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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脸老刘

      朱琦


    俄勒冈州有一滨海小城,风景甚美,民风尤佳,小城的警察整日无事整日闲。一天,海边高速公上开来一辆破旧的汽车,车屁股冒烟,只有左前灯,右前灯空余一个窟窿。闲得发愁的胖警察紧追上来,警灯明灭,叫声刺耳,但开着”独眼龙“的人正在车内高唱着大陆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全然没听见警车的鸣声。胖警察大怒,加大油门,冲到前边拦住独眼龙,然后扑到驾车人的车窗前,大声吼叫。

    驾车人是一个瘦瘦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精通德语,对英语却一窍不通,此时又值恐慌之?,更不知警察在叫唤什么。

    “Get out!”胖警察吼了一声,向自己的警车走去,大概是取罚款单。

    瘦学者以为警察给他放行了,用手抹抹额头上的汗,开车便走。胖警察呆住了-在这滨海小城里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胆大妄为的,看来此人必是大盗!胖警察醒过神来,马上拨传呼电话,短短分钟内,四五辆警车风驰电掣而来,警车声传遍四野,瘦学者直到被警车堵死的时候,才明白警察 抓的就是他。他尚未吐出一句英语,几把手枪已经亮在了他的面前。

    他就这样被捕了,一小时后,俄勒冈州立大学接到来自警察局的电话,查问他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甚至查问这个学者是否犯有前科,一番查证之后,才知是场误会。

    这是我在旧金山海湾旁边散步的时候听到的故事,说这故事的是一个汉语极好的美国小姐,曾与大陆的相声大师同台演出,她象演员说故事那样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着,笑得我差点岔过气去。

    我听完后叫道:“你可真会讲笑话!”

    “这是真的啊!”她站住了,很认真地说:“那天,警察局打来电话,学校是让我给那位学者做翻译的。”

    我怔了怔说:“不对吧!我想你是艺术加工了。”

    她一口咬定那绝对真实,我还是半信半疑。

    大约一年后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去朋友家参加聚会,在那里竟碰上了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晚来的最迟的就是他,看到他就象看到一团愁云,来客中有人叫他“老刘”。老刘说他刚刚打完工,然后就沉默了。他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约有四十多岁,却象是历经了百年沧桑。他的头上下有些扁 ,被挤压过似的,以至被挤得满脸皱纹,两眼之间竖着的三道尤其深,尤其愁苦。

    主人备有美国的葡萄酒,还有人带来了啤酒和北京的二锅头,渐渐地大家都有了酒意,不知怎么都讲起自己开车吃罚款的事,比赛似地往下讲。我忽然听得旁边的老刘嘿嘿嘿地笑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我扭头看他,看见他满脸的皱纹笑得向外荡漾开来,脸色黑红,醉眼朦胧。

    “ 老刘,你笑什么?”有人问他。

    “我笑我自己。”他又自顾自地嘿嘿一会儿,才讲起自己开车吃罚款的事,众人笑得前仰后合。我听完之后叫道:“原来就是你啊!我听过这个故事,当时还以为只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他愣住了,“你听过?”

    我顿觉失言,笑而不答。他也没再追问,嘿嘿笑道:“没错儿,这是个笑话,是个真笑话。”过了刻又叹口气说:“我以前是学德语的,到了美国全无用处。”

    有人笑道:“老刘,行,这是个难得的体验。”

    酒后的老刘换成了另一个人,话多了,脸色开朗了,嘿嘿嘻笑不已,好象那些喝下去的酒都变成了笑液。

    他还讲了一个笑话,也是他亲身经历的。他说他几年前一到美国,就被从前在大陆的朋友小黄当作了宝贝。原来,小黄向一个旅游公司的老板吹牛说他可以联系旅游团来美国,老板在高兴之下免费为他提供住处。不料一年过去了,小黄没拉到一个生意。老刘到美国,小黄接他,顺便就将他拉去充数。老板不知究竟,把此事当作盛事,组织全体职员列队欢迎鼓掌,结果就只瞧见老刘和小黄。

    众人又大笑起来,东倒西歪,主人对老刘说:“怎么怪事都叫你碰上了”,老刘说:“没办法,我也不想碰那种坏运气,算卦的说,我这人命里注定是阴错阳差。”

    大家起哄着要听老刘唱样板戏,老刘说他想拉拉小提琴,可惜这里没有。 主人闻言大喜,说是刚给儿子买了把小提琴,正好拿出来由老刘献艺。

    主人拿来琴,老刘不慌不忙的调了调弦,将琴身在肩膀和那略扁的头部之间仔细放好,上身猛地一个充满激情的大摆动,右手一个颤抖,于是柔美的琴声就流泻出来了。众人先是满脸讶异,继而凝神倾听。

    老刘拉了曲《渔舟唱晚》,额角微微冒汗,众人不甘罢休,又听他拉《梁山伯与祝英台》。大概是身在异国的缘故吧,老刘又拉得很有水平,我还从来没有听得如此动心,乐声象早晨清新的空气渗入我的内心,我对老刘已刮目相看。

    后来我与老刘处熟了,彼此时有来往,他要买二手车,我还开车陪他走了几遭。有天晚上他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他买到车了,是八八年的福特车,只花了六百元。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忽然又打来电话,声音十分慌急,他说他开车不慎,撞进一户美国人家的院子里,撞倒了一棵小树,被人家扣住了。我问他人在何处,他说了半天才把地址说清楚。等我驱车赶到那儿,他和他的车早被带到警察局了。我只看到那户人家的院子里被撞倒的指头粗的枫树。我到当地警察局去找他,瞧见他刚刚走出警察局,神情抑郁。

    我问他情况,他告诉我警察要罚他一千美金,还要让他上法庭。

    “ 什么?”我愤愤地说:“你不就是撞倒一棵 小树吗?”

