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光远先生的公开信

                柯云路

于光远先生：

    近几个月来，在很多报刊的文章中看到您对我的评价，您甚至明确声明：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先决条件是，中国作家协会将柯云路开除。我想，您的激愤是因为您没有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听信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歪曲宣传。我注意到您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您并没有看过我的《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却看到了很多书籍、报刊对柯云路及这本书的“揭露与批判”，您对柯云路的“罪行”很气愤。

    坦率地说，近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和您的观点不同，我支持钱学森先生的观点，您反对他的观点。关于这方面的分歧，我认为过一些年可以再从容讨论。正像您对我的长篇小说《新星》还持肯定态度一样，我看过您在经济学方面的不少著述，也尊重您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做出的贡献。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础上求同存异，进行一些思想领域的探讨。

    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准备将我的《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寄送给您，以使您了解更真实的情况。

    需要做的说明如下：

    一
    首先是关于胡万林情况的说明：

    第一，胡万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之后，曾因为冤假错案被错关了二十多年，并于１９９７年获无罪释放。一些报道与文章不负责任地说他因犯“杀人罪”而被关押二十多年，这无疑是把被推翻了的冤假错案又建立起来。法律应该是严肃的，对于一个被冤假错案错关了二十多年后被无罪释放的人，我们不仅不该将冤错的罪行重新扣在他的头上，而且该对他有足够的同情。

    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坎坷，一定能够理解二十多年的冤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第二，胡万林在新疆二二三团劳改期间的“行医”，是劳改监狱的安排。对于这一安排，当时身为“犯人”的胡万林显然是不能抗拒的，这不是他能够做出的自由选择。而对于一个执法部门，能否这样使用一个有医术但没有学历的在押犯人，则是另一个问题，与胡万林本人无关。

    第三，胡万林运用传统中医的方法，在新疆狱中行医的四年确实治愈许多疑难病症，包括癌症、白血病等。在这方面，不止一个人向有关领导部门做过汇报，新华社记者也曾经考察后写过内参。


    二

    关于我写《发现黄帝内经》一书的说明：
第一，我之所以写《发现黄帝内经》一书，是出于我对中华传统医学的浓厚兴趣。对《黄帝内经》这本中医经典，对中医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我的关注与研究已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我相信，您看了《发现黄帝内经》一书，特别是看了其下部之后，您多少可以了解一点我对中医的一点独特看法。

    我写《发现黄帝内经》，一方面是为了抢救像胡万林这样的民间医生所负载的医学遗产，以免流失，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挖掘《黄帝内经》这部医学经典中的伟大成果。《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精髓凝结出的一个典范。

    第二，《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写到的胡万林的医疗事实，经核对绝大部分属实。在《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引起争议之后，作家出版社专门对此书中记载的案例做了调查。关于这一点，您还可以和作家出版社联络、核对。

    第三，该书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个别事实现在看来有些出入。对于胡万林的真实年龄，我至今没有得到最确定的资料。对于胡万林学医的经历，我也还未完全地掌握。希望今后有再版的机会时，对该书做出较全面的修订。

    第四，《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出版后，作家出版社曾邀请部分中西医专家进行了座谈，与会专家对该书做了热烈的评价。一年多来，我还收到了上百个医学专家的来信，绝大部分都是中医的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他们对《发现黄帝内经》一书也都表示了热切的肯定与支持。这些医学专家虽然不能代表医学界的全体，但至少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发现黄帝内经》一书的观点以及这些医学专家的共识起码是中华传统医学研究中的一家之言，要使中华传统医学有发展，就要百家争鸣。

    您对中医一定有所了解，看了《发现黄帝内经》之后，您一定会想到胡万林的医疗技术最起码和张子和的“攻下派”有某种联系。

    第五，我写《发现黄帝内经》，纯属一个作家和学术家的研究和写作活动。对于胡万林在新疆二二三团的行医，我是一个观察研究者；他平反后在陕西长安县、河南商丘市的行医，我从未参与经营与操作。我始终保持着一个研究者和作家的纯学术立场，没有一丝一毫的经济目的。

    而在这方面，一年多来的舆论炒做加在我头上的谣言是大量的，乃至将我说成是参加了“谋财害命的犯罪集团”。有关的这些谣言，正在逐步被揭破。

    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知道什么是“无中生有”，什么是“无限上纲”，什么是“罗织罪名”，这一年多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我经常想到“文革”中那些遭受恶运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六，对一部作品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哪怕是很尖锐的批评，都是正常的，也是我所欢迎的。但这种批评必须在民主与法制的范围内，不能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能搞人身攻击，无限上纲。我于最近已经向中国作家协会写了报告，要求作家协会全面调查我因写作《发现黄帝内经》一书所遭遇的一切，要求他们出面保护作家的权益。
我同时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写了报告，请求他们对全部事实进行调查。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相信迟早会真相大白。

