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落芳草
周春梅
那是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被教授们以知识的名义折磨了一个学期，早就想着要走得远远的，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场。对硕士博士什么的，我并没有太大兴趣，当初苦读二十六个字母的组合拿奖学金出国，也不过就是用它作跳板去看看世界，与有的人为钱，有的人为学位而出国相比，我显得特别迷茫。不过，来了后，倒也没有去中餐馆打工的雄心，想想还是拿个硕士比端盘子于我容易些，于是在教授手底下混混，对寒暑假特别盼望。
就读的大学位于美国南部一个中等大的城市，景色奇特而美丽，在那儿呆了一年，总嫌闷得慌。这儿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州，一个保守得象是美国之外另一个世界的地方。很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儿，外游过的人，要么被外面的世界留住了，要么就否定了外面的世界回到这个他们的理想天地。沼泽地、庄园、鳄鱼、爵士乐、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和懒散而老实的黑人（不象纽约那些黑人敢抢敢杀），是这个州几大特色，让人想起那篇名著《飘》里的世界；密西西比河就在校园边上流过，能让人联想的也是上一个世纪的马克·吐温，初来时几乎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居然有这么一个赶不上时代的地方。当地人对待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有如对待外星人那样，好奇却又有距离，在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我常常疑心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黄皮肤在他们眼里颇有几分侵犯的味道。学校也有一些欧洲学生，面对美国文化，欧洲人本来就惯有几分的优越感，在这些欧洲学生身上更转化成了好似落魄中的高贵感。听他们讲欧洲电影比美国的如何开放，裸体海滩如何地不算一回事，去他们的派对见识他们嬉皮式的无聊寻乐。一起看了一场令我瞌睡的日本电影后，我对这帮人也失去了胃口。
所以，早在暑假到来之前，就与在纽约读书的好友艾敏约好了，去她那儿吸吸大都市的空气。考玩最后一门课的第二天，我就高兴得云里雾里地飞向美国的大苹果。飞机降落时，但见城市上空有几分乌烟瘴气，却让我有几分亲切感，觉得这好象中国的上海和广州似的。
记得第一夜两人就狠聊一阵，谈什么“出国就好象上了贼船”，从此便与“边缘人”结下了不解缘，有点左右不是人的感觉。越扯越有几分惶惑，好在也有累的时候，一倒头，惶惑都消失于无梦的黑睡中，第二天起来，很有兴致地去看自由女神。到晚上，艾敏带我去大学附近的一个大学生成堆的酒吧，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李伊曼。
一跨进酒吧，就看见一位年龄二十多岁的东方女孩与几位西方的年轻男女在一张桌子上围坐着，她手上端着一杯绿绿的酒，正在那儿笑盈盈地讲着什么。她长得很好看，一头几及腰际的长发，穿一身色彩灿烂而又丝毫不刺眼的无袖连衣裙，腰上一条黑色的皮带，手上脖子挂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在这个西方人居多的酒吧里显得很突出，我一进门，她就吸引住了我的眼。即使在纯粹东方人的地方，她也会显得突出的，我心想。她先向艾敏挥手喊叫，艾敏向她也挥了一下手，然后附在我耳边说：“巧了，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李伊曼，又在酒吧里泡着聊大天了。”
艾敏告诉过我，李伊曼是她在纽约大学的一个比较接近的中国留学生，还谈得来的一个人，尤其提到她爱结交各地的人，但中国人除外。她拉我走了过去，并与其中一位看上去非常英俊的男孩子点点头招呼：“嗨，杰申。”然后是一番相互介绍和寒暄，知道他们与艾敏都是一个大学的。
