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东

迟 音

   
    “星儿闪闪缀夜空，月儿弯弯挂山顶。老房东半夜三更来查铺，手捧着一盏灯技”。这是马玉涛的歌，响在我20年前的记忆里。可唱的不是我这儿要说的房东，我的房东一是不老，二不是贫下中农。一对美国夫妇，戴维和伊莲。

    十年前来美国南部 A 城留学，主修管理。由于是自费，几乎从踏上新大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有一个时期我曾身兼数职，在中餐馆端盘子、做室内装修、打扫卫生，再加上看护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吃苦我并不在乎，但可惜的是时间。一天晕头转向地忙下来，留给学习的时间便少得可怜。加之与人合住的公寓难得清静，学习便成了走马观花应付差事。一转眼已是两个学期，虽然门门功课还说得过去。但那成绩单上的分数品起来却象是一道变了味儿的菜。清夜扪心，我常问自己到美国到底是干嘛来的？

    来美国之前也知道这里生活节奏快，但没想到会忙得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那天在餐馆， 一位客人留下份报纸，收桌子的时候顺手拿来一翻，广告栏里有则小小的启事。一对美国中年夫妇征一中国学生“Live in”男女不拘；一周负责三顿晚餐，兼打扫室内卫生，免食宿 。我看了心中若有所动，抄下了电话号码。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我把简单的行李搬进了城南郊小溪街56号。这是座一层的住宅，从空中俯视下来是个“L”形的建筑。计有四个卧室，两个半浴室；客厅、餐厅和厨房位于“L”的转折点两翼，储藏室、洗衣房和一个小工具间则在“L ”的另一划上。卧室的一侧在“L”收笔的地方便是我将要住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上一人半高的壁柜放进我的全部家当还是空荡荡的。窗外是后院的灌木和草坪，一树夹竹桃探询地把身影伸进窗来。我坐在桌前凝一会儿神，四周静静的，远处时有几声清冷的鸟叫。那是一种类似乌鸦的鸟，黑色的羽毛上泛着兰光，叫声中有一种金属的响亮，但远远听来总觉几分凄切。

    沉浸在这有点儿奢侈的静谧中，脑子里不由盘旋着那天与房东见面的情景。

    客厅里一架彩绘的屏风拦住一角。中央波斯地毯上一个古朴的茶几旁坐着男女主人。室内陈设中西和璧，墙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嵌有各种绘画与书法作品的镜框。与其说是走进了一间客厅 ，倒不如说象是步入了一间小小的艺术品陈列室。中国作品中一幅行楷书法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张琴，半壶酒，三尺剑，万卷书”虽寥寥十二个字，其字体与寓意却飘逸超然让人回味不已。

    男主人戴维，面目清癯，近视，看上去约莫近五十岁，谈话中频频把眼镜取下擦拭。也许是眼镜过于厚重了点儿，每次他都要反复揪一揪耳轮，象是在调整眼镜腿的最佳位置。相比之下女主人伊莲显得更爽快、健谈。她和戴维一个是教育学博士，一个是营养学博士。戴维在大学里教书和做研究，她则是市政府的中学督察。他们酷爱神秘的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而戴维或许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则更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夫妇俩作为城中几家中餐馆的常客，近年来在潜移默化中渐渐地变得离不开中国菜。去年，孩子离他们而去（以后我才了解这离去的真实含义），家中显得冷清起来。于是他们想到了Live in的主意。在家里就能吃中国饭的想法令他们兴奋不已 。三顿中国饭以外，他们则依旧做美国饭来吃，欢迎我参加。这样在饭桌上同时还能兼顾饮食以外的文化交流。总之，这仅仅是尝试，希望我们双方都能满意。

    这是我的第一天，晚饭由主人准备。饭菜虽是美国口味，令我惊讶的是餐具却是一套白底蓝花儿的景德镇。那碗底盘旋的龙形图案、碗边环绕的练状装饰是多么熟悉，我不由得忆起小时候最喜欢捧着碗对灯，看那碗壁上米粒大小珍珠般半透明的一个个隐形网格的节点。摆每人面前是一 副竹筷，这且不说，当他们使起筷子来，那娴熟自如的样子才更令我叹服。后来日子久了，我告诉他们其实我自小是用惯了勺子的，筷子于我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回轮到他们惊讶，居然中国人还有用不惯筷子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Live in 的生活。

