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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江东来
1915年6月2日，陈光甫以10万元注册开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自任总经理，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当时上海的整个银行业都被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所垄断，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小资产者，其艰辛与挑战可想而知。在这竞争激烈的金融界独辟蹊径，陈光甫以“一元开户”、“礼券储蓄”、“教育储蓄”、“婴孩储蓄”等新颖的项目，及其“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时时想新法”的经营原则，使这一新成立的小银行信誉与日俱增，实力迅速增强，到1937年时其资本总额达500万元，存款额达18亿元，分支银行遍布全国与世界大城市90多处，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陈光甫本人也以其正直、守信而深得中外人士的赞誉。 在发展上海银行的同时，陈光甫还积极拓展其它业务，他提倡对物信用、发放铁路贷款、盐业贷款，创办首家中国旅行社、首开由中国的银行经营保险业务的先例。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陈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于农业，强调“送银行入内地”，并游说外国银行投资中国农业。为了培养农业人才，1933年上海银行特出资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设立两个客座教授席位，聘请美英专家各一人。当时的美方教授为卜凯(J. Lossing Buck，著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之夫，后离异〕，此人后来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Morgenthaw, Jr.)在中国的私人代表。卜凯先生对陈光甫的人品大加赞赏，为以后陈两次赴美谈判埋下了伏笔。 1936年3月，陈光甫作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赴美谈判，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挽救了国民政府危在旦夕的法币改革，此举第一次显示了陈光甫的外交才能，并为他在中美两国政府中间留下了良好印象。 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法等国因欧洲动荡自顾不暇，无力也无心在远东遏制日本的扩张。国民政府孤立无援，在反复权衡后，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寻找外援与抗日伙伴。1938年9月蒋介石召回驻美大使王正庭，派遣深受美国人喜爱的学术界名人胡适为驻美大使。与此同时又派出颇受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赏识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洽谈贷款事宜。台湾著名民国史专家吴相湘为此写到，“这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我国孤立无援，而国内最负众望的两位学术界银行界领袖‘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再无其它选择的两颗‘棋子’”。胡适后来一直称自己的大使生涯是一颗“过河卒子”，充分反应了当时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被动以及对美交涉的艰辛。 陈光甫的使美，与其说是受中国政府主动派遣，倒不如说是中国政府应美国的要求而派遣的。这其中有三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1936年3月他与陈光甫谈判达成中美白银协定，对陈的印象非常好。1938年7月在访问欧洲时,摩根索在与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谈及此事时，一再赞扬陈光甫的人品，对陈“异常钦羡信任”。摩根索还暗示，如果中国政府再派陈光甫赴美商谈，他将设法帮助中国争取贷款。摩根索甚至保证如果中国派遣陈光甫，他会指示美国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127;(M.R.Nicholson)陪同陈赴美，以便沿途照料。第二个人则是摩根索在中国的私人代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教授卜凯先生。他与中美双方政界都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极力向摩根索推荐陈光甫，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政府建议陈光甫是争取美援的最佳人选。促成陈光甫赴美的第三个人是摩根索的助理劳海&127;(Archie Lockhead)。劳海在进入财政部前曾在美国纽约化学银行工作，与上海银行有许多业务往来，和陈光甫有过愉快的合作，对陈大加褒奖。正因为有着这样良好的人事关系，因此早在1938年6月，摩根索、劳海、卜克及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等人就曾协商，认为中国委派陈光甫商谈贷款是中国的唯一机会。 虽然摩根索等人允诺极积协助，但就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来看，陈的使命仍十分艰难。当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对日关系十分微妙。虽然罗斯福总统、摩根索财长等人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是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当时的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就是最生动写照。 陈光甫以其商人特有的敏锐，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种形势，为此一再谢绝担当求援重任。后来由于宋子文(中国银行董事长)推荐的赴美人选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从香港飞往重庆途中座机被日军击落身亡，加之孔祥熙的再三恳请以及蒋介石的亲自督促，陈光甫才不得不接受，但他在日记中还是把种种困难一一列出：“奉命之初，病体未复，极感责任重大：美国孤立主义及故息分子活跃，如何避重就轻?我国求援之切与希望之大，如何达成使命?加以战局正急，未来变化未可预测，我财政当局对牵涉借款之种种问题一时未能拟具明确方案。”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也未明确，只是不切实际地要求陈争取3-4亿美元的贷款。与孔祥熙等人的盲目乐观不同，陈光甫认为政治借款的可能性很小。为此在赴美之前，他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做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军需物资，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分子无由反对，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品，因而可能争取到较多的贷款。