我正好坐在李伊曼的对面，有机会慢慢打量她。她的脸属于那种端庄鹅蛋型，不大不小的眼睛很黑，睫毛不细不浓地给人以清丽之感，嘴唇微微地翘得很好看。她的化妆并不浓，几乎察觉不出，坐近了，才发现她戴的首饰是印第安人式的，脖子上的一串项链有着偏暗的红、绿、蓝、黄、黑等发着幽光的不透明的杂色玻璃珠子，珠子的形状很不规则，被半颗米粒那样小的黑珠子间断着，绕了两圈长长地垂到胸前；左手腕上一条不算细的纽麻花式的金链子，接头处还细细短短地悬吊着一绺；右手上的手链是丝织似的，用暗红、黑色和天蓝色编织的很特别的图案，正好手指那么宽，也是印第安人的装饰品；没有耳环。李伊曼让我想起三毛在美洲旅行时的拍的一些照片，异国风情很浓，但她显得年轻活泼，身材比三毛也偏娇小些，更没有三毛的沧桑风尘感。
这个酒吧的陈设与我那个大学附近酒吧的陈设差不多，纯粹木质桌椅，卖各种啤酒、红白酒和鸡尾酒，木版墙上挂了不少不知哪个年代的剪报、黑白照片、汽车执照牌等等，历史不长的美国总是刻意在周围制造一点年岁久远的氛围。在酒吧里打工的侍者看样子与顾客一样多是大学学生，一支乐队正在演奏节奏明快的曲子，记得进门时一块黑板上写着“牙买加乐队”的字样，我知道那是我很喜欢的南美洲的音乐，听得让人脚痒痒的想跳起来。我要了杯红酒，与艾敏加入他们的谈话。杰申正在说他去欧洲的经历，他长得高高大大的，体魄健壮，脸部轮廓分明，只有“英俊”一词可形容。前一个学期他特地停学，跑到欧洲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流浪过来，到一个地方找一个短工以便支付生活费用，工余就把周围的名胜古迹玩遍，也有机会与当地的居民往来，对当地的风俗民情之了解，大大胜过走马观花，有不少逸闻趣事可讲，想必也有艳遇，不过杰申的谈话并不涉及那个方面。
中间有人去跳舞，谈话偶尔变得零零星星，我与李伊曼交谈起来，才知道她与我差不多的时间来美国，主修英语。她表示从艾敏那儿听说过我，谈起来美国一段时间的感觉，她也有些迷茫，更有几分不经意，表示喜欢纽约这个大城市，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供她消磨，这份刺激不是国内找得到的。她的不经意使她有股微微慵懒的神态，我一时便觉得她是个有趣的人，我们之间可免了什么绿卡、找工作之类的话题。
我习惯性地与李伊曼讲中文，杰申见状，向一位美国男孩眨眨眼说：“他们东方女孩子中是很神秘的，从来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杰申故意讲得让我们听见，我笑笑不言语，李伊曼却轻轻地斜了他一眼，仿佛几分嗔色，杰申很敏感地转了话题，问李伊曼要不要添酒，那份殷勤让我好笑。
跳舞谈话交替进行，那天我象是发了狠，跳得头都有几分晕了。我时而看着让我感兴趣的李伊曼，她的舞虽然也有几分放浪形骸，却又奇异地揉杂几分庄重之感，显得从容不迫。在我晕乎乎的脑子中，李伊曼的动作有点象电影里的慢动作，英俊的杰申一直与她对跳。
“杰申对李伊曼好象有点意思嘛。”在回艾敏宿舍的路上，我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仿佛没有车道似地任意穿来穿去，一边惊奇居然没见撞车，一边对艾敏说。
艾敏笑了：“你倒很敏感，不过，应该说彼此都有意思。”从艾敏那儿，我知道杰申来自智利，据说祖父是俄国人，在智利发了财，与当地一个世家女儿接了婚，成为当地一个望族。难怪他的肤色比一般的白人略黑。艾敏说杰申人属于敏感型的，很会察言观色讨女孩子喜欢，但也象大多数老美那样心胸坦荡地没有心机，李伊曼说他是“纯洁”，大概从小生活在无忧之中的缘故吧。但杰申将来是要回智利参与家族事业管理的，他的国家比美国传统多了，又是讲西班牙语。这对两人的将来，是很不肯定的因素，也不知他的父母，是否很插手儿女的婚事。“所以，两人彼此喜欢，却有一道线跨不了似的，也不知将来会怎样。不过，他们至少是很好的朋友，杰申连第一次恋爱也说给她听呢。”艾敏慢悠悠地说。
李伊曼和杰申的形象放在一起，让我觉得很浪漫；而李伊曼的异国风情，则让我对她入迷。不过，因了杰申的家庭背景，我不对他们的未来看好。
在纽约的两个星期中，艾敏、李伊曼约了杰申还带我去新泽西一座山上去野餐，在蓝天下眺望哈德逊河，随意聊天。那天李伊曼只穿了普通的牛仔裤和白色体恤衫，胸前用黑绳挂了块近乎粗朴的石头，我羡慕她随便的衣服也穿得别有风味。
人少，使我与杰申有机会讲了一会儿话，他问我说：“你来美国，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最让我头疼的问题，我皱着眉头慢吞吞地说：“不知道，最初只是想来看看世界，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也没想着要回去。”杰申点点头，似乎答案不出所料，又朝李伊曼望了一眼，我才觉得他想通过我来探索李伊曼。