    记得第一次炒菜，我在厨房里忙，原本在各自忙碌的戴维和伊莲似乎渐渐有些难以安坐。他们开始频繁出入厨房，每次都赞一声“Smell good。”我知道这是美国人张口就来的客套，便也顺着谢一声。菜上桌的时候，戴维拍拍肚子说一声“Food makes me hungry”，我忍不住笑起来。那顿饭足足用了两个小时，他们好奇地指着每样菜问这问那，连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都注意到了。收拾桌子的时候，戴维把剩菜装进一个小塑料盒里，得意地说，我明天不必到学校的咖啡厅吃午饭了。我有更好吃的Chinese food。

    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房东是很好相处的人。他们从未苛求过任何事情，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予正面的评价。有时，我抱歉菜做咸了，戴维便会应声说，没关系，米饭是淡的，放在一起正好。有时轮到我做饭的日子，正赶上复习考试或是其他冲突，伊莲就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对调一下做饭的日子，还是功课更重要。和他们坐在一起，与其说是房客与房东相处，不如说更象朋友相聚。我们谈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侃古往今来的奇闻轶事。由于功课的缘故，我常常不得不在彼此谈兴正浓的时候起身告退。如果不是如此，设想以蒙太奇手法再现当时的场景，将会是桌边围坐宾主三人边吃边聊，镜头一换，已是杯盘狼藉，三人仍是谈兴正浓；镜头再次切换，桌上的饭菜已经撤去，代之以三杯清茶，依旧是海阔天空。

    几个月下来，我们彼此已象是相识多年的老友般熟悉，我甚至听到了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故事。戴维和伊莲是在单身俱乐部认识的。戴维是那里几乎资格最老的成员。他的母亲一次从加州来作客时告诉我，她原以为戴维这一辈子是娶不到媳妇了。然而天上掉下个伊莲。

    要说伊莲吸引了俱乐部里所有的单身汉们，那是再自然不过。可是，当她宣布与她一同告别俱乐部的竟是戴维，直让不少人满地找起眼镜来。那天，男男女女的单身们在祝福之余仍觉依依不舍，于是有人补充一句：“欢迎你们随时回俱乐部来看我们。”戴维一时未置可否，伊莲则笑问：“难道我们刚订婚你们就盼我们离婚不成？！”

    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然而戴维和伊莲的家却似乎不那么简单。戴维和伊莲都已是人到中年才步入这一次婚姻，。他们在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在银行各有自己的帐户。两人均有一处房产，戴维的用于出租，伊莲的房子则是他们的家。戴维搬进来时便已明确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因此他每月要向伊莲交纳房租。如果他在本月内为家里做了任何修缮的工作，则可依工时折合抵销一部分。每个月，他们总有那么一天，心平气和地坐在客厅里按着计算器，计算着共用的水、电、气、外出请客吃饭等等各项开销。戴维以他科学家特有的条理列出费用一览表，两人依此结算，由其中一人开出一张支票给对方。然后彼此拥抱着说一声“Well done”，便又开始了新的一个月的生活。

    感恩节快到了，戴维和伊莲开始筹划一个家庭宴会。他们问我能否在传统的美国火鸡大餐之外加一道中国菜，因为他们已向亲友们夸耀过我的手艺。我不觉有些飘飘然，便一口应承下来。我选了“烤鸭”来比较火鸡，顺便吹嘘一回京城里以果树木炭烤炙的挂炉北京鸭是如何鲜美。戴维为此专门购买蜂蜜、海鲜酱（以代甜面酱）、小葱以及荷叶饼的代用品墨西哥薄饼，同时还制作了一副小巧的挂钩以利赶鸭子上架。至于鸭子本身，当然是没有以非人道手段强制进食的填鸭可买，我便在市场里尽可能挑了一只肥的。

    请客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各自忙开了。戴维和伊莲忙里偷闲还不忘来观摩我捧着菜谱照葫芦画瓢。他们看我如何把鸭子用开水烫过，用电扇吹干；如何用气筒把鸭皮吹涨再涂以蜂蜜。当他们看着红通通的鸭子悠哉悠哉地在窗前滴着油和蜂蜜时，兴奋得孩子般连呼过瘾。说实在的，我也觉着挺象那么回事儿。

