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与东亚地区安全（下)

                    倪峰

三、美日安全同盟可以发挥的正面作用

与此同时，美日同盟作为构筑地区安全格局的一方面重要力量，在该地区已经存在了40多年了。作为亚太地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又须正视美日同盟在构筑地区安全方面一些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这可能有以下几点：

（1）从近代以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沿革来看。日本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力量的崛起是造成这一地区动荡和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在兴起的过程中，与这一地区的主要大国和在这一地区有影响力的外部强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先后发生过正面和大规模战争、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因此，将日本置于某种强大力量的控制之下是事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而战后的美日同盟为日本找到了一个为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在内都能接受的适当定位，从而较圆满地解决了困扰这一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大问题。通过美日同盟这一框架，日本发展军备的能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在世界市场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2〗。此后，日本的兴起基本被纳入了和平的发展轨道。

（2）从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现状来看。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在保持这一地区其余主要力量配置的基本稳定方面具有关键意义。观察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形势，我们会发现，苏联的解体在这一地区并未造成地区格局的整体瘫塌和力量的大规模重组。除了俄罗斯之外，这一地区基本保持了冷战后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形势。这与美日同盟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为这一地区国际格局的重大改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如：苏联的消失，使美日两国维系同盟关系的基础削弱。这使这一地区包括美日两国的人士开始讨论美日同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23〗。

    与此同时，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超强，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作后盾成为这一地区惟一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并能够迅速将其转化成为军事实力的国家。而且其成为政治大国和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都在加强。将以上这两种情景结合在一起，这一地区包括美日两国在内的许多战略家、政治家都将日本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挥作用视为这一地区冷战后国际格局可能出现的前景之一，而且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将这种前景视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可怕的前景之一。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将导致美日两国在地缘政治上走向冲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还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强烈不安，并把像中、韩这样的国家推与日本竞争的军备竞赛。这样，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力量格局将彻底瘫塌，将对地区安全构成毁灭性打击。

    因此，继续将日本日益壮大的力量限制在某种框架中，是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共同的呼声。而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日间的特殊关系将继续为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在地区重新崛起提供适当的框架。因此，一些人认为，美日关系本身就是地区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它缓解了地区对日本可能重新武装的担心。“这一地区在冷战后仍希望美日关系继续为这一地区提供这一关系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继续使日本处于一种非武装状态。”〖24〗

（3）美日同盟在解决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全局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件中曾发挥过有益影响。例如，冷战结束不久，北朝鲜开发核武器一度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重大问题，这有可能将导致这一地区军事战略力量的失衡。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美日同盟的作用可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这不仅表现在美日两国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在说明劝说北朝鲜放弃开发重水核反应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体现在美日两国利用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共同为北朝鲜制造替代型的轻水反应堆提供资助。这不仅缓解了对地区、对日本可能造成的核压力，而且还将日本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作为对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反应，日本可能会因此而自主开发核武器）转化为正面影响（为建轻水反应堆提供资金）。

    通过对美日同盟在地区安全中作用的利弊分析，中国政府对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反应，其措辞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中国政府对此所持的批评态度，主要针对的是美日利用双边同盟对付其他国家和主导地区事务的作法，反对的是将这一同盟的作用无限扩大的作法，认为这种安全关系应局限在双边范围内，而没有将矛头直接针对这一同盟本身。

四、寻求合理、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美日同盟具有某种正面的效用，但是依然使我们感到，双边军事同盟的作用，在冷战后新的地区安全形势下，其弊端是巨大的。处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应当行动起来，为寻求一种新的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稳定合理的安全架构而共同努力，这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努力建立稳定、成熟和互信的大国关系。从亚太地区现实状况来看，大国关系仍是稳定、安全最关键的因素。从1995年开始，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这一年的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著名的东亚战略报告，以此为契机，美日两国开始了加强安全同盟的努力， 1996年4月两国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并开始重新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与此同时，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都恶化到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寻求与在西部受到北约东扩挤压的俄罗斯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1996年4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国间呈现出寻求盟友、构筑阵地、准备对抗的架势，地区安全形势也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就是“台海危机”和“钓鱼岛危机”。而大国关系的这种倾向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也与冷战后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存在着矛盾，即前面所提到的，虽然各国在局部利益或战略利益上存在着竞争性和矛盾，但却没有明确的敌友划分。

