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情·雅皮士·嬉皮士·理想主义
——写在令同、增益二兄回国之际
艾川
令同、增益二位都是休士顿中国文化学社的成员，笔者有幸与他们相识、交往，并成为朋友。令同兄已于八月底打道回国，增益兄也已收拾好行囊，即将启程。再一次想到他们的这一选择，不少零零碎碎的想法一下子涌到嘴边，尽要一吐为快。
近一、两年来，留学回国者有所增加，但相对说来仍然少之又少。少便见怪，怪则议论，这是人之常情。对于这些极少数回国者，常常有一高一低两种论调。高调云：「爱国主义，光辉榜样」；低调日：「混不下去，只好回国」。笔者思虑所及，颇不明白为什麽一定陷入这两种调门儿之一。但要是把这两种论调用在令同、增益二兄身上，若说连一点儿边都不沾，能言好辨者恐不肯善罢甘休。说得也是，人类语言的神通广大之处，把不大沾边的事情拉扯到一起的例证，倒也不用费力气找寻。
若让我说，这两种论调套在令同、增益二位身上都不够准确。对于这一立论我确能提供一些佐证。
其一，这二位都能理解，爱国主义并不在于一定回国与否，事情固因时间、地点、情势、人物和作为为转移。有些人呆在国外，其爱国情操反而显示得更真、更切、也更实。
其二，从这二位的主观表现上看，他们并不准备扯著嗓子大喊「中国万岁」，也不打算放开喉咙高歌「社会主义好」，他们并不想以这种「可爱的」姿态来成就一番回国事业。的确，令同、增益二兄并不像某一些中国同胞，他们人到了美国，必讲中国多麽黑暗，中国的文化多麽可恶，中国的人民多麽丑陋；而人回到中国，则定谈美国的制度多麽虚伪，美国的犯罪多麽可怕，美国的生活多麽艰难。逢场作戏是人的一种固有才能，若能得到额外的奖赏，这种才能常常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所幸，令同、增益二兄尚未培养好这种才能。
其三，若说他们在这里已混不下去，那也让人费解。令同兄学文，得新闻学硕士；增益兄学理，得生化学博士；前者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后者在一家公司搞研究。报社未见行情下跌，公司未闻销路不畅。加之，两人全部精明强干，在本职工作上颇有一套，有上司和同事的评价为证。有什麽混不下去的呢？
其四，退一步说，在中国留美人士中，「回国」其实不是「混不下去」的逻辑结论。沾毛泽东的光，中国的「臭老九」们早已斯文扫地。洗碗、洗衣、卖汉堡堡，倒胜点儿东西，干什麽混不了一口饭吃？哪怕你真的是想做学问或搞专业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咬牙跺脚地说：「我是主动下海，乘风破浪……」
不，令同、增益二兄井非如此。以笔者与二位的接触来看，对于他们的回国选择的最准确描绘应是：这是一种真性情的表现。说到真性情，有人可能又会断然大喝一声：「少来这种文绉绉、玄乎乎，一无用处的东西！」以此便具备了全部的真理。的确，现代社会中的不少人以为，凡是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使的东西全是无用的，而无用的自然是不该做的，不要想的，不必说的和不需写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每个人却似乎都有某种真性情。这种真性情不是超脱人间烟火的理想，或骇世惊俗的抱负，她不过是人生的一些欲望而已。关键在于，这些欲望可能比纯动物性的吃喝拉撒睡这类欲望略为宽泛和长远一些，它们总是涉及张三、李四或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想学点什麽，想干点什麽，或想成就点什麽，因而会使我感到快乐、满足、幸福，得到一种意义感、价值感和终极安慰感等等。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作一种想望，一种追求，或一种理想。
这类理想，追求或理想在某种环境中可能会由于主观、客观的种种因素，而难以实现，因而需要换一种环境来做做。令同、增益二兄之选择回国，其实也就是这麽简单。
问题在于，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真性情，许多人则并非如此。
现在这个时代，工业化、商业化、技术化和专业化包围了人，侵蚀了人，定向了人，重塑了人。不少人在这种时代范围中丧失了真性情的率直表露。过去中国大陆有句口号，叫做。「社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没想到阴差阳错，这口号在一个以个人自由选择著称的国家里。从一帮智商颇高的中国留洋人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什麽专业最容易找到工作就转学什麽专业，什麽专业能赚更多的钱就琢磨什麽专业。什麽兴趣、爱好、志向，早已抛到不知哪个犄角旮旯，漂到河处天涯海角。