    席间，大家有说有笑，烤鸭一会儿就一扫而光，倒是火鸡还剩下大半只。吃甜点时，胖子亨瑞抱怨说今天烤鸭做得太少，吃得不过瘾，要下回补上。太太杰西卡似乎心中有所悟，转头问伊莲是如何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房客”的，说是也要照此办理。亨瑞拦住话头：“我不要别人，就要詹妮（我的英文名字）到我家去，换了别人谁知她会不会做烤鸭呢。”伊莲道：“那可不行。你怎么能把她从我这里抢走呢。”边说边搂住我的肩头，似乎真有谁要动手和她争抢一般。杰西卡轻轻拍了微醺的亨瑞手背一下：“我到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我们往中国给詹妮的妈妈写封信，让她再送一个女儿来不就行了吗？”大家齐声叫好，纷纷把手中的酒杯一举：“Send me another daughter 。”我赶紧摆摆手：“你们是没指望了，我只有一个弟弟呀。”不料亨瑞又来了一句：“我不着急，我可以等啊。”满屋里一时间静了下来，好象人人都在心里问：“等？等什么？”忽然又哄地一起大笑起来，笑得个个都岔了气。半天缓过劲来，有人直叫肚子疼。倒是亨瑞早不笑了，他煞有介事的抹一下唇须，清一下嗓子说：“无论如何我今天是吃了一道最好的中国菜，我建议为詹妮颁发一张证书。”大家又纷纷响应。于是拥着戴维坐到打字机前，七嘴八舌拟了词儿，伊莲则找来一个圆形金色贴纸，贴在右下角。一切妥当后，由亨瑞有板有眼地宣读一回，最后仍不忘加上那句：“我们恳请詹妮的妈妈再送一个女儿来。”我双手接过这一纸铺满横七竖八签名的“证书”，笑着向大家微微鞠了一躬。这要是我的学位证书就太棒了！转眼又近了圣诞节，学校也已放假。戴维买回一棵圣诞树放在客厅的角落，一棵真实的小塔松，松脂的芬芳散发着节日的温暖。我帮着伊莲挂起圣诞的装饰，我注意到有些饰物很别致，一些镶嵌在小巧镜框里的照片和手工艺品似是来自他们的亲属。最后我们把各自包好的礼物放在树下，从此圣诞树上和环绕室内的彩灯将一闪一闪地亮到第二年的来临。我们把所有收到的圣诞卡排列在壁炉上方，伊莲向我介绍每一张卡片的来处。我在国内时已听说美国圣诞前是邮政业的洪峰期，铺天盖地的圣诞卡汹涌地流向四面八方，使得本来效率不高的邮政系统更加不胜负荷。然而伊莲告诉我这圣诞卡往往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节日的例行祝福，另一个似乎更重要的则是表示人们一年到头为生存、为事业各自忙碌，平日虽无暇彼此问候，却也未曾相忘。伴随圣诞的雪花和音乐而来的这一纸小小卡片说明了一切。

    圣诞夜的前一天，伊莲接来了她的父亲，一位丧失行走能力的健壮老人。伊莲的母亲去世多年。父亲曾在二战中负伤，晚年时旧伤复发，不能行走，于是进了老人院。那是个和蔼、开朗的老人，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给我讲在烽火中的漫长岁月，讲他所到过的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每当讲到兴奋处，我总觉着他双手一撑轮椅就会站起来。然而，他不能。

    在伊莲和戴维进厨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悄悄问老人，是否经常来看女儿、女婿。他说圣诞节是每年一次的传统节目，平时伊莲与她的姐妹通常会隔几个月看望他一回。“你觉着孤单吗，”我问。老人摇摇头：“孩子们有他们的自由，我们也要我们的自由。”他从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成人出走，到伊莲的母亲谢世，再到丧失自理能力而住进老人院从未感到寂寞、孤独。我听了他的话，内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撼动。老人离去的时候，伊莲把一个大大的礼品合放进他的怀中，嘱咐他记得圣诞节一早打开。老人高兴得象个孩子，捧着礼物，坐着轮椅去了。

