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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阴魂与“新左派”的谬论

                        东来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大庆。一边是北京隆重的庆典和铺天盖地的赞美,一边是海外民运分子咬牙切齿的诅咒,声讨所谓中共50年暴政。在这中间,几乎鲜有公正的论断。《华夏文摘》增刊《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专集》转载了“新左派”杂志《中国与世界》99年第10期上韩德强的文章:“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文试图通过中外五十年对比和中国五十年前后对比来说明中国的成就。文章貌似公允,但内容却可谓荒谬无比。

    作者不知从哪来搞来的数据,称1965-85年有关国家(分成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四组)的GNP增长率中,中国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GNP增长率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达到了7.49%。这还不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么,如此高的发展速度,为何那时中国百姓的日子还那么苦呢?据韩文讲,那是“勒紧裤带搞建设”所致。国家1957-1977年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保家卫国”:南御侵越的美帝,北抗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东防蠢蠢欲动的蒋匪。正是因为有了三线国防建设,“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于是,中国做成第二件大事:“置办家当”。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他随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中摘引文革十年伟大成就的数字,自豪地说,1965年-1976年这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从2235亿元增加到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于是,“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

    读到这里,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把韩文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颂词!因为他所赞赏的十年正是连中共都认为是“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

    作者之所以大肆赞扬前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其用意是在说明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把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换为后二十年的发展的“动能”。在他看来,这二十年的成就不应归功于改革开放,而应归功于前三十年的积累。用作者最欣赏的比喻来说,三十年的成就就象一辆骑到山顶的自行车,后二十年的发展不过是顺势冲下来,坐享其成而已。现在自行车下到了山底,势能没有了,经济就裹足不前了。前三十年不仅提供了物质积累这一高势能,而且还提供中央集权和干部廉洁这两个高势能,三者结合,推动和支撑了改革开放的大业。

    论述至此,韩德强先生的结论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改革开放并未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进步靠的全是前三十年所形成的“高势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1957-1977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国实在是不妨再来它几次大跃进和文革。毛泽东如果在天有灵,定会为这位“修正主义”时代的左派知音而激动不已,立马赐韩先生与一个“新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当当。

    对于韩先生的统计数字,连他的左派朋友都不完全相信。《中国与世界》99年第十一期有篇文章,在基本赞同韩文观点的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方法与国际通行的方法不同,实际上,中国在1952-1978年的GDP增长率只有4.3%,在亚洲仅处于中游的水平。但在我看来,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人民为这一有限的发展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大跃进饿死的人口保守估计就是1800万(大跃进的死亡人数、中共中央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恐怖暗杀活动以及毛泽东的私生活等课题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几个大的禁区,不过国内的人口学家已根据大跃进前后的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地提到了这个数字,西方的估计则从2000到4000万不等),如果加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至少在5000万。5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死亡人数!更不用说,无数活下来的人们所遭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命损失使有限的经济成就黯然无色。

    至于韩文所宣扬的另一项重大成果“保家卫国”,也是无稽之谈。海内外学者已用充分的证据说明(甚至中共官方本身也间接承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后期就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形势,夸大了外来威胁,推行越来越左的外交政策,并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进行所谓的世界革命。在“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旗帜下,中国自绝与国际社会,丧失了与当时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在这错误的战略指导下,“分散,靠山、进洞”的三线建设浪费全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资金。时至今日,其中的很多项目还在耗费国家并不充裕的建设资金,成为国有经济的一大包袱。

    历史的确不能割裂。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在前三十年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是一种非常脆弱、贫瘠的基础。正象中共中央自己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文革十年造成“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因此,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尊重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中国近二十年的空前进步根本不是来自前三十年的积累,而是来自改革开放政策所激发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同时支撑中国改革大业的也绝非韩文所称的“改革开放前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实际上他们除了整人,别无所长),而是无数的平民百姓以及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众多企业家。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坚韧不拔和创造精神,才有今天中国的繁荣与进步。

                                                 199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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