    他懊丧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撞到人家家里了,那棵小树是人家东部带来的枫树,是女儿送给妈妈的礼物......”

    我打断他的话说:“别听他们瞎说,我宁愿相信那是编的故事。西海岸有的是枫树,哪里还需要从东部往这边带。“

    “可是......”他皱着眉头想着。

    我劝他要打打官司,不能交那么多的罚款,他说他还没买车保险,出事之后又没主动报告给警察,所以警察才罚得那么狠。

    “ 那你怎么不报告呀?”

    “你知道我英语不好,”他嘿嘿苦笑了两声说:“上次在海边被警察抓了一次,得了恐惧症了。”

    我的嘴咧了咧,没笑出声,心里发涩,一千美金,等于他一个月在餐馆打工的辛苦钱。

    次日,我在柏克莱加大的校园里碰到一个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她说他们正在设法寻找一位患有忧郁症的中年人,谈一次话可付九十美金的报酬,我立刻就想到了神情苦兮兮的老刘。他现在要付罚款,正需要钱。

    我当即就给老刘打电话,绕着弯儿把这事说了一番。他爽快地说:“我倒想看看他们的心理学究竟科学不科学,看看他们说得准不准。”

    我没能亲眼目睹老刘与心理系学生在课堂上对话的情形,只是听那位研究生说老刘那天忽然笑了起来,而且好长时间不能自制。老刘直道歉,教授却说老刘那种反常的笑要比脸上的愁苦复杂的多,让学生仔细分析。研究生说到这儿,抱着肩膀哈哈大笑。

    一个细雨霏霏的周日,老刘来电话叫我去他那儿吃春卷,我因为有事儿,去得晚了点。老刘早将春卷做好,等不到我,就躺在了床上。我走到他房门前时,正巧有股微风轻推开他虚掩着的房门。一缕阳光照在屋内,光线里浮动着几粒微尘。老刘平躺在被窝里,睁着一双抑郁的眼睛,呆望着那缕光线。我叫了声“老刘”,他边说话边从黄色花纹的被子里抽出细瘦的身子。

    我笑了起来,”老刘,你这被子是什么颜色啊,像蛇皮。你从里边出来,就像蛇在蜕皮。”

    老刘坐起来看看被子,嘿嘿嘿笑起来,笑得淌眼泪,足足有五六分钟。我跟着他笑,也是不能自制,笑够了之后就像打够了喷嚏,别有一种舒坦。反常就反常吧!

    吃春卷喝酒的时候,老刘忽然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回国了。我看他每条皱纹里都荡漾着快活,便有点儿感到纳闷。他在美国到处寻找工作,发出的求职信不计其数,现在决定回国自是因为求职不得,却又为何这么快活?

    “想开了,想开了反到舒服了。”他向我讲起父母亲、妻子和孩子,平素黯淡的眼睛熠熠生光。

    “很想他们啊!出国几年,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

    老刘人缘颇佳,临回国的时候大家都为他饯行,于是又是一番酒酣耳热。这次大家要他唱样板戏,他生怕有负于大家为他饯行的盛情,一口就答应了。

    “唱什么?”他站起来,清清嗓子。

    “那次在海边,在警察抓你之前,你开着独眼龙唱样板戏,你唱的是什么?”我恶作剧地问他,立刻就有些后悔了,老刘开车,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

    “ 好吧!”老刘还是那样不介意,微一沉吟,高唱起来: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千杯万盏会应酬,
    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
    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

    老刘唱得字正腔圆,余音绕梁,真难想象他那瘦小的身躯如何发得出这么高亢而浑厚的声音,众人纷纷为他叫好,然后问他在那里学的京剧。

    老刘说:“我们那一代人,除了会唱样板戏还会唱什么呢?我那时在农村插队,就靠样板戏进了县剧团,我把赌注都压在了样板戏上,还真下了点儿功夫。”

    有人笑道:“警察要是能听懂样板戏,也就不会抓你了。”

    快过中秋的时候老刘回国了。走之前他送我几本书,其中有他写的一本关于土壤学的著作,我说我看不懂,他说这只是个纪念。中秋晚上,月光从窗扉投射进来,投射在书架上,照见老刘的那本厚厚的土壤学专著,老刘萦怀,久久不去。

    朱琦:1990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次年春东渡日本,1992年赴美,现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语言系任教。曾担任美国《星岛日报〉专栏作家,曾在台湾获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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