平心而论，这原本无可厚非。吃穿住行，日常人伦，哪一项不得用钱？信誓旦旦地强调不爱钱的人，往往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做夸张。孔老夫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本也肯定了「爱财」，不过是要求「有道」而已。问题在于，现代社会整个呈现一个雅皮士俗文化的大舞台，上演的剧目那麽固定、那麽规则、那麽相似，让人不免生厌。
西方近二十年来兴起了雅皮士阶层，他们一般说来精通一项专业技术知识，年薪丰厚，小车漂亮，往房宽敞，均说得上是年轻有为。他们不再有任何超验的宗教信仰，也不做理想的道德承诺，按时上班、下班，准点吃饭，度假，待人彬彬有礼，有时会会异性朋友；讲究营养，外加身体锻练。所有这些，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本身。
天可怜见，命运乖巧，中国留美人士们荣幸地加入了美国雅皮士的俗文化行列。不同在于，中国人这群新雅皮士们毕竟成「士」时间短，修炼不到家，碰到尚未雅之成士的同类，每每按捺不住得意之色，不像老雅皮士们，不管心里怎麽想，嘴上总能带著微笑发出「困崔斯汀」（Interesting）
的声音。中国新雅皮士们渴望你能寻问他们是干什麽的，他们会以貌似平常、实质优越的方式告诉你「磕平头三思」（Computer
Science）或「大饱姨」（Electrical Engineering）之类。笔者初到美国时，是费了很大劲儿追回才搞清楚这位「大饱姨」是何方人士的。实际上，这种半生不熟的，连同已经老道有成的雅皮士文明，透出的整个只是一个「俗」字：其俗在骨，俗不可耐。
令同、增益二兄大抵不高兴加入这一俗文明之中，他们归向了大洋彼岸。
大洋彼岸的情形如何呢？据说，那里现在是一片商海大潮，其势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十二亿人民个个脱掉长裤，想望下海弄潮。遗憾的是，那边的技术力量，往房条件，餐馆服务等等，还远远不足以培植出一个雅皮士阶层。那里独领风骚的，主要是一群嬉皮士人物。
嬉皮士之区别于雅皮士，在于前者受教育稀少，还没有养成彬彬有礼的习惯；社会机遇也大不同，因而他们都有投机钻营、冒险发财的劲头；小暴发户一个，见的世面本来有限，因而不免以灯红酒绿，奇装异服来出点小风头；他们还不懂得讲究营养，维护健康，更不具备多少性学知识，困而常常暴饮暴食，贪恋异色。
给定令同、增益二兄的教育背景，他们恐难以成为一方嬉皮士首领。
那麽，他们回到中国后，能做些什麽，会做些什麽？
常听人说，老三届是中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代。这话或许有些道理。怛认真说来，理想主义者在任何一代都只能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是把随波逐流当作追求理想罢了。举例说来，在六十年代天安门广场的大串联红海洋中，能出什麽真正意义的理想主义呢？最近就有一位老三届作家在问：那些被知青们的一窝蜂地回城运动而抛弃了的农村女人们和孩子们，现在怎麽样了？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绝不人云亦云，阿谀奉承，但也不必我行我素，孤独奋斗。他们完全可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老乡们的话说，一步一个脚窝。但理想主义者毕竟不能把所有浪漫的诗情抛得无影无踪，固为理想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必然是诗人。以中国地域之大，还是否留下了接纳这种诗情的空间？
近来一位最出名的中国散文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船往来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但我相信，不管还留下几个诗人，那一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会只有商情，不会只有政情，她还会有诗情，还会有人情。
那是一片复杂而神奇的土地，那里有「避席畏闻人字狱」的为难，也有「著书都为稻梁谋」的可怜；有「斑竹一枝千滴泪」的悲残，也有「红霞万朵百重衣」的美丽。那里，不再会是一个声音，一种动作，一项行为。
理想主义者也需要人间的温情，需要亲情，爱情和友情。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令同、增益二兄在回国的途中，代价将不会太大。
95年9月于休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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