    作为一个作家，柯云路按照自己的理解发表自己的思想，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而那些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制造谣言、侵害公民权益的做法才是违背法律的。

    最近，我已经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权益。

    一个作家，根据自己对中华传统医学的研究，又根据自己对当代医学实践个案的考察，写了一本纯学术的书，经正当渠道作为合法出版物出版，书中的事实经核查基本属实，书中的观点代表中医界的一家之言，书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批评著作是可以的，棒杀作者是不该的。

    三

    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民主与法制的必要性会有深切的认同。我这两年在研究“文革”历史、写作有关“文革”的书籍时，作为参考书目还看过您写的《文革中的我》一书。我想我们可否共同进行对民主与法制的思考。

    在学术领域内要实现充分的民主；在法律领域内要贯彻真正的法制。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我们曾经有过惨痛的经历，在学术领域内缺乏真正的民主，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为纲”始终笼罩在学术界上空。在生物学领域，因为推崇米丘林，便有对摩尔根的批判。在人口学方面，有对马寅初的批判。在科学领域，四人帮一伙还有对相对论的批判。在建筑学领域，也曾有对梁思成大屋顶的批判。在文学艺术领域，专制的作法就更多了，对俞平伯的批判，对《武训传》的批判，以至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批判与迫害。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您自然也受到了批判。

    我想，这样的历史不能再继续了。中国必须坚定地走改革的道路，而市场经济加民主与法制，这其实该是我们改革的基本内容。

    与您的观点不同，如果中国作家协会接受您为会员，我认为是值得欢迎的，虽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也不妨碍我对您一生作为的基本评价。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包容着不同的思想，允许发表不同的声音。您以自身的努力所参与的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运动，其发端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倘若您需要了解有关的更多的情况，请您访问我新近建立的个人网站，网址是：www.keyunlu.net。过些天，我还将在网站上发表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点成果，也希望与您交流。

                           柯 云 路

                           1999年10月18日
                           (北京全才工作室供稿)

------
附: 柯云路简介

    柯云路，中国大陆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人生的最大爱好有三：哲学，科学， 文学。1980年初登文坛，以处女作《三千万》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 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于1986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由于其强烈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引起极大轰动，创中国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最高纪录。 海外传媒称这部作品“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香港版本的《新星》在其封面上特别注明“现代官场现形记”。该书在受到广泛欢迎的同时，也曾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批评。 作者认为这些批评十分严肃。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新星》续集《京都-夜与昼》，1987年，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京都》第二部《衰与荣》。这两部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在广阔的视野上描述了冲破禁锢后的中国社会，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有挣扎，有困惑，有痛苦，有欣喜，用一群人的命运折射了一个时代变化。 作品出版后，同样受到很大注意，成为畅销书。

    在此期间，柯云路还以不同的风格创作了其他作品。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汾城轶闻》， 这部作品的风格与前述作品有较大变化，将视点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城，通过一个系统工程学家命运的悲喜剧，以讽刺的笔法揭露了官僚政治的愚昧可笑。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被某些人批评为“过多地描写了社会的阴暗面”。

    198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孤岛》。这是一部哲理小说， 作者以大自然的灾难为背景，象征地将一群人放在一个孤岛上，在饥寒与病痛中表现了生与死、爱与仇等重大文学主题，在求生的渴望中，由无序到有序，良知战胜了邪恶， 理性战胜了愚昧。

    1988年，柯云路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长篇小说《嫉妒之研究》。 作品写了一群旅游中的作家，认为这是最容易产生嫉妒的人群。与作者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作品很少社会性生活内容，而是大量的深入潜意识的描写。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将写作的过程、思考及规律也作为作品的有机部分展现出来。 作者自认为《嫉妒之研究》是他早期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

    1988年下半年，柯云路开始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

    1989年，长篇小说《大气功师》先是在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分三期连载， 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在审稿时曾说过这样两句话：“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但终以其宽容的态度决定出版，但在发表时特别标明为“探索性小说”。刊载这部作品的三期《当代》全部脱销，书出版后在一年内加印五次，正版印刷达三十万册。日本后来翻译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

    1991年，长篇小说《新世纪》开始在大型文学刊物《十月》连载， 后因故停载。1992年，该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者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气功、潜意识、思维、易经、八卦、宗教等重大课题进行了研究与破译，也提出了对许多未解现象的猜想。 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