    圣诞节的清晨，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开礼物。我得到一件伊莲送的毛衣和一双戴维送的毛茸茸的熊掌鞋，那是为冬季在室内用的。我送给伊莲一幅熊猫挂毯，送给戴维一套漆器的茶杯和托盘。戴维送给伊莲的礼物记不清了，伊莲送给戴维的是一套多用螺丝刀，戴维连说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看着戴维爱不释手的样子，伊莲悄悄冲我挤挤眼：“戴维有了这套工具，可以更好地替我修房子啦。”可不是，这房子是伊莲名下的财产呐。我们俩会心地大笑，戴维丈二地挠挠脑袋，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憨笑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和伊莲给予我学习上很多帮助。他们帮助我改进英语，向我传授快速阅读的诀窍，帮我通顺论文中的文字，教我使用当时尚不普及的个人电脑写论文。特别在期末最紧张的时候，伊莲还陪着我度过几个不眠的夜晚。

    第二年春假，我们一起开车到百里外的一个州级公园露营。那是我除了在北京地震棚以外的第一次露营经验。漫山遍野云锦般盛开的花朵，晨昏中雾气弥漫怪树参差的湖泊，峡谷松风中欢愉闪烁的篝火，以及我那顶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鲜明的桔红色小帐篷，所有这一切都深深编进了我 Live in 生活的宝贵记忆中。尽管在那以后，我又曾游览过几个风景更为优美的国家公园，又曾数度露营，却唯有这一次最令我难以忘怀。时至今日，我甚至无须借助任何文字与图象的手段便能在心底再现那次旅行的所有细节。

    戴维和伊莲有一家好友。先生是 A城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名叫比特；太太朱迪则经营一个常春藤私立图书馆。伊莲与他们共组了一个读书会，每月聚会一次，彼此交流读书心得。我曾抽空旁听过一次，很为那种热烈而又轻松的气氛所感染。朱迪和伊莲曾热情邀我入会，无奈功课繁重，使我无暇浏览任何专业以外的闲书，只好婉谢了。尽管如此，由于两家人时常相聚，每一次他们都会对我谈起刚刚读过的畅销书，使我总能看到读书会的缩影。

    比特和朱迪有两个孩子，我们常说的金童玉女。每次伊莲见到他们都象是见到自己孩子般地亲热。但在那近乎母爱的感情宣泄后面，又常淡淡地隐现一丝令人难以觉察的似哀似怨的忧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伊莲的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一次曾有个儿子，离婚时判由她抚养。孩子长到十六岁，却在自家门口因车祸丧生。我见过那男孩儿的照片，一身棒球运动装，高高大大蛮精神的小伙子。伊莲一直难以从这场横祸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称之为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看得出她和戴维都很喜欢孩子，但也许丧子之痛确实刻骨铭心，所以他们结婚四年也未见任何动静。然而有一次，伊莲很认真地向我致谢，说是我来的这两年象是为这个家庭添了新的一员。不但带来了宝贵的新鲜空气，也不知不觉帮她度过了失去孩子后最为痛苦的一段。我听了也为我们有如此融洽的关系感到喜悦，更高兴她能从阴影中走出来。以后的一阵，我注意到两人经常避开我而低语。而他们的商谈听起来总是伊莲在劝戴维，有时那口吻竟象是央求。

    那天，我从图书馆回来。家里很静，大概还早。看看还不到做饭的时间，我就坐下来顺手翻一翻广告。突然伊莲匆匆地从房间里走出来，瞥见我正在客厅里看报便又低着头踅回浴室。过一会儿脸上画了妆再出来，不知为什么，那妆比平常画得浓。她声音沙哑地说有事出去，吃饭不必等。我觉着异样，问她可好。她用手按按胸口说不必担心，只是感冒而已。这时戴维出现了。他两手插在兜里，在这份僵滞的空气中一句话也没有。直到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他才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

    同年夏末，我的导师接受了 H城一所大学的终身教职，邀我一同前往完成手中的研究项目。   H城是较之A城更为商业化的城市，毕业后，或许更容易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机会。当时，我已修满全部学分，与研究相关的论文便是毕业前的唯一工作了。于是我决定离开A城。决心一下，我 才意识到 A城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那感觉象是又一次要离家出门远行。