他之所以能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种抵押贷款方式，与其在国内首创抵押贷款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现在把这种办法应用于国际之崐间，从而为桐油、滇锡两笔贷款制定了雏形，为以后的谈判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1938年9月9日，陈光甫率席德懋(中国银行业务局局长)和任嗣达(云南昆明人， 在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积极主动，具体提出了有关桐油收购、管理、定价、运输等八点意见以及运油出口的三条路线。他还亲自赴纽约数次，与美孚德士古运油专家以及汽车工程师们研究公路运油的组织、车辆运行等具体事宜，力争在谈判中有的放矢。一个月后，他便与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进出口银行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当晚，摩根索专门邀请陈光甫与胡适大使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财政部批准了借款，但国务院却不开绿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国务院官员担心中国政府会放弃抵抗，同时又顾虑日本会指责美国借款之举违反中立。于是提出中美桐油借款不得违反《中美商约》和《九国公约》规定［即有关反对贸易垄断的规定］、不得直接向中国政府借款、不得用借款购置军火与装备三个先决条件。针对这些限制，陈光甫灵活地提出由中方在中国国内组织一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同时在纽约注册设立世界贸易公司，陈光甫特意聘请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Jesse崐H.&127; Jones)推荐的人选担任法律顾问，1939年席德懋回国后，又聘任刚从财政部下来的劳海继任总经理，该公司负责在美销售桐油与购买货物。然后，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合同，由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担保。这样，贷款从表面上看完全成为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银行间的业务关系，摩根索对此十分满意，针对日本的反对，他振振有辞地宣布“这是商业，不是外交”。 陈光甫在谈判中所表现出的主动与灵活，大大增强了摩根索援华积极性，他利用与罗斯福的私交，趁借款的主要反对者国务卿赫尔11月底赴秘鲁参加泛美会议之际，与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达成交易，他在古巴问题上替韦尔斯说话，韦尔斯则代表国务院同意对华贷款并以国务院名义敦促罗斯福总统批准贷款。12月15日，美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出口银行将给予纽约世界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的贷款。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桐油贷款敲定后，陈光甫又向孔祥熙建议将借款留存在美国，并直接用于在美购货以此“交好毛财长［摩根索］开日后接济之门”。陈光甫被要求继续留在美国负责采购事宜。至1939年6月底，全部桐油贷款用于在美购物，所购商品包括汽油、润滑油、有线电材料、运输桐油车辆、粗布、无线电材料、军用车辆设备、配件件等，皆为中国抗战的紧俏物资。美国政府虽然在桐油贷款之前也向中国提供国贷款，如稳定中国货币的援助等，但那些是专项贷款，只能用于经济领域。桐油贷款款项基本全部用于抗日战备，许多美国外交史学家都把该贷款视为罗斯福当局转变东亚政策开始实施遏制日本的开始。 在安排采购的同时，陈光甫非常关心国内桐油运输状况，并请美国政府选派运输专家赴华视察，研究改善办法。他还邀请美国防疟病医疗专家赴桐油产地与运输地提供医疗保证。 桐油贷款之后，民国政府并不满足，仍努力寻求更多的美国援助。中国政界要员宋子文曾通过其它渠道向美方提出借款，但遭到拒绝。为此，孔祥熙婉言拒绝陈光甫的请辞旅美任务，一再强调陈是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求援的最佳人选，要求陈务必继续留在美国，并在1939年5月指示陈再设法争取一笔更大的借款。自5月底始，陈光甫与驻美大使胡适开始与美国各方交涉争取新贷款。此时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基金已经用完，新的预算方案尚在国会讨论中。陈光甫敏锐地判定国会一定会批准进出口银行的增资计划，遂在私下里开始研究美国的需求，发现美“需锡甚殷”。于是在9月份便非正式向美财政部提出中国可以用锡矿为抵押品申请贷款，得到了对方的赞同。同时，陈又要求孔祥熙提供详细的国内锡矿资料，并建议立即先运500吨到美国，“先行交易，以利其行”。 除了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国会因素的限制，争取借款的另一障碍是中国国内的干扰。首先，汪精卫伪政府在日本授意下竭力破坏桐油运输，滇越铁路也因南方失守而被迫中断，致使桐油运输更加困难；其次，国民政府各种关系复杂多变，孔祥熙、宋子文在美国都有自己不同的渠道，干扰了美国政府对陈、胡等人求援的专注；最后，中国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在美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致使许多美国人责问“为何不动用是项款项，竟向美国求贷?”。面对以上种种不利因素，陈光甫马不停蹄，反复奔走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与胡适一起协作努力，多次与美有关人员洽谈协商，但鉴于上述种种不利条件的限制，求援努力总不见成效。为了打破僵局，陈光甫决心“效秦庭之哭，以求有效”。 1939年12月6日，陈光甫再访摩根索财长，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期望。他首先向摩根索本人对中国的同情以及在桐油、滇锡贷款谈判中的帮助和承诺表示感谢；接着指明中国抗战已坚持了两年半之久，国困人乏，时下到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各种军需物资更急待补充；随后，他表明了中国政府与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最后，他向对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际局势变化非常快，如果日本正式对中国宣战，美国的援助反而会更加困难。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59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的这种竟业精神所感动，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定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答应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桐油贷款时为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商谈后，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后来回忆该事件时称之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的这两项许诺，无疑为滇锡贷款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转机，趁热打铁，1939年底和1940年初，胡适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争取贷款。1月24日，胡、陈两人又一起会晤琼斯，胡适保证中国政府将抗战到底的决心，陈光甫则将桐油运美与在美购物的各种详细资料送交琼斯。2月1日，琼斯在国会就进出口银行增资一事做证时，极力为中国辩护。他拿出陈光甫所提供的资料，声称“如各借款国均如中国一样履行借款条约，则进出口银行之业务，将比目前更为稳妥可靠……再次借款中国在美购料，足以裨益美国工商业”。