在我离开纽约的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李伊曼买了一块意大利披萨，到艾敏处来与我饯行。三人就着可口可乐吃披萨，第一次没有男人也没有外国人地用中文乱聊天。
当我讲到在南方那种“外星人”的感觉，羡慕艾敏和李伊曼生活在纽约这个似乎没有对外来人另眼相看环境时，李伊曼撇撇嘴说：“不过是表面客气罢了，美国人骨子里歧视可重了。你看看，美国移民局把外国人叫作什么？ALIEN！拿绿卡的叫什么？
RESIDENT ALIEN。ALIEN 是什么？外星人！”
好来坞拍过《外星人》，先后有三部，那英文标题就是ALIEN，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个暑假李伊曼在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半工翻译的活儿，老板是个老美，想必她有很多切身体会。而那时我来美国刚一年，还不知道，美国任何地方都有所谓乡村俱乐部，成员一律是白皮肤的，纽约也不例外。
我好奇李伊曼不爱与中国留学生来往，她叹了口气，问我：“你在国内工作过吗？”
我点点头说：“两年多呢。”
李伊曼一笑：“那么你是尝过办公室里的是是非非了。”
不用说，我也明白，她是指国内单位上的人事倾轧，除了同龄人，其他同事多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钩心斗角的老手，办公室里随意的聊天不知何时被打了小报告，人们多么喜欢流言飞语，有时身不由己地被贴上那个派系的标签，莫名其妙便成了过河小卒。刚刚离开大学不久，还没有这份智慧应付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有时真让人感到疲惫。李伊曼说她从中体会到太多的人性恶，出国，更多是要逃避那种恶。
“我真失望。本想留学出来的都是佼佼者了，不过，大多数人也就是一个成绩好。”李伊曼说。初来的经验让她明白，这儿的中国人并不因为换了环境就对别人的事没有兴趣，在美国人的社会中自成一个小世界，对别的中国人的工作、情爱、钱财，有兴趣得与国内人没有例外，更少不了刻薄的品头论足，添油加醋。
于是李伊曼便与中国人离得远远地，从不参加中国学生会举办的活动。一年下来，李伊曼离中国人的圈子越来越远，刚来时认识的几个中国人，就只剩一个艾敏和一位工作了的男士（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另外结交了一大堆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李伊曼说：“别的国家的人，比中国人纯多了，没有曲里九弯肠。”
李伊曼走后，艾敏说，同校的好些中国留学生背后时常传说李伊曼又与哪个外国学生相好了，对她不爱与中国人社交的行径归于她的“媚外”或“自以为是”，但艾敏从不与李伊曼提起这些，认为李伊曼不过是对中国人的某些缺点太不能接受罢了，于是逃到没有那些她所熟悉的丑陋的另一种世界里，其实，哪个民族又没有自己的劣根性呢，美国人不打听隐私，却又冷漠呢。艾敏说，李伊曼如果活在国内，会是个愤世嫉俗的人物，过得磕磕绊绊。
离开纽约，我重又回到《飘》和马克·吐温的世界读书。一年半后，毕了业，离开那个美国白人的桃花源，移居到南方的大都市休斯顿，找了份保险业的活儿糊口，与一位做药剂师的中国人结了婚，日子安稳，也免不了安稳中的几分乏味。艾敏与我差不多同一年毕业，在华尔街一家公司找了份金融信息分析的工作，还过着单身贵族的日子，虽然年薪四万有余，无奈纽约税重房贵，也贵族不到那儿去，勉强可称个中产阶级。
艾敏与我一至保持电话和书信联系，每个月总要电话聊天两、三个小时，还来休斯顿看过我。我时常向艾敏问到李伊曼，与李伊曼本人也有不规律的通话。从这些电话中，我知道李伊曼毕业后在那家暑期打工的律师事务所干了一段，补修了几门法律课后，居然在一家大的事务所找了份正正经经的律师助理的工作，很得老板赏识，但李伊曼一旦生计不愁，也懒得为再高人一等而吃苦修个律师学位。
李伊曼工作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曾对李伊曼动过心。他是位离了婚的四十多岁、祖籍法国的白人，李伊曼很机巧委婉地拒绝了，大概也是后来换工作的一个原因。她在一次通电话时对我说：“有些老美以为有钱就可买别人的青春，尤其是对东方女孩，真恶心，要买找别人去，自会有人愿意的，但不会是我。”李伊曼认为，男女年龄差到快一辈或更多时，多是金钱和青春的交易。
