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个家
写在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十周年之际

                                徐海明  

    1987年的一个秋天，我和好友昌增益梅恩大道上离德州医学中心不远的一个廉价衣服店内买东西。我们俩各自挑了个牛仔帽，又选了一两件色彩鲜艳的短袖衬衣。休斯顿的秋天确切说来是一年中的第二个夏天，对不习惯象老美一样在炎炎烈日下晒烤，但又喜欢游泳的人，秋天是个绝好的季节。我和增益兄正因为计划去海边而来买东西的，牛仔帽可以遮太阳，而大花衬衫是想用来添些不拘一格的潇洒风度的。

    正当我们要付帐离开时，迎面看见一位瘦个子中国同胞上前打招呼，互相介绍以后，得知对方刚从加拿大过来，现在休斯顿大学就读国际政治。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学文科的寥寥无几，就拿莱斯大学来讲，我是经济学，也是全校六、七十名中国留学生唯一学文科的。我和瘦个子都觉得异地相逢难得，于是约好以后多联系。

    几经接触后，我们相互便熟悉了，那个瘦个子就是文化学社的大元老何志工先生。何兄是个很能干的人，当我们商定要搞一份杂志后，他很快就在休大发展了一批人士。这些人中之一就是有“校园诗人”美称的徐志华先生。何兄、志华兄和我担当起当时『北美行』的主要工作来。何兄在国内就搞国际关系，所以文学方面底子雄厚，自然由他负责大头文章，志华兄当然包揽了所有诗作，而我最无专长，就多管一些所谓散文、杂文的文章。

    『北美行』初创之时，谈不上有什么条件，所有稿件是手抄的，再复印、装订在一起、我们三人各自的稿子当然是自己抄了，外面来的稿子，如果作者未及抄写，就由我们三人分摊。我因为字迹最不上台面，所以抄写工作最轻。

    虽然『北美行』当时办得十分简陋，但当第一期出来时，我们的喜悦却不因此有丝毫减弱。我清楚地记得，但第一期出来后，我在莱斯大学的图书馆里，架子上、桌子上都没有少放，唯恐不被人发现。

    我当时虽然学经济，其实是刚刚从物理专业转过来的，因此文笔方面的底子除了自我感觉以外，实在没有真家伙。但还是因为那种自我感觉，在游子故乡的思绪背景下，促使我对『北美行』的投入，我的这种以为自己能文能武的良好自我感觉当然没有持久，『北美行』随着越来越为人所知，吸引了越来越多能一泻千言的大手笔，我自己的一些旧文字就觉得无藏身之地了。这当然是『北美行』的大幸。

    中国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十年来的成长得益舆很多能人的扶持。特别是近几年发展很大，形成了以学社为龙头的三驾马车。同时也走出了以前的小圈子，推入了休斯顿的华人社区。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在华人社区中有今日的影响和知名度，实在是许多老会员作了大量的工作的结果。

    文化学社和『北美行』的十年历程在十年来的三十期『北美行』中已写得昭然无遗了。夜深人寂，我脑子里在寻问这十年中还有什么事，我想写下来。就在我寻想之际，一种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们，想起了和他们在文化学社里共同渡过的时光。这种思念之情如同思念故乡亲人一样。

    我恍然大悟，文化学社原来一直是我的另一个家。当初一起办『北美行』原来并不只是在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下玩弄文字，我更是在寻找我归家的路。

    我素来不喜言语，羞于社交，在休斯顿的十年中不曾参加过声势浩大的协会。即使在读书时也很少参加学生联谊会的活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包括莱斯大学在内的各校留学生联谊会纷纷解散，那时我也没有加入民进组织。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些年里我始终都是文化学社的一部分。

    『北美行』前主编林汉明曾称文化学社是个理想主义团体，我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文化学社正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一点依托，倘若没有文化学社中其他理想主义者的朋友，过去那许多孤独的夜晚岂不寒冷了许多？

    就象所有家一样，文化学社给我的远远比我为她所作的多得多。文化学社伴我渡过了在美求学的日子，文化学社给了我情同手足的朋友。

    文化学社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另一个家。

                                        十月七日于NewJers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