    1993年，柯云路策划和主持了大型电视专题片《生命科学探索》的拍摄。该片分十三个专题，对中国有代表性的特异现象进行了严肃的、大规模的考察。

    1994年，《生命特异现象考察》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部，分别为《策划〈生命科学探索〉》，《拍摄〈生命科学探索〉》，《完成〈生命科学〉》探索，详细记录了考察的全过程。

    1995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气功修炼的奥秘与误区》。 这是为广大气功爱好者和修炼者写的一本书，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讲述了气功修炼的诸种奥妙，受到了气功爱好者的欢迎，被译成英文、韩文等多国文字出版。今日中国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新疾病学》与《走出心灵的地狱》。

    《走出心灵的地狱》真实记录了作者运用医学与心理学研究成果对一位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与治疗的过程。出版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许多长期受到神经症困扰的人告诉作者，他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决心掌握健康的权力。

    《新疾病学》是柯云路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也是作者在大量观察与研究疾病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理论。作者认为，疾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图画，它与人的梦、过失、语误、遗忘、神经症、情绪、表情、相貌、 艺术等都有相通之处。

    1997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气功大趋势》。作者认为， 气功是有其奥秘的，但并不神秘。作者从对众多气功功法的研究中概括、提炼出九大技术，掌握了这九大技术，就可以灵活变通，很好地调整身心健康。

    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一方面使作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受到了相当一批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几乎每一本都成为畅销书，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曾经对柯云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文化界人士认为，柯云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写作是对“现实的逃避”，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 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柯云路的这些作品皆属伪科学，认为柯云路已堕落为伪科学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堡垒”，应予以批判和声讨。

    1996年底，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柯云路的新著《情商启蒙》，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情商教育的书籍。此书的出版，引发了一股“情商热”。大量的情商类书籍在1 997年成为畅销书。

    1997年， 新华出版社还出版了柯云路关于教育的另一本书《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这本书与稍前出版的《情商启蒙》和稍后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孩子成功法》一样，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均成为本年度的畅销书。

    对柯云路有关教育类的著作，社会上一般争议不大。

    此外，在1991年－1995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柯云路的三部格言集《人是宇宙的精灵》、《显现的灵光》、《复归于婴儿》。

    自1996年开始，柯云路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到1998年， 先后出版了三部小说，均在四十万字左右。《超级圈套》得到了许多商界人士的叫好，认为写得地道。《东方的故事》以传统的爱情故事为框架，探索了男人、女人的关系、感情和相互关照下的成长。《成功者》写了一个在穷困中长大的小男孩如何战胜自身的怯懦， 在大都市的商战中获得成功；但在成功的同时也不断被异化，在表面的成功下面是悲剧性的心理历程。三部小说都受到读者的欢迎， 其中《东方的故事》被新华书店总店评为本年度虚构类作品销售排行榜第一名。

    柯云路的小说创作被很多文学界人士认为是“浪子回头”。

    1999年初，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柯云路的文化学专著《人类时间》。该书七十万字，分上下两部，在“上部-文化学批判”中，柯云路回顾了人类文化的产生，人类与文化的关系，人类如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又反过来受制于文化， 被文化构制的强大力量所扭曲，从《道德经》到卢梭，到当代回归自然的潮流，又都反映着人类强烈的“反文化”倾向。“下部-文化学新概念”中，柯云路对一些重大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和解析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学的新概念，形成了“实践人类学”的基本框架，认为“解决矛盾、战胜客体、征服世界”是人类实践的基本旋律。

    柯云路在近两年来引起最大争论的一部著作是《发现黄帝内经》（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以至于成为近两年中国社会最重大的新闻之一。该书分上下两部，共七十万字。“上部-发现当代华佗”写的是作者考察到了一个当代医学奇迹。胡万林在新疆狱中行医四年，用中医和中药治愈了大量的疑难病症。作者从这些事迹出发，尽可能深入探索了胡万林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奥秘。

    “下部-发现黄帝内经”则更广阔地对中华传统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有关中医学的一系列独特看法。该书出版后，即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来自各界对它的支持，其中包括上百名中西医教授、专家给作者来信，表示了他们的热烈支持， 认为胡万林的医术是有研究价值的；另一方面，对该书的批判也逐渐兴起。最后，这种批判大大超出了学术范围，许多报刊以“柯云路是否涉嫌犯罪？”“柯云路可能会被判刑”“严惩最大的‘医托’”等为标题，对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

    有关这部作品的争论及事态还在继续。作者一方面期待着时间给事物以本来面目，同时，也将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北京全才工作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