杰申似乎已经回了智利。两、三年来，李伊曼去过加拿大、墨西哥、英国、荷兰、法国、挪威、马来西亚、缅甸等地，李伊曼到每一处都是有外国朋友接待的，足以证明她很好地实践了毛主席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句话。李伊曼似乎与缅甸和挪威还各有一段“没有结局”的情感故事，艾敏说她对心地很纯的人特别偏好，但总是难有结局，每一段故事惊人地相似。
李伊曼给我打的电话不多，每次打电话，都是她从哪个国家旅行回纽约以后一段时间，似乎正处于新鲜刺激消失之后的迷惶和孤寂的精神状态，但她并不直说什么，轻描淡写地说说那个国家的风景，以不经意的语调抱怨几句眼下没什么趣事，声音轻轻的，懒洋洋的，好象她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也是轻飘飘的，只需要轻轻叹两声。
大约一年前，李伊曼打电话祝我圣诞快乐时，淡淡提到她与一位摩洛哥皇室的王子在拍拖，我总以为她与我开玩笑，因为我无法想象她能接受穆斯林教徒的各种清规戒律，再者，“王子”二字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太远，所以当时我只玩笑地回了她一句：“我与一位泰国王子在拍拖。”
但后来艾敏向我证实李伊曼不是在寻我开心。
照艾敏的说法，这位名叫奥玛的王子是摩洛哥皇室一位公主的儿子，不是王位继承者，不用为政治操心，当然也不必为谋生操心，被送来美国，也不过是看看能学些什么，可以更有法子消磨人生。两人似乎在一个什么派对上认识的，能讲一口毫无口音的标准英语的李伊曼被人介绍给奥玛做周末英语辅导，未料两人居然发生了情感。见过他俩在一起的艾敏说，皇室中长大、不知该为什么操心的奥玛，可用“纯洁、善良、没有心机”的词句形容，那正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在五千年精明的文化中失落了的品质，是能打动有五千年聪明狡黠的李伊曼的东西。艾敏说，虽然两人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之间却有种默契似的无言的沟通。
那个圣诞节后不过半年，我因保险卖得很好，被公司派去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个保险销售年会，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个美差。在纽约，我放弃了晚上安排的各种节目，再度与老友艾敏聊得昏天黑地，也有机会重新见到了李伊曼。
餐厅总是见面叙谈的好地方。艾敏和李伊曼在电话上提议表决了好几次，终于挑了家名叫梅达琳的法国餐厅，我当然一切听从两位地主安排。大家约好在餐厅见面，我自然跟艾敏走。
梅达琳在纽约派克大道上，外表显得很有些年头了，里面顾客不多也不少，大多数是男女一对对的，很安静，灯光幽暗。我们到时，李伊曼还没来，艾敏和我先各要了杯果汁，慢慢喝着等她。这是在纽约的初夏，白天热得着夏装，晚上却有几分凉凉的象秋天。
当我看到一位穿着黑色的中东妇女传统服装的远东女孩走进来时，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那有几分依稀熟悉线条的鹅蛋脸，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李伊曼。坐在我对面的艾敏似乎习惯了她的这种打扮，只说了句“来了”。一转眼李伊曼就走近了，她不徐不急地向我伸出手来说：“又见面了。”然后我闻到一股莫名的异香。
李伊曼的打扮给我几分意外，但我没显示惊奇也没作任何评论。在寒暄和问候中，我的注意力都被她的打扮吸引去了。那一头长剪成了直直的短发，她穿的显然是摩洛哥的民族服装，我只在一些亚裔节日的展出上见过。那是一袭到脚腕的宽松黑色长罩，圆圆的领子，胸前中部是七彩夹杂着金色的丝线绣成的密密花纹，袖口也是两圈宽宽的七彩夹金的细密条纹，衣饰细节繁复，整体却清爽悦目，就象回教的清真寺。长衣松松地罩在李伊曼身上，给她几分优容之气。我注意到她的左手戴着典型的中东手链戒指，细细的连环扣金条从戒指连到手链上，稀疏有致地覆盖在手背中央，右手上也绕了两条不细的金手链，她一举手便有轻微的叮当之声。
典型的中国人模样，摩洛哥的民族服装，邻桌的一对白人也忍不住向李伊曼多瞟了两眼。三年多了，李伊曼的模样并没有多少变化，但神态之间，几年前的那份活泼已经没了，更多了慵懒，仍然异国风情十足，仍然没有沧桑，她说她现在只上半工。看着她，我已无法在脑子中固定穿牛仔裤的李伊曼的形象。
