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在密西西比河畔
海龙
十几年前，我在大学的校报上发表的《忆华安》被认为是一篇很清秀的文章。它写的是我较早的一次“外事活动”。１９８２年初，我在黄山参加了一次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研讨会，我因写了一篇研究法国贵族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文章而忝临盛会。夏多布里昂的文笔绮丽优雅，文风惊艳凄迷，异常华贵，曾被法国名作家雨果尊为“法兰西文学的第一笔杆子”。可惜他在贵族执政时当过高官，受到过马克思的批判。因此，不管他文章怎么好，过去在中国总是背黑锅，受批评，红不起来。少年气盛的我当年写那篇长文誉其艺术成就，为其翻案，在会上出了风头，也冒了险，此不足记；但最值得一写的是会后的壮游黄山。
黄山，是一个雄浑苍莽的梦。夏初的黄山更是绿得使人心颤。苏东坡赞西湖：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句，拿来誉黄山倒真是无愧无悔的。说黄山苍莽，因为它连绵延亘，方圆数百里，自己就造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外面艳阳当照，可一进山，竟是雨山雾海。一朵云就是一阵雨，一片雾就挟着一阵雷，阴晴雨露，各具其姿，使你惊赞。洗了温泉，顶着响晴的日头，刚要进山，忽然预报说有豪雨。慢说大家不信，就是真有雨，又能挡住这伙要进山的好“汉”！大家不假思索地闯山去了。
一进山，山就给我们颜色看了。先是招呼没打就瓢泼般地来了阵雨，稍露端倪，大家就成了落汤鸡。幸好有有心人带了几把伞，全捐给了老先生和女士们。雨让我们吃了亏，却壮观了黄山的“人”字瀑。这条平时干涸得水沟似的小瀑布，此刻暴躁得无可忍耐地奔腾，挟着树、石奔向远方；好像炫耀似地任性发疯，使少见瀑布的北方人饱足了眼福。观了瀑，年长的先生和女士们颇有打道回府之意：这么暴躁的黄山，谁敢招惹？惹不起却躲得起，咱回吧！看看地图，黄山的大门还几乎未进，我们这拨小伙子们怎能甘心？
于是软磨硬劝，挟持着老弱前行。天不作美，不依不饶地下着雨。行了半日，终于挨近半山寺，忍无可忍，老人们不干了。是夜只好投宿半山寺。没想到，刚落下脚，豪雨竟捣蛋似地停了。弥漫群山的雾海飘移着，颇为壮观。雾在倏飞，矗立的山头似在雾中浮游移动，挟着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地压来，逼得人踉踉跄跄地躲，跌跌爬爬地退。好一派黄山的雾！那景象，在那以前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经历过。
雨后复斜阳，一派凄迷。半山寺委实残破了，像样的饭菜都提供不了，慢说山蔬野味，连碗暖身的酒都没有。男客都住在筒子厅堂的统铺，喝碗面也得有安徽省粮票。山风渐小了，远处不知谁吹起了一管箫，声音呜咽含混，似闻鬼声啾啾。
安徽大学的马老是个翻译家，旧学底子很好，由于本系青年教师“出卖”他会唱诗，被我们缠不过，放声吟了一阙柳永的《雨淋铃》，声调绵长，悠远，似歌似哭，极富蛊力。听罢此曲，我已无心笑闹，遥想古人当年，竟是那么缠绵与风流多情，远宿荒山，体情察物，极易进入情境。没想到，外边又是雨意朦胧了。
就是在这个湿漉漉的、使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雨夜，我认识了华安。华安大概是近午夜时来投店借宿的，别人在纠缠马老，我在沉思中，听到店主人和一个操着怪味儿声调的人在争论。店主在拒客，其声坚峻；客人在恳求，其情堪悯。这是谁这么大意，冒雨到半夜才来投宿？又是谁，那么无情，在这样的雨夜，把客人往哪儿推呢？
循声望去，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的青年人在恳求，我顿生恻隐之心，想帮忙去劝告店主。可店主见我来了，也求援似地向我解释。大个子青年回头向我看时，我愣住了——这竟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这个荒山野岭的鸡鸣野店，来了一位洋人，真堪嗟怪异。小伙子看见我，像找到了救星，慌着用半通的中文和英文解释他迷了路，好容易循着光亮找到客店，可店主闭门不纳。质之店主，则告诉我上头有文件，这个小店规格太简陋，不能接待外宾，因而决不敢冒犯政策收纳之。小伙子经一天苦雨的浇淋，冻饿交加，浑身瑟瑟发抖，说话哆哆嗦嗦。这么大的个子，又这么无助地流落异乡，碰上决不通融的人，看上格外让人怜悯。
我帮着劝说店主人，他一口咬定拒不接纳。山里人朴实，但极执拗；又加上怕犯政策，死硬得很。万般无奈，看来只能以毒攻毒了。我不再软磨，郑告店主:小店是不够规格接待外宾。但如果硬把外宾推出店外，在这个雨夜，万一出事会有不可弥补的政治损失和国际影响，这个责任他一定得负。朴讷的乡下人害怕了，看来第一招挺灵。但乡下人自有与生俱来的招数与狡黠。店主人告诉我，如果我同意让他住在这儿，我必须写承保单，出了一切事儿得我担着。我当时在北京某个学会里挂名是个什么理事，工作证一亮，竟十分奏效。我知道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写个保单，又有何难！我怎能忍心看他把人推出去呢？
