，我今夏得以随该会其他十多名成员访问台湾。到达台北的那一天，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值名歌手邓丽君出殡。邓丽君猝然辞世，海内外华人同声衷悼。我虽谈不上是她的知音，也不免随之黯然，这样的同情共识。自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文同种的华人，当今世界的最大族群。对邓丽君的歌声或热爱，或好感，或共呜，而痛惜她的英年早逝。这理由简单而自然。
然而政洽却渗透进来，大陆媒体冷调处理，台湾这边却是越炒越热，终于到了党政首长扶柩致祭，青天白日旗垂棺护灵，中央日报其它各主要媒体特发社论专评，指邓丽君终生未曾涉足中国大陆，是拒绝为中共政权演唱，中共独裁统洽一日不亡，邓丽君一日不会与之共踏一片土地。其大义凛然，堪为全体艺人之表率。
然而，冷调处理未必能冷却大陆民众对邓丽君的怀念，当年小邓的歌声进入大陆，本是通过民间管道。大陆政府提倡与否。影响不了民众对小邓的自发感情。同理，台湾方面对小邓的政治化，也未必能升华民众对她的悼念之情，相反却把她和民众隔离开来，将本属于全体华人的民间歌手，缩小为某一部分华人的政洽符号。试想”粉白浅紫环绕著的情影，与国旗垂护下的灵柩，哪一件更令人可亲可近？
邓丽君生前未去大陆”这实在是她个人的选择，将之拔高到爱国大义，似有强作解人之嫌。而且，联系到目前两岸都很关心的统一大业，孰得孰失，似应更有一番计较，台湾有关方面以邓丽君作表率，提倡艺人不去共产党统洽下的大陆演唱，拒绝的究竟是大陆政府还是十二亿大陆民众？邓丽君去大陆与不去大陆，哪一种作法对统一更能产生积极影响？台湾朝野所津津乐道的“小邓胜老邓”，这出了文化效应冲击政洽统洽的真谛，而效应的产生，仅是由于小邓的声音，如果小邓本人也去了大陆，那冲击力相去何止以道里计！
于是余有感焉，在今日两岸关系每每於政洽层面陷入僵局。以经济互利与文化共识来冲击文化解政治歧见，似乎是更为有效的办法，经济方面，因不属本人研究范围，不敢建言：文化方面，倒可陋陈一二，一是以文化上的相知共识消融政治歧见的可能性，二是如何来做。
海峡两岸，同文同种，五千年的文化史，造就了大家在思想感情，饮食起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种种方面的共同之处这种种共同处，往往形成一种超越利害关系的凝聚力，举一个也是在这次访问中见闻的实例，某日午餐，席间有
KTV
助兴，出乎意料的是，在众多港台歌曲之间，突然夹播了一曲大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相当流行的“血染的风采”。只不过其中出征将士告别亲人的场景，由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移到了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前：而人民解放军的对越反击，则换成国军秣马厉兵的画面，乍看之下，使人不胜突梯滑稽之感，然细细玩味，却又令我十分感动，四十多年前的兄弟萧墙，鏖战的烽烟早已在历史的进程中淡定·如今的台湾子弟，哪里会去细究人民解放军的来历？他们从这首歌中体味到的，是好男儿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慷慨，是为国捐躯的豪情，这种情怀，超越四十多年前的两军对垒，而直接一两千年以上的汉唐气度：“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倘若不幸（倘若！），再次出现国共两军的对抗局面，两边战壕同声高歌“血染的风采”，那战事将何以赓绩？
政治往往是暂时的权力较量，掺杂太多的私利和私利支配下的肮脏交易、因而政治往往带来纷争，带来不协调，而文化则源於长期的和平积淀，是族群相濡以沫的产物，就其本性而言，政治是离心的，而文化是向心的：政洽是人为的，而文化相对来说是自然的我并非宣扬政治无用、历史的悖论是，政治带来纷争，而纷争又往往靠政治来解决·当政洽纷争居难不下，同文同种的文化，其向心作用便突显出来·七十年代未，邓丽君的歌声，挟带著大陆民众睽违已久的爱情与离愁，平凡然而真挚，一夜之间便冲垮了共产党经营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防钱。泻人大陆的千家万户，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的向心作用和对政治的冲击力。
那麽，紧接著的问题，便是应该怎样来做·民间的交流，当然最为切实可行，听说云南邀了九族文化村的山胞歌舞团秋天去演出：而台湾这边，每月都有大陆剧团过来·我在台北的那几天，上海昆剧院刚刚谢幕，上海芭蕾舞团正在登场，江苏京剧
院又将开锣·更有两岸的歌仔戏演员同台演出，切磋琢磨，这幕后的协调安排，都靠了三民主义大同盟和海基会在支持，海基会焦仁和秘书长提到安排两岸文化交流常常赔钱，但也强调精神所得不可以金钱计，台湾的观众得以领略大陆艺人辛苦保存的中国文化传统，而目前经费普遍不足的大陆剧团，也可稍稍解除后顾之忧，专心技艺，更重要的是，如果两岸大小剧团，推至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乃至个人，都这样跑起江湖来，对两岸的思想情感交流，会起何等的推动！僵化的意识形态分歧，会轻易地为文化上的共呜所打破，比如国立台北故官博物馆不陈列徐悲鸿的作品，这是不够陈列水平，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困为徐当年追随共产党，有关人士心有戚戚焉，但最近却有民间画廊，将徐悲鸿的奔马介绍给台湾观众，给予相当评价，从而将徐的政治态度与艺术造诣区分开来随著民间交流的日益广泛，政府的支持扶助便很必要。
中央日报社论在这种时候提倡艺人不去共产党统洽下的大陆，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潜意识中，大约还是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在作祟，所谓汉贼之分，从来就是少数统洽者争正统的话头，与升斗小民无直接干系，为什麽要拿少数人的政治争执，来限制大多数人的交流愿望呢？