那位摩洛哥王子奥玛免不了成了主要话题，李伊曼形容他是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严格遵循祷告、斋戒习俗，丝毫不苟，为了宗教的缘故几乎一日三沐。对任何宗教都没有信仰的李伊曼讲到奥玛的虔诚时，颇为此感动。也有奥玛的好心和金钱被人利用的故事，李伊曼从中感叹他的绝非矫饰的纯真，而奥玛的纯真也是用在了对李伊曼的爱之上的，这是李伊曼被打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用为生计发愁的日子是没有什么紧迫感的，在美国一两年了，奥玛也没选中什么专业，实践穆斯林教的教规，已经占据了他很大部分时间，日子就在非常繁琐的礼仪细节中打发了，偶尔烦恼的是从摩洛哥带来的特制皇室香皂快用完了，不知明天邮局会否送来新的。
在奥玛的国度里，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妇女外出要戴面纱，不能碰男人的手，不能单独外出，他多少以穆斯林的传统来要求李伊曼，尤其不愿她与别的男孩单独来往，这与“朋友遍天下”的李伊曼是大大地相反了。但李伊曼很会在形式上满足奥玛，他的朋友来了，她毫不在意地退出客厅，自己一人看书。李伊曼用她那自己讨厌却又深谙的心机，不拂逆奥玛，不在表面上冲撞她不以为然的形式和穆斯林传统，但依然拥有自己的自由天地。李伊曼刚从中国探亲回来，她说：“去的中途我改了下机票，在也门停了两天，看一个朋友，他是不知道的。”我们三人都笑，笑这种标准不合对象，笑奥玛不是有心机的中国人的对手。李伊曼说过，她最不喜欢中国人凡事爱用心机，在西方人坦爽的性格对照下，显得猜疑和小家子气，但用起心机来却又很本能。
富足无忧，仪式上消磨日子，略施小技避免限制，纯真而无彻底理解的爱，我问李伊曼：“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很闷吗？”
“是有些闷，所以奥玛要我回了一次国，都是第四次了。回去多了也没劲，以前的朋友见面也没什么好谈的，他们都忙着赚钱。不过，舒服的日子过惯了，自己赚钱花真觉得也无聊呢。”李伊曼淡淡的。她比我更能纯粹从钱中得到快乐，想起第一次见她时的那些印第安人首饰，她也一定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中得到很多乐趣的。当然，没有彻底理解的爱，这世界上漫天是，李伊曼并不比大多数人在这点上有多少不同。
“你真会嫁给中东人？”我的想象力跟不上，面纱和一夫多妻制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我去过也门，与摩洛哥的风俗差不多，妇女出门一定得戴面纱，而且不能单独出去，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歧视女人的地方了。”李伊曼这么说，我也不再问下去了，知道她不愿想将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喜欢上从远方来的人，但我无法彻底爱他们，真正能让我彻底爱上的，只会是很优秀的中国人，可是我没碰上过。如果要妥协感情，还是外国人比中国人好，人单纯多了。”李伊曼坦白地说。
我没有问她心目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来美国的中国人，哪个不是一番奋斗打天下，自认优秀的有几何，一样有人对他们嗤之以鼻，各人自有判决。
与艾敏回去的路上，我感叹地说：“李伊曼怎么能走得这么远？穆斯林教，面纱，不能出客厅！”
艾敏说：“她这人，对自己身在其中的文化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中国人的钩心斗角，美国人的势力实际、自以为是，她一点也不能容忍。李伊曼总是被纯真的东西吸引，而纯真的东西似乎总是没有现实的基础。她有过关系的纯真的人都是来自很传统的文化中，而传统文化的缺陷比文明文化的缺陷还要糟糕的，可她偏偏不在意那些，可以在形式上应付得很好，大概是隔了一层的缘故吧。面对切身的中国、美国文化中的缺陷，却又一点也不肯接受，避而了之。”
“这样下去，真会越走越远了。”我叹了口气。
坐在回休斯顿的路上，看着窗外的朵朵白云，我仿佛看到穿着漂亮衣裙的李伊曼，在云朵边缘上滑去滑来，美丽飘逸，孤芳孤心，看不到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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