此夜当然是一宿无事。我和店主人的争吵，这“老外”听懂了大半。心存感激，他总想找机会对我笑笑。我呢，想学济公，济人然后拂袖去，作出大丈夫满不在乎的样子。
吃了早饭，我们自然要爬山赶路。没想到这小伙子主动申请加入我们的行列，跟我们同行。没有什么犹豫，大家接纳了他，路上谈得当然大多仍是欧美浪漫主义文学。这小伙子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华安，是美国博士生，读东方宗教，现在台湾学习中文，假期里趁便来壮游黄山，没想到出师不利，迷了路，且又感觉要病了。
我们首先感慨他的勇敢。一个人，到语言不通的异国，单打独斗，游山逛景。接着又自豪于我们的西方文学知识—那时，在我们眼里，西方人应该个个精通西方文学，提起他们的作家应该如数家珍，没想到，华安竟被我们问倒过多次，并诚恳地向我请教一些问题。小试牛刀，自觉着自己的学问还不赖，心下满足；又加上自己当过华安的保护人，与之同行，我们自然很快成了朋友。
华安不谙中国国情，以为到处可以吃饭、投宿，没怎么准备就进山了，结果投宿不成，也饿个够呛。吃饭时，他啥也没有。山间无饭店，打尖时我们拿出了符离集烧鸡、罐头、啤酒、黄瓜、水果等大嚼，这位仁兄却饿得嘴抖手颤流口水。我一招呼，大伙拉他一道来，他饿得无力客气，海吃了一顿。饭后竟要付我们钱，几个姑娘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不愿再理他，我也很尴尬来美国后，才知道此举并非无礼，而是正常。他嗫嚅着嘴想解释，但苦于字汇不多，表达不清，只一再说：你们太好了，你们太好了。“这在我们国家不可能，不可能—”我看出了他的诚心，不愿再怪罪他。
华安对中国的事样样感到新奇，特别是听说我们当过红卫兵，又下乡插过队，兴奋得像逮着了宝，揪住问这问那，直到把我几乎问烦了。华安很天真，像个大孩子，问得也真诚，一路走一路谈，驱除了烦恼和疲劳，他也给了我很多关于美国的知识。不幸的是，我们发现，由于淋雨遭冻，华安要感冒了。
所幸离北海不远了。我们相信，到了那儿，会有很好的住处，热饭热汤和必要的药物在等着华安呢。
终于到了北海，大家跌跌撞撞地挤入客栈，登记、住宿，都很顺利，可轮到华安，又出了麻烦，理由和昨天还是一样的：他必须住高级的旅馆。华安挣扎着用生硬的中文说，他要和我们在一起，这样对他最安全。可登记小姐无情地微笑着，理也不理他。他坚持了很久，没人搭理他，最后我们只好劝他离去，他无奈地，茫然无助地走了。
送他去高级宾馆的路上，他不再抱怨，只是痛苦地一再摇头。快到宾馆门口，他忽然沉重地放下行李，转过身来紧紧地和我拥抱了。按那时中国的礼节，还不时兴这玩艺儿，我还没习惯拥抱，只有电视上看中央领导人和外宾们扭在一起。轮到我，非常笨拙，像个熊瞎子。松开了我，他扭头就走，走了十几步，回过身来向我挥手，我看到他迷蒙的眼中流泪了。他也许是怕我看到，急匆匆地走了。在雨雾中，这么高大的汉子竟这么快地渐淡、渐远，乃至消失。
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人生中的某些小事却莫名其妙地使你很难忘记。后来我在校刊上写了《忆华安》，人们很爱读。这个事也就算打个结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那最后的一瞥，那双含泪的眼睛却不时在我眼前打转。那个时候，还不知有要电话号码、交换地址的习惯。人海茫茫，我们就这样走失了。
1993年，我应邀去明尼苏达大学作演讲，会后被告知，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远道而来，没能赶上我的演讲，想找时间请教几个问题。这次会见很正规，有几位教授陪着，地点却安排在靠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船样的大酒吧里。到处都点着蜡烛，仍黑咕隆咚的。系主任给我和那位教授作介绍，没想到，刚一伸出手去握，我们俩都愣住了—即使是在这黯淡的、扑朔迷离的烛光下，我也认出了这双眼睛。没等我开口，他已扑过来拥抱了我，"王，是你吗？"一声惊呼把所有人都坠入了九里云雾。"华安!"惊了半晌，我才迸出了这句话。
华安已成了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出版了多种著作，还教授中国文革史的课程。“还记得红卫兵吗？”他告诉我，我竟是他悉心研究的契机之一。后来他研究了文革时的红卫兵小报，文革时的文艺，成了一个文革迷。现在他还会唱样板戏，熟读《金光大道》、《艳阳天》,认为文革时的文艺有力量。
他的意见，我虽不全苟同，但他乡遇故知总是人生一乐。经历了十几年岁月，华安变得不多。他询问黄山时的朋友，多已流散世界各地。此后，他又多次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每去一次，都有一次的变化；但他仍说，那第一次，也就是最受苦的那一次最令他怀念。
看过《忆华安》，他总是抱怨我为什么没有续篇。每当阴雨的日子，这段故事总不时袭来。华安的眼睛不再是凄迷，而像是在发问。春初的雨日，我起了个头，又搁下了，今天绵雨一日，忽又忆起。适承《神州学人》编辑的盛情约请，遂勉力秉秃笔一记，是为总结账。
原载
《神州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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