    当戴维和伊莲知道我要走了，便为我未来的衣食住行操起心来。他们跑到中国城专门买了笼屉、案板甚至还有一把佛山出产的菜刀。比特和朱迪也来道别，为我带来一个电饭锅和会叫的开水壶。最后的一顿晚餐，伊莲忽然想起了什么，跑了出去。一会儿兴冲冲地端回来一摞杯盘：“这下可好啦，你的餐具有着落了。”戴维解释说，那是一套伊莲婚前自用的餐具。由于婚后购置了新的，就一直放在储藏室里。他顺手拿起一个碟子，淡青色嵌着金边，背面印有荷兰制造的字样。他忽然探询地问一句：“伊莲，你真的不再需要这套餐具了吗？”伊莲捋一下眼前的头发，几分嗔怪地反问：“你真认为我们会离婚吗？”戴维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转身把碟子交到我手中。

    来到H城近一年了，我和伊莲与戴维一直保持着“电信”联络。这期间他们也来看过我一次，我带他们在中国城一家餐馆品尝广东饮茶。席间，伊莲告诉我比特和朱迪分手了。这消息太出人意料，过了半天我才问了一声：“真的？”

    比特和朱迪的儿子已经是一名执业律师。今年夏天则是小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礼毕，读书会为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庆祝。就在那天，朱迪告知伊莲她已卖掉了经营十八年的“常春藤”图书馆。又以那笔钱在三百哩外的鹦歌湖边买下一所小屋，说那将是她寻找和发现自我的起点。伊莲以为这不过是个玩笑，或许只是换个方式暗示她和比特在远离城市喧嚣的湖边新置了一处度假的别墅而已。于是，半开玩笑地说：“好啊，今后我们的读书会可以搬到鹦歌湖去开了。”然而，不出几天比特就来了电话报失，伊莲才为自己的粗心懊悔不及。读书会也不宣而散。伊莲说到这里叹口气，神情中显出一种惋惜与不解的混合。

    返璞归真、寻找自我，近来在美国人特别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颇为时髦。有些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人则是凭的任性冲动，还有些人则只是一时兴起玩儿个游戏而已。不过看来朱迪是认真的，而且确实找到了自我。因为她自从那以后真的销声匿迹，连伊莲这样的挚友都再无她的消息。据说比特从此变得拒人千里，天天躲在学校的办公室里不露面，象是也在忙着寻找自我。

    记得小时候，读到古人形容时光流逝有如白驹过隙，以为实在是夸大其词。那时的日子是以分秒计算着过的，愁的是自己老也长不大。现在可好，大洋彼岸的日子象水中的流沙般从指间漏出去，捧都捧不住。初来美国，无论学校或打工的餐馆，天天课程与班次均不同，日子虽过得快，也还是以天为单位计的。不想工作了这几年，一星期五天工作，天天时间、地点、人物毫无二致，唯一能让人从麻木的轨道跳出来的日子便只有周末。因此，时间的计算单位不知不觉换成了七天一轮的周。可是周末的两天又莫名其妙地被压缩得象一眨眼般短暂。这日子让人过得心慌，我觉得自己象是一个被用来打水漂的石子，匆忙的在水面上掠过。

    新一年的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在纽约的一家朋友要去 A城，约我去那里与他们会合，我顺便给戴维和伊莲挂了电话。“That's great！”伊莲在那一端听了高兴地大叫：“你一定要来家里住 ，我们给你准备好一切，你还睡在你的那间房里。”

    又是一个难忘的圣诞夜。

    第二天早上，餐厅里传来熟悉的乐声唤醒了我。那是戴维和伊莲每个星期天必听的电影《The Mission》的乐曲。 在 Live in 的日子里， 星期六我总是要开夜车到很 晚。星期天早晨，我又总是在它的呼唤中醒来。而戴维和伊莲则是在音乐声中静静地进餐看报。这一组乐曲每每以其空灵的魅力吸引我，时而飘渺，时而深沉，时而幽远，时而舒阔，我常常在醒来的瞬间有飘然云端俯瞰山川，独立苍茫伫听风雨的错觉。今天这一觉醒来，仿佛从未离开过这个家。

    要分手了。我提议合个影。于是我们在前院架起了三角。我知道自己一向爱眨眼，所以在自拍机的红灯频频闪烁时，特别睁大了眼睛等待快门的启动。这一回我对自己的自制力颇为满意，相信不致落个“众人皆醒我独睡”的感慨。

    回到H城，当我取回冲洗好的照片时却似乎不大对。虽然一时间还说不清缺了什么，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不见了那张合影。我请店员帮我再三查找，仍是没有结果。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在店里挂了失。

