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与东亚地区的安全（上）
倪峰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是
美国在这一地区保存军事存在的一项基本条件。亚太地区
的多数国家也基本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日加强强
同盟关系，特别是修改后美日安保条约却可能对地区安全
带来消极的影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应该寻求合理、
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无疑是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态之一，也是最具实质性的步骤，并对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美日安全同盟是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因素
自1951年9月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条约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美日同盟在该地区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并日益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日同盟是这个地区最牢固的军事同盟，而且是该地区现存的最为完整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础和枢纽。在冷战时期，为与苏联相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了一整套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美日同盟一直居于这一同盟体系的核心。冷战结束后，这一同盟的作用曾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仍是这一地区最为完整稳定和牢固的军事同盟，对这一地区现实和潜在安全问题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日同盟为日本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如美国承担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提供核保护伞，日本向美国提供在亚洲地区展开前沿部署所必须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及驻日美军的主要费用开支。另外，两国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有着完整的制度保证，两国政府和两军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合作和对话的机构，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指导下，两军进行一系列防卫合作活动，两国之间还开展了若干武器技术的合作计划。而且，自1994年7月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美国已开始了重新加强这一同盟体系的努力。而1995年2月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则进一步着重强调美日同盟在这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在亚太地区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基础”〖1〗。
（2）美日同盟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军事存在的一项基本条件。而美国在东亚地区持续地保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以至冷战之后仍能够在这一地区发挥某种主导作用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这种军事存在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虽然，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持某种认可的态度。同时大多数国家都对为这种存在提供基地持谨慎态度，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由于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经历，加之苏联威胁的消失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缓解，外国军事基地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问题。1992年菲律宾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从这一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撤离。虽然在这之后，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表示希望提供基地及设施，但与其说是提供基地，不如说是一种对美政治表态，表示对美国军事存在的肯定态度。因为这些国家提供的基地无论从规模还是设施条件上都与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无法同日而语。韩国为美国提供基地主要是出自自身安全。甚至连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也曾表示，如果朝鲜半岛问题得以解决，美国将从该国撤离。因此环顾这一地区国家，只有美日同盟是维持美国军事存在最稳定的保证。美日安保条约为美军在日本的驻扎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础，而且战后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对此都持一种积极态度，并将其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战后以来对美日安保条约一直持反对立场的社民党，在1994年首次上台执政之后，也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转而对美日同盟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2〗。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这一地区对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抱有上述矛盾心态的国家，也从自己的上述考虑出发，将美日同盟视为一种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3）美日同盟实际上代表着冷战结束以后在亚太地区重塑新的安全格局的一种模式。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发展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冷战后地区安全结构的重新塑造方面，现在已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
一种是多极化模式。这种模式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地区大国所倡导，对日本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东盟国家而言，为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也提供了相当广泛的空间，同时，这也是美国不得不加以高度重视的现象。这一模式的基本理论思考是从欧洲传统国际关系演变发展而来的均势稳定理论，也结合了倡导国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和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些特点。
