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才资源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华盛

    本文就海外人才资源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集中于中国国情特点与需有紧迫感，加强领导与全面协调，理解与信任，文理并举和相互促进，创造条件以公平竞争等几方面。

一、国情特点与紧迫感

1、中国高层次人才短缺的国情特点

    面对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当前中国发展的紧迫需要和各方面高层次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本文所谓高层次人才，是指受过国际水平和系统的现代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中有较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并有较广泛国际联系的各类人才。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及较低的人均文化教育水准，加上上指高层次人才占人口比例远低于许多国家，故此类人力资源的流失对现代化的影响就更大。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才外流”现象，还存在本身所特有的“人才断层”和“学科断层”（主要在社会、管理与人文学科等领域里）的国情特点。由于改革开放前多年的对外封闭，尤其是文革期间教育和科研所遭到的破坏，中国蒙受了不止一代人的损失。加上恢复高考后第一代科教人才的“出国热”与“下海潮”，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的尖锐性不仅突显于教育和科研领域，也表现在经济、商业、行政和社会等各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各部门实施了各种类型的“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以缓解上述矛盾，但各项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高级人力资源青黄不接的问题仍未根本改变。世纪之交的中国，“已到了人才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蓄{4飡

    同时，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问题，以及更广意义上中国的高级人力资源问题，还应置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后冷战时期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特点是在全面对抗、相互封锁条件下的角逐，那么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在相互依存、跨国流动条件下的激烈竞争。随着国际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和各国在经济与其他领域中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力、物资和信息）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也变得日益频繁和规模更大，从而形成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国际化，还反映出世界各国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这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才竞争，不仅是今日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它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竞争的结果。

    为应对中国所面临的“人才外流”、“人才断层”与“学科断层”等严峻挑战并减轻其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影响，除其他相应措施外，如何更充分、有效与及时地开发利用海外新华侨和学人员群体这一现成的人才资源宝库，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高级人力资源及其他相关政策的一个当务之急。

2、需有紧迫感

    目前中国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的总方针是实事求是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尤其是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精神所发布的[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和1993年国家制定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12字留学工作方针，以及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关于“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举的提法与做法，都显示出灵活性与务实的态度。

    但目前涉及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的一些部门仍存在着单纯强调客观条件和“经济因素”、缺乏充分信任和“重理轻文”等情况，以及忽视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积极有力的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它低估了中国跨世纪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的严重性，未看到为国服务和回国服务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积极工作和消极等待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所以，首先应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以及更广意义上中国高级人力资源的保护、开发及有效使用问题有时代与历史的紧迫感。须看到目前在海外的新华侨和留学人员这一中华民族宝贵人才群体的使用峰值期是有限的（约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10至15年内）。而这一段时间又恰好是新世纪来临，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和与世界接轨的极为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必然伴随着国际人才竞争加剧的极为严峻的现实。实际上，除大多数留学人员所在的发达国家外，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早已瞄准中国海外人才资源，且多已取得一定进展。同时，由于所在国人才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各国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中（包括留美者）也已有相当数量（不下于数万人）在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后又放弃专业、改行或处于困境，导致新的不可逆的人才资源流失。

    基于以上考虑，从中国人才资源的特殊国情出发，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就既要有总的方针政策，又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在具体政策措施中区别轻重缓急、确定当务之急，将工作重点和资源置关键的方面。

二、加强领导与全面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新华侨和留学工作有关的各部门领导与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当前中国人才引进工作的机制、具体措施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似未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分出轻重缓急，一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必要和有效的协调，故有重复浪费、事倍功半之感。

    同时，除人才资源本身这一重要方面外，新华侨和留学工作还涉及官方与民间外交、教育与科技、对外经贸、国际公共关系与新闻媒介等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方面，为任何一个具体部门难以兼管和协调，故必然要求能兼顾各方同时又能超越部门职能和利益的高层协调机制。

    如要开创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的新局面，首先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和持续的关注。只有领导的高度重视，才能建立与健全高效率的协调机制，改变当前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中部门利益突出、各自为政的局面，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设立一个由主要领导人牵头的“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领导与全面协调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工作。其成员可包括有关各部委与机构的负责人，如国务院侨办、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全国政协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专家局、欧美同学会和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同时在中国驻主要发达国家的使领馆设立相应的协调机构。