    第二年春，公司里特别忙，计划书、订单满天飞。项目一个接一个，人人四脚朝天，自顾不暇。待到好不容易有机会喘口气，连打电话和朋友聊天的力气都没有了。后来那一阵天天早睡晚起，睡得天昏地暗，然而却越睡越懒。

    三月的一个周末，天气骤然暖起来，让我忆起和戴维与伊莲野外露营的日子。我想起已是好久没有与她们联系了。拿起电话，那一端却总没人接。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于是我想他们大概是度假去了。晚上，接到洗相馆的电话说是有我一卷冲洗好的照片，从去年圣诞节后一直未取。我这才恍悟，那其中便有我一直在寻找的失踪照片。

    照片取回来，我一张张看过去。突然，目光被我们在小溪街56号前的合影攫住了。虽然是圣诞的隆冬季节，在温暖的南方却象是深秋。满地的落叶平添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萧索。由于是假日，伊莲没有化妆。她的长发在风中有些散乱，鬓边已看得见一缕隐约的灰白。戴维本来就是谢顶，此时围住头顶的头发也似乎更见稀疏了。两人的衣着都很随便，随便的中性色在环境的衬托下有些黯淡。虽然三个人都冲着镜头，却唯有我是全神贯注，大瞪着眼睛。他们俩则略见疲惫地若有所思，视觉的焦点好象各自落在了胶片后面的什么地方。我仿佛听见一声轻叹，他们的确有些老了，真的这么快。

    第二天，给戴维和伊莲寄照片的时候，我把那张合影拿在手里，掂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它 悄悄放回了提包。

    一晃已是五月，我收到一封 A城来信。信封上的字体变了，不是我所熟悉的伊莲的龙飞凤舞，而是科学家一丝不苟的手笔。我似乎还感到了信封上的另一点变化。然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拆开信封，还是科学家的字迹。我只读了一行便呆住了：詹妮，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仍是破碎的。两周前伊莲突然离开了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她只说会由她的律师来和我谈办理离婚的事宜 ......。我急忙回去翻看信封，难怪，那信封上的另一点 不同是左上角的发信人地址少了伊莲的名字，单单剩下一个戴维。

    一个月后，戴维从加州发来一张明信片，告知他已移居洛杉矶。没有提到伊莲。我知道他此举是为了远离令他伤心的一切旧的人与物。

    接到戴维明信片的几天后，公司通知我赴 A城参加集训。虽然是每天三单元的紧张日程。我还是抽空在傍晚驱车从北郊穿过整个城市来到小溪街。我把车停在街角，远远地凝视着那幢熟悉的房子，很久，很久。后来当我闭上眼睛，发现它已清晰的叠印在我的眼帘后方。

    此时街上空无一人，各家的晚餐还没有散，象是特地为我留出短暂独处的空隙。我慢慢地一步步走过去。

    小溪街56号，室内没有灯光，没有生气，只有门廊下一盏灯昏黄地亮着。在这初夏的葱茏季节，它的周围却掩不住地渗出莫名的荒凉。也许是一种唯有我才感受得到的沉寂中的荒凉。

    我在距房子不远的地方停住脚步，又一次闭上眼睛 ......

    室内的光线很暗，一下什么也看不清。但这毕竟是我渡过了近三年光阴的地方，一切是那么熟悉，甚至不须一点点轮廓上的提示。我依次穿过储藏室、洗衣房和那个小工具间，厨房、餐厅、客厅，然后是一间间卧室。所有的陈设依旧，亲切而宁静象是刚刚屏住了呼吸。我的目光轻轻触摸着墙壁上每一幅书法与画作，每一次触及都仿佛唤起身后一声轻轻的太息。最后，是我那间卧室。一张床，两把椅子和那张小小书桌。桌上没有纸笔、书籍，只有窗外风中夹竹桃疏淡的投影在上面摇曳。我随着目光在桌前落座，凝一会儿神。四周在暮色的笼罩中真是静，好象我与我的目光所及便是整个的世界......

    突然，远处有几声清冷的鸟叫，那熟悉的叫声中有一种金属的响亮。恍然间我有些站不稳，下意识地伸出手去保持平衡。然而，手却被什么东西粗暴地挡了回来。我睁开眼睛，那是一块插在地上的告示牌：“For S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