    为了遏制这种对地区局势发展不利的势头，各国纷纷对大国关系进行新的调整。以1996年底江泽民、克林顿马尼拉会晤为契机，中美开始修复受损的双边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两国宣布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使自1989年以来一直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基本稳定下来，并在两国关系中开始引入制度机制。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为建立成熟、稳定、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1997年下半年，中日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使两国关系得以改善。1998下半年江泽民主席也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首相和俄罗斯总统分别于1997年11月和今年4月在克拉斯若尔亚尔斯克和川奈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晤，商定要尽最大努力在2000年以前缔结和平条约。大国关系的这种良性互动，不仅对消除大国关系中一些国家间的隔阂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对地区局势的稳定也发挥了有利的影响。

    在大国关系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方面，中美日三边关系无疑又是最具决定性的。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美日在继续加强它们间的双边同盟的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对这一事态所表示的忧虑，以及这一同盟本身所具有的局限。美日安保新体制的主要设计者约瑟夫·奈在1997年年初的一篇文章中称，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总体战略来讲，美日加强安全同盟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这为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打下了一个基础，接下来，美国的主要工作是争取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从这位主要的设计者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原先专注于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的立场已有所改变。〖25〗美国国会研究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萨特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美日应找出缓解中国担心的措施，应在美中日三国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并把此作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框架的明显特征〖26〗。日本前外相池田行彦在一次谈话中也认为，没有中国，日本和美国合在一起也不能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三国必须保持适宜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良好的三边关系〖27〗。为此，美日也正在酝酿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日本方面， 1997年自民党外交政策报告提出建议，希望建立日美中三边对话机制〖28〗。日本政府拟定向中美正式建议进行政治安全对话，讨论安全保障问题。美国方面，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表示，“希望寻求增进美日中三国对话的非正式机会”。美日两国的这些举动对于消除三边关系中消极因素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而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对这三个国家以及地区安全都具有积极影响的三边关系，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使三国关系实现一种积极均衡的发展。所谓积极均衡就是使三国的三组双边关系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两国双边关系的改善不以从第三国寻找某种形式的假想敌的方式进行，或不以损害与第三国的关系为代价，在其中一组或两组双边关系出现问题时，不以瓦解和削弱另两组或一组较良好的关系为实现均衡的目标。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三国关系的基本现实来看，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无疑是实现这种积极的均衡最薄弱的环节，削弱美日关系既不现实，其结果也不见得对地区有利，因此，建立积极均衡最关键的问题是“，强中美和中日之间的关系。目前，中美和中日关系己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要将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并有进一步的发展，以下几个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①美日两国应采取一种较为公正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正日益采取合作的态度，并努力争取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例如，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一直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理与邻国一时难以解决的领土纠纷时，中国奉行搁置争议并共同开发的原则；在武器扩散问题上，中国加入了禁止核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并遵守导弹技术管制规范的重要条款，1996年，中国正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中国在最近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高度负责的态度。然而，冷战后，美日两国在看待中国作用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过多从消极的方面进行认识的倾向〖29〗。

②在对待“中国的崛起”的问题上，如果较全面地理解，可能会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包括美日两国在内的许多人，将“中国的崛起”，与先前“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以及“苏联的崛起”进行类比。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各项制度、法规正向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发展；随着开放的扩大，包括美日在内的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扩大。总之，中国是将自己更加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来获得自身的发展的，这是“中国的崛起，，与上述国家“崛起”的显著不同。

③在中美关系中，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真正能够实现以对话合作代替对抗。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动荡不定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己力量，而冷战以后中国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其核心所指，就是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施压的作法。人权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怎样使这一问题由两国关系的一个消极领域变为积极领域是处理两国关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最近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对话与两国关系的改善相互推动的情况来看，对话与合作是缩小两国在这方面分歧真正有效的办法。