（2）积极准备、于适当时机在北京召开较大规模的“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代表会议”。邀请海外新华侨和国内外留学人员代表共襄盛举，将为国与回国服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3）改变目前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仍属“粗放型”的管理办法，将目前一些部委各自建立的有关计算机数据库变成以计算机联网为中心的“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统一信息服务网，并大力加强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包括已归国留学人员）基本情况的系统把握。目前国内各部门的有关信息服务一方面仅能达到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的少数，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基本情况亦未做到及时与准确的把握。许多基本统计方法陈旧，缺乏关键的变量，透明度差，有时还自相矛盾。而最近这几年又恰恰是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各方面情况变化很大的几年。笔者曾多次建议国家投入一些资源，首先对新华侨和留学人员进行比较科学、由点到面的抽样调查和研究，以期对总的情况能兼有质和量的把握。

（4）有效地集中使用资源。近年来将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为国与回国服务相结合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帮助他们从事简便易行、费用较低的短期回国考察、讲学与合作研究（时间从数周到数月不等）。这一形式为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熟悉与了解国情，将所学专长用于国内实际，并帮助他们中一部分人通过与国内单位的双向选择而回国服务提供了捷径。故建议充分协调目前分别由国务院侨办、人事部、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进行的有关项目，并增拨一部分经费，大力支持与鼓励这种短期回国计划。从各方面情况与实际效果来看，短期回国合作项目的操作还可考虑通过竞争招标，由声誉好、效率高的国内外民间机构来进行。

    如因经费困难一时难以增拨，则可考虑动用外国专家局的一部分资金来进行。外国专家局自成立以来为中国引进国际上的人才资源和推动民间外交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与当前的紧迫需要，似有作出调整的必要。尤其是考虑到现成的庞大海外华人人才资源，邀请非华人专家的费用及一段时期来他们中有所降低的专业水准等。邀请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更重要的是有非华人专家所不具备的为母国效力之心。从民间外交和国际公关角度来看，邀请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的效果和影响亦绝不亚于邀请非华人专家。

三、理解与信任

    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对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在留学工作问题上的观念转变一样，现在更应以现代的和前瞻的眼光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真正予以理解和信任。这可以从海外新华侨和广大留学人员本身的特点来认识。首先，中国新一代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在原先较好的专业基础和知识水准之上，通过海外的系统学习与严格训练迅速接近或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如单1995年一年，就有2,751名中国大陆学者在美国取得了不同专业的博士学位，占了当年美国实授博士学位总数的约10%，高居各国留美学者之榜首。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开始在各自的领域里崭露头角。这样，由于基础好、人数众多和专业分布广，现在海外的二十余万（其中美国占了三分之二)华人学者专家和留学人员已成为一个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几乎所有专业领域的庞大人才群体。

    其次，海外新华侨和广大留学人员出国学习和深造的年代恰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是国内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由旧国际体系向后冷战的新时期过渡。留学人员所在的许多国家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这使得新一代留学人员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内已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并增强了理性思考的特点。

    按笔者观察，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主体中已经形成了下述共识：即应以历史的前瞻眼光、建设性的立场和谦虚谨慎的态度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去，并应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所学知识与专长同分析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帮助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以上共识的形成是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的的各种变化，经过比较和严肃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他们通过社会实践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等进行正反两方面比较所形成的新的认识。

    其三，历史的曲折发展往往出乎人们预料。九十年代以来大批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居留海外、未能回国服务固然为始料所未及，但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也可能蕴涵着更大的历史回馈。在完成学业之后，大批海外中国学者（尤其是人数众多的留美学者）离开了相对单纯的校园、书斋和实验室，进入了西方社会激烈竞争的工作岗位和所在国的社会舞台。几年来在国外的工作与奋斗使他们中许多人得到了宝贵的锻炼，从书本知识而到实践经验，进而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及所在社会的长处和弊病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把握。这种实际能力的锻炼、社会阅历的丰富、人生经验的积累和社会人际网络的延伸，是舍社会实践而难以达到的。它们一旦被用于为国和回国服务，将如虎添翼，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最后，多年来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所创立的各种专业团体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团体和机构基本上都以帮助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了解为目的，并以中国与所在国之间的跨国联系和活动为特色。通过各项活动，包括促进与国内科技、教育和商贸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一系列研究计划（重点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研究）国际讨论会，定期报告会，书籍和杂志等出版物，赞助海外学者回国讲学与合作研究，筹款活动，以及不仅遍及全美、且已达中国、欧亚和世界各国的计算机通讯网络等，它们近年来互相呼应，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为进行上述活动和自身的发展，这些团体和机构还依据法律拟定了各项规则和章程以实行自主管理。所有这些组织和它们的活动，成了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加强与中国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无庸讳言，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其弱点，如因多年在外易与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国情脱节。这在一部分年龄较轻、出国前尚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专业人员身上更值得注意。倘不加以弥补，这一弱点就易在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中发生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偏差。也正因如此，无论为国还是回国服务，与国内的合作与交流对新华侨和中国留学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有助于他们熟悉与了解国情，并将国外所获知识和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所以，应充分了解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的特点，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