另一种是共同安全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为东盟国家所倡导，其基本构想是在本地区建立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其宗旨是在本地区建立信任，防止和平衡大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垄断，为东盟这些中小国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赢得一定的发言权。1995年东盟地区论坛已正式成立，并赢得了这一地区主要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例如，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中、美、日、俄、韩都参加了这一论坛并对其开展的活动给予积极的评价。东盟这一模式的提出，主要借鉴了欧共体国家自战后以来建立多边合作安全机制实现长期稳定繁荣的经验，并考虑到亚太地区自冷战后期以来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各国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以及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特点，是对地区安全结构具有长远眼光的考虑。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模式。这一同盟体系是冷战期间针对苏联（冷战前半期也针对中国）建立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这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从冷战中遗留下来的这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为其在地区事务尤其是安全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现成的基本工具，因为这一同盟体系保证了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前沿部署）使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巨大的盟友资源和战略机动优势，尤其是美日同盟，它保证了美军在该地区前沿部署兵力的一半，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提供了最主要的军事基地，而且，日本为驻日美军提供了70％的军费，这在美国海外驻军中是少有的〖3〗，为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一种相当廉价的方式。而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通过美日同盟这种形式，美国既可以将东亚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日本控制在自己的麾下，又可以将这一地区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的力量合在一处，对在这一地区任何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力量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威慑〖4〗。总之，美国是运用军事同盟的形式在亚太安全事务中推行一种霸权稳定的安全模式。
而这种霸权稳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这一地区一些国家不同程度上的响应。在日本，虽然有些人认为目前美日关系的模式使日本的主权受到了某种限制〖5〗，但是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日本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日本战后的经济成就没有这种特殊的美日关系的支撑是无法想像的〖6〗；冷战结束以后，虽然日本的大国意识和在本地区发挥独立作用意愿在增强，美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摩擦在增加，但是日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种特殊关系，因为美日关系经过40年的发展已建立了雄厚的基础。在政治方面，国同属西方阵营，备个层次的交往已实现了制度化〖7〗；在经济方面，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和技术的输入地；在安全领域，虽然日本希望在地区发挥作用的意愿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过去侵略的历史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日本在安全领域单独发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很小。而运用加强美日安全同盟这种形式，日本既可以通过扩大美日同盟的作用以及在同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式，间接地扩大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又可以以美国为盾牌挡住周围亚洲国家的敏感反应和压力〖8〗。因此，尽管加强安全同盟的动议虽然不是日本首先提出的，但在美国提出之后，日本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9〗。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其他盟友，如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对这种霸权稳定模式也基本持某种认可态度，例如，1994年底，当美国提出巩固和加强相互业已存在的同盟关系的建议之后，这些国家都表示将给予响应。而一些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虽然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作用表示某种异议，但对美国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表示某种理解。另外，这一地区一度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也使一些国家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是平衡这种“威胁”的主要力量。
二、美日加强安全同盟对地区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减弱，亚太地区似乎又重新进入了某种力量平衡的状态，而地区的安全形势也是基本稳定的，在这种大背景下，美日采取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有可能对冷战结束后稳定的安全格局的最终形成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维持主要力量基本平衡，是亚太地区在较完整和合理的安全制度框架确立之前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因素，美日加强同盟的举措有可能使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破坏该地区原已存在的较为均衡的架构和制衡机制，尤其是在中美日之间，有可能将原来带有稳定性的三角架构变成充满疑虑和具有敌对意识的两方，并陷入某种博弈论的零和竞争和囚徒困境，从而对安全和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从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冷战时期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团结盟友、共同对敌，这是当时这一地区敌友阵线分明的产物。而冷战后这一地区基本形势是，国家之间虽然在局部利益或战略利益上存在着竞争性，但却没有了明确的敌友划分〖10〗。这样，维持安全的最佳方式可能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协调，以解决在这一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安全体系就不能满足这一要求。首先，这个同盟体系只包括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存在的本身就将这一地区的国家人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自1994年以来，美日等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加强这一体系，并称这是为加强地区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而实际上，这必然会造成原先就处于这一体系之外的国家的疑惧、隔阂，从而将破坏冷战后这一地区国家之间建立信任的努力，这不仅达不到加强地区安全的努力，而且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更多、更大的安全难题使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为此美国政府前顾问曼宁作过一个精辟的分析：“无论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还是加强美日同盟，都增加了俄罗斯国内的不稳定性，并促使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些本来是美日为应付重大威胁而采取的所谓防卫措施。为了有可能出现的不稳定而加强防卫，这可谓理所当然。然而，为了对付这种所谓的防卫措施，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必然也会从防卫的角落出发，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等关系。目前所发生的是美、日、中、俄四大国正在连续不断地采取相互被动的防御措施。不幸的是，在世界历史上由这种防御性措施所导致的连续反应，最终发展为实际争端和冲突的例子屡见不鲜”。〖11〗而这一地区的一些中小国家也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仍未摆脱冷战型军事同盟的范畴，主要表现为设定假想敌国和一味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解决亚洲危机，这种作法不符合时代潮流”。〖12〗