④在中日关系中，两国间过去一段不幸的历史是造成两国相互隔膜的关键所在。近些年来，中日两国的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也居第二位的显要位置，两国的人员、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两国关系却出现了动荡，甚至倒退，两国问的隔膜和疑虑也在加深。历史问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这一问题对两国关系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尤其是在两国普通国民的心理层面。每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方面来自民间的要求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压力就会变得相当强烈，而日本右翼的一些言论和行动更是加剧中国这方面的倾向，这在“钓鱼岛危机”期间香港居民的行动中得到了最具体、生动的体现。要知道，香港居民是目前中国最具国际化的人群。在日本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显示的担心，他们一般的解释是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军费在不断增加。而事实上由于与中国地理上接近，又有历史文化渊源，日本是西方世界中对中日之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以及中国目前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有比较全面认识的国家，因此，造成这种担心是因为他们心底还有一个更大、更深层的疑惑，即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会不会对日本在过去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进行某种形式的报复〖30〗。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关系受到国际大背景的约束减轻，这使国家问存在的一些问题突出出来，历史问题就属于此类问题。目前，两国应该加倍努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性途径，这将为两国关系开辟一个崭新的未来。笔者认为，二战结束以来，法、德解决历史积怨的作法能否为中日解决历史问题提供某种模式，如果这种前景具有可能性，那么中日关系将像法德和解那样成为开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的转折点。同时，这种关系也像法德关系那样，不以损害法德两国各自与美国特殊关系为代价。

⑤积极推动中美、中日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防卫部门的对话，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2）考虑到国际事务中日趋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和这一地区中小国家对于大国主宰地区事务的敏感性，要充分发挥和尊重这一地区中小国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尽管这一地区的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快速进步极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有效地增强了这一地区一些中小国家的军事能力，促进了这一地区军事能力的分散化，加之中小国家独立自主能力的加强、并采取一些联合自强的政策，使他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日趋活跃。例如，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东盟发挥了重大作用；1995年，东盟地区论坛正式成立，首次为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安全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场合，这对于在这一地区防止冲突、建立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这一地区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具有前瞻性安全模式。总之，中小国家已成为地区安全事务中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3）积极寻求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多边安全机制。多边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众多国家一道工作，处理相互问事务的一些组织和程序，通过这些组织和程序使原本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社会实现某种程度的有序化。考虑到人类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多边机制可能是继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人类社会组织化方面又一个质的飞跃的起点。值得人类加以不断的探讨并付之以实际的努力。在建立多边机制，尤其是多边安全机制方面，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显得欠缺。然而，冷战后地区形势的发展为此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地区的各种敌对关系基本消失，这为各国共同参与讨论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而且，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例如，在防止朝鲜半岛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一问题上，周围几个主要的大国的立场是大体一致的；还有，在维护柬埔寨国内局势的稳定方面，东盟以及这一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立场也基本相似。其次，冷战后期以来，该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得各国间经济上的巨大鸿沟得以缩小，而各国间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使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各国共享繁荣也共担风险，这在最近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跨国的共同努力已成为许多国家的迫切要求。另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传统意义上总体安全形势的改善，经济问题本身已上升成为安全问题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低度安全问题，如环境问题、移民问题、毒品问题等等，日益成为各国重要的议程，而这些问题基本都属于跨国问题，非一国之力所能为，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努力，而在这些问题上各国也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点。第四，这一地区各国都对多边机制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作用有了更积极的认识，而在建立具体的多边机制方面也已取得了一些现实的成果。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现在华盛顿智库SAIS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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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22〗koji Murata，“View from Japan，The US一Japan Alliance and The US一South Korea Alliance ：Their Origins，Dilemmas，and Struc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Printed in the UK，p.187。
〖23〗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bn，“The Pentagon' s Ossifie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Julv／August l995,pp.105一114。
〖24〗“Stuart Harris，“US一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一pacific Order”，Paper to Conference on "The Th。New Asia一pacific Orde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Singapore， May l995．p.14.
〖25〗约瑟夫·奈在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期间主持了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主要工作并就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专门发表过文章，见：“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l995。
〖26〗小关哲哉：《由日美同盟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亚洲未来》，《时事解说》，7月18日。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8月8日。
〖27〗汤姆·普拉特：《日本中国和美国合在一起》，《国际先驱论坛报》， 1997年4月n日。
〖28〗Liberal Democratic Party:Foreign Policy, Part 1,Japan's Stragegy Towards the Asia一pacific Region，1997。
〖29〗从最近的事态来看，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尤其是美国方面。
〖30〗Gerald segal，“Ris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Worries the Japanese”，Fa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8,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