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杂记

     王胜  

三人行

    办好了登机手续，正准备去候机楼，满脸疲倦的柳飞舟手里拿着几卷墨渍未干的《北美行》杂志，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我的跟前，郑重地把它们交给了我，再三嘱咐想办法交给在国内的几位老会友。一听说我受国务院侨办的邀请回国参观，程炼主编及柳社长加班加点，赶着出版第二十八期杂志。并在他们的软磨硬缠下，印刷厂破例在这天的凌晨三点赶出了六本。社长又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专程送到了国际机场。几本杂志凝聚了文化学社各位同仁的许多心血。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这也只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幕。

    到了旧金山已是午后。在这里转中国民航的CA986航班去北京。由于飞机的机械故障，在机场足足耽误了二十八个小时。十年前我也是坐这架飞机来美的，那时可是全新的。时间是耽误了一些，却也因此结识了同行的两位博士。一位是从休士敦医疗中心回国工作的耿军博士。另一位是在硅谷作事的严永欣博士。耿博士志向远大，表示这次回国要作一番事业，听了使人心动。严先生早在七、八年前已是休士敦的新闻人物之一，颇为活跃。到现在，他谈起民主，依旧是那么执着，但却也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态度。由于生意的缘故，他常有机会回老家，每次回家，都有公安局的官员请他吃饭。他说:"只要有饭吃，管他谁请。"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他怕我们误会，又插了一句:"别看我，其实比你们俩还爱国。"我对这句话深信无疑。我们三人尽管思想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这次回国的目的也不一样，但大家天南海北倒也谈得很投机。从他们当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其实，我们三人也代表了留学生们不同的方面。不管如何，大家都有一个公同点，都希望家乡繁荣富强。

    吹起牛来，时间就过得飞快。还来不及酝酿感情，领略一下去国又还乡的感觉，我们已随着人流进入了虹桥机场。进了机场，心情反而紧张起来，因我的因公护照已经过期，这次拿的是旅行证，朋友们都忠告我，可能会遇到麻烦。进不去还好，万一出不来，老婆孩子怎么办?另外，也不知要不要挨一针验血，我从小就怕针头。据说，虹桥机场对日本回国的留学人员是一个都不放过。后来就为这事，我们访问团的日本代表蔡建国(蔡元培的曾孙)专门向中央领导提了意见。我的一位朋友刘志勇，对几年前在虹桥机场的一针至今仍耿耿于怀，那次，针才扎进去，广播就叫:"刘志勇拿化验报告。"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快的爱滋病化验报告。不过，我这次却非常的顺利，我看边检官员左看右看我的旅行证，就赶紧把国务院的邀请函递了上去，接着马上听到了几下清脆的盖章声，一个友好的微笑和一声真诚的"再见"。

荷花塘

    飞机到北京已近凌晨。下飞机后，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清华园。路上车辆很少，但五花八门的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校园周围的街道上更是店铺林立。可以想象，白天一定是商的海洋。昌增益、李经冒着寒风，各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大门口接我。一辆载人，一辆拖行李，不一会来到了他们温馨的小家。家在六楼，二室一厅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房子经过了精心的装饰，看起来比他们在休士顿的OneBedroomApartment还要好一些。有朋自远方来，他们也非常高兴，大家问寒嘘暖，自有说不完的话。我把最新出版的《北美行》交给他们，两位立即翻阅起来。昌兄也赶紧拿出李经最新发表的大作给我欣赏，看上去比他自己写的还得意。李经抱怨她先生一天到晚忙得鸡飞狗跳，连陪她的时间都没有。他一人既要教课、又要做研究、同时还做班主任。李经的工作稍为轻松一点，每周制做两次电视节目。因时间不对，他家又没有录像机，我无法亲眼一睹李经在屏幕中的风采，只好从他先生绘声绘色的解说里略知一二。李经担心第二天昌教授上不好课，误人子弟，忙催我们早点休息。其实，我倒无所谓，反正时差还没倒过来。躺在他们专门为我铺设的沙发床上，感到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倒也舒服地睡了一觉。

    早饭后，昌兄领我游览了一下清华园。虽然我曾在天津工作，出差常去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清华和北大。所以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们推着车慢慢地走着。穿过一排朱漆已斑驳的平房，眼前是朱自清笔下的荷花塘。我们沿着他当年走过的小煤渣路，绕着小塘走过去。尽管已是深秋，那杨柳树仍披着不少绿色。荷花是不见了，只剩下一簇簇残叶。此时此刻自然领受不到《荷塘月色》中朱老先生用月光、流水、幽径、树影、荷香所构造出来的那种孤独与宁静，那种与自然浑然一体，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境界。小塘的那边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池塘，昌兄所在的生物系就在这里。塘的中央是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亭子，亭子周围有一大群男女放着音乐在跳交谊舞。昌兄无可奈何地说："在这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跳舞"。我想要是朱老先生再写《荷塘月色》，他可能要把其中的一句写成这样了:"......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岸上那群亭亭的舞女的裙。......"。不过这毕竟是清华园，要是在别的地方，你所看到的一定是狂热的秧歌舞，听到的是咚咚的大鼓声。昌兄感慨地说:“偌大个北京城，其实只有清华是块清静的地方"。听起来有一股超凡脱俗的感觉。对他这个纯理想主义者来说，这里倒是最理想的去处。在美十几年，绿卡送上门还被他扔出去，而一心要回国为国家做点事。在这里，他还是老样子。尽管看不见荷花，可眼前的昌兄和这荷塘正构成一轴清新的荷花图。

