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记  

卢璐

    1969年，备战备荒一号通令，把全国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统统关进“五.七”干校。天天在原本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上修理地球，把泥巴从这里搬到那里，“深挖洞，广积粮”，上海在奉贤圈了一大片荒地，挂上了“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牌子，把所有报社，电台，出版社，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东海只滨，美其名曰“搞好斗批改，打击帝修反。

    《新民晚报》“连部“门口，新开号一条河。集中好几天，由一百多名精强青年挖成，很深，水很清，撒泡尿，当然是男的，表示无声的抗议。河开到宿舍边上，离农田十万八千里，荒唐！
   
    寒月的分，刮在脸上似刀割，穿多少棉袄都不顶事。但偏偏我还掉进河里，在这个夹紧尾巴做人的年代里，制造一椿新闻？

    那是一个冬日早晨，晚报全体开会，中间休息十分钟。好多人拿出沾满泥巴的套鞋到河边来洗，我也凑热闹，正弯着腰想刷鞋时，感到脚底的泥慢慢在松动，说是迟那是快，整个身子瞬时滑倒，跌进河里。

    “有人掉进河里了，快来救呀！“旁边立刻响起了求救声。

    我没有挣扎，也不喊叫，只闷着头往下沉，透一口气，喝进一大口水，毫无反抗。身上穿的大棉袄裤，还有棉鞋，都不重了，轻飘飘的，滑溜溜的，很奇怪，在这生死关头，我欲没有丝毫恐惧感。

    河底亮堂堂的世界，啊！耀眼眩目，光灿似锦。这么亮，也不冷，真是个好地方！

    “生命就要完了吗？”我来不及想这个问题。老实说，活在这个折腾没完没了的年代里，生和死的意义已经模糊不清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没有挣扎，也不呼救，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沉。眼前好亮好亮，从来不知道河底竟有这么亮！

    前两天，出版社一个“牛鬼蛇神”条粪坑企图自杀，电台一个受审查的女干部悬梁被救，我们晚报一个财务人员服农药急送奉贤医院。轻生的例子层出不鲜。可是，我不需要解脱自己，却误投死神怀抱，怨哉枉也。

    生命置之度外，倒是想到手上戴的名牌手表，浸了这么久时间的水，防水性能该是世经过考验的了。“咕嘟，咕嘟”喝吧，喝吧，反正透几口气要呛一口水，自动化了。

    终于，有人跳下来救了，拉住我的衣领，不时冒出水面，大叫：“救命，救命啊！”我想：我掉进河里是活该，你又为何来？听声音是专案组的徐泽，晚报经济组的记者，一位来自安徽的地道憨厚农村汉子，虽同事几年仅为泛泛点头之交。

    “唉，你看样子也不会游泳，救什么人呢？何苦来呢？”我惋惜，继续吃水。

    岸上，有人脱掉棉袄下河，抓着徐泽，徐泽死死抓牢我，三个人相继到了陆地。晚报所有人都站在那里，我觉得害臊丢脸，好象也没呕吐，立刻飞快奔回宿舍。褪完水的棉袄裤突然重了，迈不开步，有人拉我，我推开她们，力争自己快步走回宿舍。

    推开满是霉味的草屋，我才委屈得想哭出声来-想起刚才惊险的一幕，想起家里刚刚才一岁的儿子，想起七旬高堂父母，茫茫世界，无人怜惜，不禁悲从山来。

    同事帮我脱下衣服，一本毛主席语录跌落下来，湿透了，烂得看不清了字迹。我保留它，是我在干校出生入死的见证。

    这时，我开始感觉彻骨的冷，向我袭来。躺在床上，打颤震得双人床格格打抖。同事把所有可借的热水袋全部放在我被窝里，仍不能给我一丝温暖。

    我清楚：这冷自内心发出，无药可医。

    激烈不止的颤抖，使我嘴唇合不拢，讲不出话。但我还是示意让同事出去看看徐泽怎么样了。我知道徐泽患有严重气管炎，发作起来夏天要围巾保护喉部，这下该不会送奉贤医院了？

    “徐泽可神气拉！披了军大衣，在连部门口踱来踱去。好多人围住他，夸他气管炎救了运动健将一命，应该在干校史上记上一笔。”同事们都知道我得过全国网球冠军，荣获健将称号，大使我下水不会游泳却在此蒙羞，无地自容。

    工宣队连长那个斜白眼姓刘的，来到床前，蔑视了一眼，说：“要不要回上海去？在家里养几天？”

    平常，干校每月才放四天假，在家里和儿子，父母相聚的没一分钟都象是黄金般的可贵，哪怕多呆一会儿都好，但是，今天这个人睨斜着眼，赐予我心中最渴望的亲人团聚，这不是同情，是侮辱我的人格。

    突然，我愤怒得停止了激烈的打颤，猛地坐起来：“我不回家！决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