与琼斯在国会为中国辩护的同时，陈光甫则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游说美国汽车业巨头，向他们保证如果中国再获贷款将继续购买美国汽车。在这些商人的影响与协助下，国会修改了每个国家从进出口银行借款累计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限制，不论是否有过借款历史，规定每一国家以每次借款2000万美元为限。在胡、陈两人的不懈努力下，美方最终同意再次贷款中国。 1940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进出口银行的增资方案，其主要目的是了援助苏芬战争中的芬兰。但是由于陈光甫与胡适两人的积极努力与默契配合，额外为中国争取到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就当时内外交困的环境而言，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游说和了不起的外交成就。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 滇锡借款谈成后，陈光甫了解到国内的桐油、锡矿运输状况改进甚少，担心会因此影响中国的信誉，遂决定回国亲自管理两项贷款的缮后工作。4月16日，他在胡适的陪同下向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以及财政部长摩根索辞行。罗斯福高度赞扬了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希望他回国后能改进油、锡的运输，并欢迎他秋天再来美国，答应可以随时接见他。5月中旬，陈乘船离美。6月底回到重庆复命。此时，国民政府已决定任命他为经济作战部部长(亦称贸易部长)，陈光甫坚决不受，深深感到自己“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 他危难之时受命求援，完成任务后依然脱离政界。但是为了督促桐油的运输工作，保持中国的良好信誉，他亲自到昆明设立办事处，派专人至海防疏运存积物资，同时不顾日机轰炸危险，亲自前往缅甸公路考察全线的输运情形，注意有关桐油运量、运速、包装、油质变化以及补救问题。在他倡导下，国民政府于1940年10月成立了桐油管理委员会，加强对桐油生产、运输的统一管理，加之国际市场上桐油价格上扬，到1942年3月，提前2年还清了桐油贷款本息，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世界战时国际债史上所罕见”。美国商务部长琼斯(即桐油贷款时的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特此致电孔祥熙表示祝贺，尤其对陈光甫及其同仁的努力表示钦佩与赞叹。同一时期的驻美大使胡适对陈光甫的业绩也是万分感慨，他特别致电政府赞扬陈氏：“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运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从。不但在抗战期中对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可见陈光甫个人的信用已成为国家信用的一个重要部分。 胡适与陈光甫两人从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胡适还特意在送给陈氏的一张照片上写下了他那首有名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以纪念两人当年在美求援的日子。 陈光甫争取贷款之际，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这两笔贷款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同时，这两笔具有政治援助色彩的商业贷款也标志着美国开始摆脱孤立主义逐步走向中美反日同盟。之后，美国又分别于1940年10月和1941年2月依照桐油和滇锡贷款的模式向中国提供了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合计7，500万美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大量的美援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战场，中美抗日同盟正式形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光甫是打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援华大门的先驱者。因此，陈氏不仅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国外交史上也留下了不可抹杀的功绩。 象许多同时代的爱国人士一样，陈光甫一方面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晚年尽力避而远之，另一方面，又在尽自己所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多做点事。即使完全看透了时局，陈光甫在贷款谈判结束之际，还是衷心告诫重庆当局明白“我先自助，人才助我，否则，求救之事难若登天”，“国际间无慈善事业 …… 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陈氏的这一见解远高于那些一味依赖外援的国民党高官们。不仅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就是在政治上，陈氏都有高人一着的眼界，在这一点上，连胡适这个中国自由主义最出色的代表都不如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兵败如山，急需美援。当权者想到了胡适，请他再次赴美求援，胡适竟然心动，找到陈光甫，希望两人携手再现抗战之初求援成功的奇迹。陈光甫断然拒绝，并要前者打消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大陆解放后，陈光甫移居香港。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曾托人劝陈返回大陆，陈亦有回归之意，终因三反五反运动未能成行，后定居台北。 陈光甫以弱国之使的身份，争取到了被他称为“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的美国的援助，完成了当时许多职业外交家都未能完成的求援重任，不可不谓是了不起的成功。在为国家尽心尽力之际，陈光甫个人却付出了人格与尊严的代价，内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凉，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籍以维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来，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这段内心独白，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忍辱负重”。而正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许多多象陈光甫这样“忍辱负重”的爱国者，才使积弱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陈光甫身上，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历史应该永远记住那些在山河破碎时代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们，他们不仅仅全是战场上的烈士、政坛上的名人，还有许许多多象陈光甫和胡适这样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尽职的各类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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