四、文理并举、相互促进

    目前在海外新华侨和留学工作中还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偏差，对社会（包括管理）科学和人文学科未给以同样和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得是，这不但影响到学习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作出贡献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发挥作用。 实际上，中国人才问题国情特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科学（包括管理）与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学科断层”与发展滞后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改革开放前所受到的冲击比自然科学更大，且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的实际需求其发展仍然滞后，因而在包括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商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断层和滞后问题。其中一些学科和专业由于改革前的近乎空白状态及因缺乏受过专门训练、熟悉国际上最新发展成果的学术骨干与带头人，因而在基本建设方面都仍处于初期阶段。而这些学科和专业对中国现阶段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对市场经济行为规范化、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认识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建和道德水准的提高都是至关重要与无法替代的。随着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继续推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这一“学科断层”与发展滞后问题的严重隐患已日益突出。

    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体制转型的重大特点及当前改革中所面临的难点问题，结合亚洲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所揭示的一些国家因社会变化与制度建设错位而遭受的严重挫折甚至倒退，确有必要强调在引进人才资源方面“文理并举、相互促进”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的演变也证明，“重理轻文”以及“重理论、轻实践”的做法都其行不远。

    最后，从促进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中的科技人才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和回国创业来看，强调文理并举、相互促进也极为必要。难以设想，在一个投资与创业的软体条件差或不具备的环境里，科技人才的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能不受影响，或事业能顺利发展。而要在包括法律、金融、税收、会计、经营管理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能提供与国际接轨的服务和必要的保护，就并然需要大量社会（包括文理）科学方面的人才和他们的专长。而且科技人才中多数具备的只是某一方面的专长，如不能与以上各方面的人才资源形成组合与团队优势，则科技专长本身并不能形成商品、占领市场。目前中国不但希望引进海外科技人才和高科技产品的高新科技区与留学生园区成效有限，软硬环境脱节、人才不配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也揭示了在引进人才问题上数量（成批而不是单个）与配套（人才配合而非单一专业）的重要性。

    所以，在进一步重视社会（包括管理）科学与人文学科重要性并引进相应人才紧迫性的问题上，仍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五、创造条件、公平竞争

    最后，除了一些生活上必须解决的困难外，如住房与孩子教育等，帮助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创造必要的条件，给他们以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专长与能的机会。

    去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和香港李嘉诚先生合作提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称“特聘教授”计划），即三、五年内在全国设立数百个面向海内外的“特聘教授”职位，除按国内标准的工资与其他福利待遇外，在聘期间每人每年还可获本项津贴十万元人民币。最近，中国科学院又进一步，由国务院专项拨款六亿元人民币，计划以每人两百万美元的经费（包括科研经费与职务津贴），完全面向海外招聘三百位优秀科学家到国内工作。

    此外，全国许多省市也都已认识到高层次人才对本身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纷纷派出海外人才招聘团及提出其他相应措施。这些举措既反映了今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高层人才资源的短缺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瓶颈。

    但应看到，以上举措仍然只带有某种（尽管是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作用，且还取决于它们的实际执行情况和效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们在缓解国家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上所能起的作用仍将是有限的。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力量和发展水平，亦无法在工资和待遇问题上大范围地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同时，它们还容易造成国内同行与海外学者专家的矛盾，出现新的阻力。最后，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中的大多数为国和回国服务也非单纯为短期经济利益而来，而是在为国效力的同时，希望找到更充分发挥自己专长与才能、创立事业的机会。

    总起来看，海外新华侨和留学人员今后回国发展的主要领域可能集中在与他们具体专业有关的三个方面：即创办高科技的公司企业，创办各种研究与咨询机构，和办学（包括高等教育）。国家应考虑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相应政策，允许并鼓励留学人员以合作形式或独立地在国内兴办以上公司和机构，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有利发展的环境。

                             (原载《华盛顿之声》, 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