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

                              陆钢   

　　1999年是中国外交多事的一年，但是随着澳门的回归，中国人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天，在新的千年来临之际，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1000年以前，北宋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度。1000年以后，中国在经历了无数的劫难以后再次在血和火的锤炼中得到复活，开始走向繁荣富强。我们无法预料新千年以后中国的模样，但上苍正赐予中国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及时进行有效的外交战略布局，彻底改变旧世纪长期闭关自守、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弄清楚自己的战略对手和战略伙伴，充分利用自己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掌握国际事务主动权，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使21世纪成为“中国世纪”，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

　　战后五十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有一个变化过程。冷战初期，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战略定位上，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大国。但是，从70年后，中国逐步从两极的国际格局分离出来，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集团。80年代初，作为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智囊宦乡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一说，现在看来有点过高估计中国力量，因为当时中国的战略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认识：即中国牵制苏联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战略作用，不是很牢靠。

　　90年代前期美国独大局面业已形成，中国的外交调子比较低，邓小平告诫国人要韬光养晦，不要出头。中国给自己的战略定位主要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在台湾问题上。除此以外，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是很温和的，经常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弃权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对自身力量局限性的清醒的认识。尽管近2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所提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人口增加、资源消耗所抵消。

    应要有回旋空间

　　但是，90年代以来，美国过分渲染中国威胁的程度，把中国的正常发展看作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从银河号事件、两次台海危机到轰炸中国大使馆，美国到处打压中国，触发了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同时，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又随着香港、澳门的收回不断得到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可能要求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这势必涉及到中国外交未来的战略定位，即在21世纪前半期，中国究竟把自己放在什么国际地位上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

　　目前来看，一个事实上的大国，如果没有恰当的防御空间和回旋余地，总是在家门口和其他一些战略对手进行周旋是很吃亏的。国家利益除了生存等核心利益以外，还应该有一些次要的边缘利益，只有扩展这些边缘利益，核心利益才能得到稳定保障。边缘利益经过恰当的运作可以转化为核心利益。因此未来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立足点就是要尽量拓宽外交的舞台，扩大外交斡旋空间，在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同时追求更多的边缘利益，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能力。但是，中国必须清醒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性；必须认识到外交目标的过分拔高会引发国内资源支持系统的混乱以及其他大国的焦虑不安。

    需要高超决策艺术

　　由此看来，准确把握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需要十分高超的决策艺术。美国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已经将未来的中国当作其霸权体系最有力的挑战国，因而有可能施加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软硬两方面的遏制和封杀。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任何强行出头都会冒着同美国及其盟国冲突的危险。这种局面对中国的发展十分不利。

　　从战略态势来看，目前中国的状况甚至比70年代还要糟糕，那时有苏联顶着美国霸权的压力，现在却要直接面对。所以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首先要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其定位不在于追求虚荣的大国地位，而在于追求战略态势的主动，避免与美国军备竞赛甚至迎头相撞，尽量在合法的游戏规则内追求自己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突破了美国在中国周围划下的圆圈，绕开它的纠缠，就容易取得战略态势的主动，容易获得更多的边缘利益。应当承认，在相当一个时期里，美国作为霸气十足的世界老大的局面不会改变，除非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一般情况下中国没有必要去招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反对自己，使自己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中国应该把自己放在和印度、巴西、法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去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