（3）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引起了在这一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强烈不安。美日加强安全同盟具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正如美日两国官方和民间人士所解释的那样：为了使冷战后两国愈演愈烈的经济摩擦更便于控制和管理；是为了应付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爆炸性局面；是为了向地区安全和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等等。美日两国也在各种官方场合表示，美日同盟并不针对中国，但中国方面仍然是抱着极大的疑虑关注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以及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重新修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①美日两国的行动是在两国对华认识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实施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而美日两国正是这种论调最盛行的两个国度，美日两国对华认识的这种深刻变化与两国政府政策上的具体行动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②在亚太地区，力量平衡依然是决定地区格局主要因素，作为该地区最有影响的三个国家，从综合实力上看，美日两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美日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强者与强者的同盟关系，因此作为三个国家中实力最弱的一方，中国自然对实力较强的美日两国加强同盟的举动分外敏感。中国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较冷战时代已有了很大改进的情况下，美日为什么还要加强这种强者与强者的同盟呢？而且美日都声称，要将这种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③在一些具体领域，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最近，美日完成了美日防卫指导方针的重新修订，在修订过程中，美日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两国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美日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美日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变得较委婉一些〖13〗但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
④从美日两国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美日加强军事同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或转型中的大国实施战略性预防的一部分。通过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一段观察，美国发现，虽然它身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试图影响像俄罗斯、中国这样转型或非西方大国的发展方向时，其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为此，它采取了一种两手战略。一方面，继续保持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和接触，以期他们朝着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巩固和加强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间业已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以便对中俄这样的大国实施战略性预防。这样，便有了北约东扩和美日加强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基于美日这种大的战略思路，中国不可能不对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措持一种警惕的态度。
⑤从美日两国的官方见解来看，尽管两国在多种正式场合表示，美日的作法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同时美日两国的官员也在一些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示，美日同盟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这方面有不少例子，例如，1995年10月27日，当时的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国会答辩中谈到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必要性时说：“考虑到中国的存在是重要的”〖14〗。而美日官员在这方面的言行可能更会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和警觉。
⑥从冷战后美日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来看，为了维持美日关系的稳定，美日两国需要某种形式的“共同敌人”。我们知道美日安全同盟是美日关系的基础，而维系这种同盟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美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冷战时期，这个敌人主要是苏联。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无疑使这一同盟的基础受到了削弱，而冷战后两国间愈演愈烈的经济摩擦，更是对两国全面关系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美日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都不希望冷战后两国关系的这种势头继续下去，都希望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加强美日间最牢固的制度纽带——美日安全同盟是美日两国对此作出的政策选择。为此两国需要为这种政策选择提供某种证据，而其中最有效的证据莫过于证明这一地区存在着“苏联威胁”的某种替代形式〖15〗，依据冷战后地区形势的发展，美日两国似乎很快在中国身上找到了这种共同目标。
（4）冷战后美日安全关系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增加日本在安全事务中的分量。1992年在美国推动下，日本通过PKO
。而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更是将日本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扩展到整个地区。而最近完成修订的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更是对扩大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方面的作用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此次新指针最大的特点即美日在周边事态中的合作，内容涵盖范围极广，分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搜索和救护、确保以维持和平与稳定为目的的经济制裁效果的活动、疏散非战斗人员、日本对美军活动的支援以及美日在运输方面的合作6大项40小项，其中包括美军自由使用日本的民用港口、机场，日本向美军提供除武器、弹药之外的物资，承担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运输和燃料补给，为美军转送、医治伤病员和提供医疗器具，必要时在毗邻战区的公海上实施扫雷作战及在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时对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线的船舶强行实施登临检查等〖16〗。所有这些变化自然引起该地区的许多国家的疑虑。例如，1992年通过PKO