岳阳楼

    在北京，访问团被安排在"皇苑大酒店"。一进大厅，迎面是一条横幅，上写:"热烈欢迎旅外青年学者团体负责人访华团"。一看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到了接待处，报上姓名，小姐却反问:"哪国的王胜?"一句话倒让我不知如何回答。后来才知道团里还有一位从澳洲来的王胜。那是一位极其萧洒的小老弟。一路上，我们倒也称兄道弟，相互照应，一时传为美谈。

    这天，江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问团成员，大家都很激动，早早地起床，分乘两辆客车，赶去大会堂。虽然交通拥挤，但我们有警车开道，一路上自是非常顺利，提前二十分钟来到了大会堂。进了里面，我们才知道非常随便，既看不到保安人员，也没有受到金属探测器之类的检查。趁时间还有些富余，大家到处观看、照相。不知听谁喊:"快去，江主席出来了!"大家一窝峰似的跑向福建厅，没等我找到位子，江主席已经拍着手出来了。先在门口集体照相，然后鱼贯而入会客厅，分宾主坐下。会见就正式开始。临行前侨办的朋友提醒大家不要带照相机和录像机进入会客厅，我就按要求把物品托放在门口，进去才发现，除了休士顿去的三位，其他人全都带着。看来，到哪里都是老实人吃亏。江主席兴致很高，谈锋甚健，且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从科学史谈到量子力学，从好来坞谈到唐诗宋词，句子里还不时穿插一些用词颇为恰当的英语词语，一听就知道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原定三十分钟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江主席仍余兴未尽。一篇《岳阳楼记》又把我们带入了山湖一色，气象万千的境界。我想他已贵为国家主席，在万万人之上，却也一样感慨范仲淹那种登斯楼而生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无奈，也一样欣赏那种登斯楼而"宠辱皆忘，把酒临风"的豪爽。要是每一位官员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中国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本来我特意揣了两本《北美行》准备请江主席指正，但最终没有勇气拿出来，自今仍懊悔不已。

    《北美行》没能送给江主席，但却给了不少其他的朋友。国民革命党中央主席(类似李登辉的头衔)，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女士看了很高兴，并拿着杂志和我们合影。她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也是本地华人企业家何力捷先生的姑妈。当我把杂志送给来采访我们的《华声月报》，《新华日报》等刊物的记者时，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对《北美行》非常熟悉，居然能道出几位前主编的名字。前些天收到了新出版的《华声月报》，发现上面转载了《北美行》二十八期的文章，也看到了吴迪发表的新作。

钓鱼台

    近来，国家对新移民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组织这个访华团的本身就标志着侨民政策的重大调整。由于这是第一个类似的访问团，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各部委也派主要官员和我们座谈,团员们也向中央领导提了不少坦率的意见。侨办张伟超副主任，政协万国权副主席，北京市政府，外交部等单位分别在人民大会堂，王府饭店，钓鱼台国宾馆等场所设宴招待了访华团成员。其中外交部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宴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

    我们到了钓鱼台已是晚上，无法看到远处的景物，只见车道蜿蜒在小桥流水之间。一栋栋别致的小楼，错落在林木中间。宴会厅里乾隆御笔的"钓鱼台"三个大字金光闪闪。据主人介绍，这里是外宾专用，这还是第一次在此地招待国人团体。同行的大概有不少象我这样没见过大世面的，再三问服务小姐我们的待遇如何，小姐们得体地回答:"你们有十来道菜，而总统也不过四菜一汤"。赛过了总统，大家自是沾沾自喜，一个个红光满面起来。这里的小姐们可以说是不卑不吭，虽没有饭店里的小姐那样浓妆艳抹，也没有那种永远是甜蜜的职业微笑，但服务之周到、细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据说她们都是从外地挑来的，且每过几年就换一批。我想，她们一定不是挣小费的。

