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与中美关系解冻

乒乓外交与中美关系解冻

陈敦德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深夜。也可以说是四月七日凌晨了。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巾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四月三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他已经在看过后JH笔圈阅，把报告批了下去。秘书已经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四月六日下午四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特别容易进入心理学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这已经是战争年代、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了。长年在夜深守着电台，收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又绞尽脑汁，运筹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胜利后进了京城，也经常夜深工作或是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他的思绪在活跃着。二十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思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四月七日了。这是三十一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从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昨天下午了，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 上，登载的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纷纷报道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十九岁的格伦·科恩，洛杉矾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说，中国人让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大轿车上有二十多名中国运动员。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他接受了庄送的一件礼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的、打球的纪录片。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他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看着“大参考”，思考着。

   周思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二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树人手中。周思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象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四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时，他才想到该睡觉了。他回到东头的卧室，躺在那张摆满书的木板床上。刚才决策引起的兴奋渐渐消掉了。一种近几年常有的孤寂感又蓦然地袭入心头。江青搬去钓鱼台了。儿孙们搬出了中南海，有了自己的家。只剩他，住在这一圈高大的红墙里面。他们为什么不常来看我？要常来看我呵。

   他教过她们吟诗谈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跟她们打扑克，开玩笑。李敏从苏联回来，中文讲不好，满口俄语腔，夏天还穿件小背心晒日光浴。他戏谑地称她是我们家的小外国人。还有那个寄养在老百姓家里那个小毛哥哥，为什么一直就找不到？

   他为什么要禁不住回想起这些富于情趣的天伦之乐？

   人家把他奉为神。他还是世间的人。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四月七日，上午十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一九六九、一九七O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地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

   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一九六九年八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好几次微妙的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做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 —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贝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二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四十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五十六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一九四六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十四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当然更使掌声特别热烈。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比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土，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 “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铁幕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中革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四月十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四月十一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夫人与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还有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还用大钢琴弹了一支曲子。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现在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么样度过的。他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四月十二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陌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四月十三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谈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

   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几项对华政策新措施。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这几项新措施是：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允许中国使用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四月十六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奈，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大叫接受邀请，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在四月二十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看了报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象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思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摘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