另一件重要的工作，则需要两岸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来对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探讨。目前两岸的政治歧见，大多肇源于双方各执一种意识形态，自然很难取，得谅解和一致，然而平心而论，任何一方手中都未必握著百分之百的真理。这里暂不做复杂的理论上的解释，仅就常识而言、任何理论均产生于一定的时空条件，因而也就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很难全盘照搬到另一时室之下。两岸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其形成距今已分别有百年之遥，还要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未免有些胶柱鼓瑟。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再次独尊儒术，以此作为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种主张，自有其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不容忽视。但不要忘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洽和等级制度，以及至今仍支配著两岸领导人思维模式的正统观念，也正是建立在儒家的伦理教化系统之上。
海峡两岸眼下正经历著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大嬗变时期大约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可以对目前的情势给出全面的解释，遑论引导！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化常引发思想体系的改革，回应时代的需要，知识分子们对已有的，新进的，外来的，各种思想体系进行考察与整合，而形成新的思潮，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便产生于这样的氛围，遵循这一规律，是否可以说，今天整个中国也到了这种时候·形势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组合和解释中国原有的精神产物，诸如儒，道，佛三家；同时也应反思近一百年来破门而入的种种西方思想，反思它们对现当代中国政洽文化经济的参与与干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这样的能力和气魄。对全世界的精神财富进行整理扬弃，为我所用。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创立又一种新的体系来垄断中国人民的思想。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某种思想体系，一旦成为统洽思想，便与权力紧密接合，成为剪除异己的工具。历史上以意识形态杀人的例子还少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眼前的情势作出恰当解释，从而对未来的发展给予适当指导。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形成另一种悖论：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流入肤浅与盲目；一味以僵化的理论来钳制，又将封杀实践的主动发展。这就需要知识界的参与，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进行不断的观察与调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弱化固有意识形态对思想的禁锢，打破两岸在这方面形成的僵局，把注意力引向对实际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事实上，目前两岸很多知识分子在做这个工作。随著八十年代初大陆经济改革的开始，大陆学者也对意识形态问题开展深入探索，为此在六四前后付出血泪代价，台湾方面的情况我不太熟悉，但此次赴台，也看到不少可喜现象。在访问理律法律事务所时，进门迎面是四块匾，赫然写道
“归朴自然无为不争”。
如此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用以装点专兴争讼的律师门庭，似乎匪夷所恩。所长陈长文先生的诠释，却使我体味到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传统思想迎接现代挑战的苦心。中国传统社会相信“无讼不争”，把律师看作“讼棍”，“刀笔吏”。但另一方面，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运作中，特别是世界性的商业活动中，又不可或缺·如何调整这一矛盾，令中国传统社会较、为顺遂地加入现代运作？理律所的创立者们尝试用道家思想指导法律事务，指出：自然合理的事务不必强争，强争的事务必不自然合理。理律所为台湾法律界翘楚。相信他们的成功。必然受益于这一独特的经营思想。而他们这种不拘一格，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思想方法，则为上文提出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调整，提供了良好范例。这一思想方法，照顾传统情绪，面对世界环境，解决实际问题。其结果必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从而消融歧见，达到一致。
必须说明，通过经济的互利与文化的相知共识－－共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取得，则相知有时亦可消弭成见－－而取得的统一，与单纯以政治手段取得的统一很不一样。后者难免以强势取胜，往往统而不一，隐患丛生。而前者也许未必有非常明确的统一形式，但却是族群的自然融合。相信这样的融合，才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利益。
商彝周鼎岂无声？
血迹泪痕浸史成.
汉武嬴皇终有尽，
琳琅华夏永传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