秦淮河

    到了南京，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一扫在北京的那种拘谨，有唱有笑。与省委书记陈焕友会见的时候，大家已凭经验抢先占领有利的地盘，这样才不至于象江主席那次，在新闻联播里只有一晃的镜头。事后主人抱怨说他们也难得有机会和书记一起上镜头，结果好镜头都让你们给占了。江苏的经济在全国是领先的，官员们的作风也非常务实。对团员的要求尽力满足。有位在GM做工程师的团员表示想了解一下汽车零件的市场，省领导马上打电话把汽车集团的负责人叫来，单独和他会谈。在省长的宴会上，我们还巧遇了十来年前驻休士顿总领馆主管教育的顾明道领事。他现在是江苏省外办副主任，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当我把最新的《北美行》交给他的时候，他惊讶地说："办得这么好了，原来不是手抄的吗?"我记得他当时常参加文化学社的讨论会，还曾经讲过徐志摩的诗歌和生平。这次无意中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团里就有四位在校时就认识的大工校友，分别来自三个国家。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

    南京曾是六朝古都，人文景观，俯拾皆是。秦淮河畔，乌衣巷口，夫子庙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虽没有当年的"浆声灯影"，却也不缺现代的灯红酒绿。省侨办在紧靠夫子庙的"晚晴楼"招待我们。"晚晴楼"是一个老字号，其名取自唐李商隐"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之句。正厅挂了各位中央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其中吴邦国的"如归"两字虽字数最少，但一气呵成，功夫不浅。席间美酒相邀，歌舞助兴，吟诗猜谜，不亦乐乎。江南名肴一共上了二十一道。国内奢侈之风盛行，这虽是平常，但总觉受之有愧。最后，客人们也登台表演，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我们的一曲"我是中国人"也引来了满大厅各色各样人的附和。热烈的气氛使几位感情脆弱的团员流了泪。秦淮河特有的那种繁华中带有一丝伤感的意境使每人都有不同的感受。"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这是当年杜牧夜泊秦淮时的感受。

上海滩

    沿刚开通的宁沪高速公路，只用三小时就到了上海。为了方便游览，友人安排我住在南京东路的国际饭店。国际饭店是上海最早的宾馆，但现在已显得很陈旧。刚安顿好吴迪就敲门进来，她家离这很近。几天前，她听说我们休士顿去的三位和在北京的曾令同，李栋要在昌增益家聚会，马上要坐火车赶来，但因临时有事而作罢。言谈中，吴迪对她自己回国的选择感到非常满意，表示在上海尽管也忙，但一点压力也没有，生活质量比在休士顿高多了。如能在外企做一个高级打工仔，一月开个一千五到两千美金，生活是非常自在。这些高级打工仔自也形成小圈子，人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吴迪倒省却了这些麻烦，她的迪字的拼音正好是黛安娜的昵称)。每个周末一起去杭州、无锡等周边城市玩耍，花费不一定很多，但每次都尽兴而归。本来想请她这个老上海陪我逛逛南京路，但听她讲每晚都有应酬，我也就不好意思开口。吴迪在文化学社时是有名的爱玩且会玩。圈外的人说文化学社是才子佳人社，但自陈武、徐志华、曾令同、昌增益、明星等离开了以后，真正的才子已寥若晨星。吴迪、李经等这一走，更让这些老会员有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怀着一丝惆怅，一人在南京路上且走且看。行人都打扮得非常时髦，就象吴迪说的都分不出这些人是香港人还是日本人，是台湾人还是本地人。相反，象我这样的一看就知道是从美国回来的穷学生。可一路上仍有不少壮汉拦住我的去路，小声问要不要去消遣消遣。前面这段是新开的步行街，成群的小孩在溜旱冰。由下岗女工组成的乐队和文艺队在游行，演出。在这里每天都是玩不完的CARNIVAL。

    离开热闹的南京路，朝延安路走去。经过一条小街，寒风吹得我直打哆索，正想转身回旅店，但看到昏暗的街灯下错落有致地聚着十几堆人。每堆都围了几圈，最外圈的人一律顺时针排列，其右肩膀冲着圆心，靠里的那只腿微曲，外面的那只则伸得遛直。这场景让我想起雨后我家后院长出的磨菇群。我以为在卖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但却听不到嘈杂的叫卖声。我好奇地问道:"里面卖啥呢?"旁边的人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吵吵什么？"我也挤进去，摹仿周围的人把手作成喇叭状，放在右耳，朝向中心，原来最中心的那人正在用飞快的上海话讲股票。这些都是常在报纸上读到过的股民。所在的地方是白天交易股票的场所。那几天深股指数正从年前的一千多窜升到四千。难怪他们如此专心。

结束语

    在美国做梦都想回家，但站在家乡这繁华的街头上，自己又分明只是个路人。城市与社会的巨变让我们这些出来十多年的人感到非常落伍。美国就象一只真空的罐头，把我们的思想都密封了起来，想的、做的还都和从前一样。这一趟虽也圆了些思乡梦，却又凭添了许多落寞的感觉。不到三个星期，已开始想家，那个在休士顿一直被自己当做是临时住所的家。

    虽来去匆匆，却让我看了不少东西，认识了不少朋友。随笔写成这篇零乱的杂文以作纪念。并借此对邀请我们、又热情款待我们的侨办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