之后，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指出，这犹如给戒掉酗酒恶习的人吃酒心糖。越南外交部表示对此感到不安〖17〗、韩国舆论认为：“日本发出了复活军国主义的信号弹”。印尼则强调，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安。〖18〗去年，美日联合宣言发表后，一些亚洲国家迅速作出了反应，马哈蒂尔认为，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的行为很容易引起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而同为美国的盟国的韩国，也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了对此的异议，就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承认：“一旦日本只拘泥于日美安全条约明文规定的双边军事合作，周边的其他国家便会对日本的意图和实力感到惴惴不安，也将心存猜疑，这是完全有可能的”。〖19〗
而扩大安全作用方面，日本本身也的确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表现在第一，日本在东亚地区所留下的不良纪录，以及至今对此没有采取应有的态度。正如一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对日本的疑虑，特别是对一个不能够或不愿意正视其侵略历史的日本的疑虑破坏了许多倡议，特别是有可能把东京推上领导地位的建议”〖20〗第二，日本与周围国家存在着包括领土问题在内许多纠纷，而且至今还未得到解决，这些都限制了它扩大作用的能力，第三，在美日两国宣布扩大美日同盟在维护安全作用之后，日本并未拿出积极负责任的态度来证明，它具有这方面的信誉。继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11年之后，于1996年7月，桥本再次前往参拜；日本的政治家就历史问题多次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讲话；日本右倾团体在钓鱼岛多次采取挑衅行为，使中日两国间沉寂多年的问题再次爆发1日本自民党把“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是日固有领土写入该党的政治选举公约；日韩在独岛和经济水域划分问题上出现危机；
1997年8月17日，日本政府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发表谈话称，台湾海峡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内，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总之，日本是用一系列挑衅行动来显示其安全发言权的扩大的。正如香港虎报在去年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的那样"眼下，钓鱼台的事态发展已使日本的威胁从潜在变为现实，如果说原来对美国的干预还有所顾忌的话，安保条约的续签显示日本已取得美国的认可，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外扩张。”〖21〗
（5）美日在加强其安全同盟时都声称，美日安全同盟一直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保障，然而，美日的这种说辞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例如，冷战期间，冷战这种特殊形式仅出现在欧洲地区，而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来的是一系列规模庞大、冲突异常激烈的热战，美国是其中大多数热战最主要的参与者，而美日同盟为美国的参与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保证，美国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的B
一52轰炸机大多是从美军驻冲绳的基地出发的。而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对美日两国的动机提出某种疑问，美日同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维持和平和稳定的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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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Office of l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for the East Asia一pacific Region，February l995，P10。
〖2〗 时事社，《社会党工作方针草案要点》，
转引自《参考资料》，新华社，1994年7月30日， 第28页。
〖3〗德国为在其境内驻扎的数额曾达8万的美军提供的最高费用为每年14亿，而目前，日本每年为4．7万驻日美军提供的费用是60亿美元。
〖4〗Harold Brown，Richard Armitage，“The Tests of war and Strains of Peace”，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p．9。
〖5〗例如，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一系列对美国说“不”的书中认为，在现存美日关系的条件下，日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6〗《战后日本外交一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7〗Stephen M. Wali：“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8〗冯绍奎：《日美安保体制与日本的大国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8期。
〖9〗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秋山昌广甚至否认日本是配合美国的战略，认为东亚战略报告是日美共同磋商的结果。
〖10〗例如，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曾几度陷入动荡，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总体把握是“非敌非友”。
〖11〗罗伯特·曼宁：《中俄军事接近将引起风波》，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1月24日，第5页。
〖12〗岛田数之：《东南亚谋求建立多边对话安全保障体制》，《朝日新闻》，
1997年4月9日。
〖13〗日本方面的正式解释是，指针并非针对特定地区，我国相信中国政府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不认为在台湾会发生相当于“周边事态”的情况。
〖14〗还有，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国会作证时称，中国正在加强其防御能力，……随着我们展望今后几十年—中国将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的威胁。日本防卫厅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断言：到2015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备的大国，日美将与中国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
〖15〗1993年日本《呼声》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西辉正的一篇文章，题为《调整日美中三角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对日本在这方面的想法作了清晰的表述。
〖16〗《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朝日新闻》，1997年9月23日。
〖17〗新华社，《参考资料》，D92年6月11日，第45页。
〖18〗日本共同杜，《亚洲国家戒心增强，中国有自己的想法，韩国表示反对》，1992年6月9日。
〖19〗中曾根：《亚洲的走向日中美协调是一根支柱》，《产经新闻》，1993年1月11日。
〖20〗巴里·韦恩：《东北亚充斥着互不信任的气氛》，《亚洲华尔街日报》，1996年9月3日。
〖21〗《香港虎报》，《北京对日美联系疑心重重》，1996年4月18日。
〖22〗koji Murata，“View from Japan，The US一Japan Alliance and The
US一South Korea Alliance ：Their Origins，Dilemmas，and Struc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Printed in the UK，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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