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人的求索
黄洁明
徐效民：男，现任美国美铝工业化学公司中国业务开发经理，驻华首席代表。精通日语、英语。197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5年6月自费赴美国留学，获匹兹堡大学东亚问题(日本)研究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人类学准博士学位。1994年3月回到中国。
边际人的概念
徐效民首先提出了 Marginal man(边际人)的概念，说在美国生活时他自己就是一个“边际人”。即一个既深深地保持着他原来的文化传统、却脱离了这种文化根植土壤的人；一个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文化的潜移默化、却又永远无法将自己的根扎在异文化土壤里的人。这种人永远有着一种身处“边际”、左右不逢源的感觉。当然这种“边际人”也可能起一种“边际效应”。他们既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又吸取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实际上介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可能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
徐给我讲述了他第一次和美国人在一起开会的故事。那是一个研究投资项目可行性的会议，有许多外公司的人参加。会议一开始，大家首先自我介绍。我们中国人在这种场合也自我介绍，但大多只介绍自己的单位而已。可美国人却从籍贯开始，将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任过何种职务、主持过什么项目统统介绍一遍。
中国人比较含蓄，对这种第一次见面、在众多陌生人面前将自己的历史抖落一遍的做法十分不习惯，因此难免有些局促。可时间长了，觉得这种“自报家门”，甚至有点“王婆卖瓜”的做法也有它的好处。陌生人见面，通过这种直截了当的自我历史介绍，陌生感顿时消失了一大半，相互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通过对相互学历及工作经历的了解，很容易找到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和讨论的基础，从而能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提高工作效率。因而自己也就慢慢地脸皮变厚了，再遇到这种场合，也就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一顿“王婆卖瓜”了。
鉴于此故事，徐效民也自报家门。他是山西运城万荣县人，万荣县地处黄河与汾河的交汇点。过去经常有人讲3O年河东，30年河西，实际上就是指万荣县这块地方。上中学离家20里地(走路上学)，上高中住在山西运城康杰中学。1965年入学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72年大学毕业，曾在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1980年调文化部外联局工作。1982年赴中国驻日本使馆文化处任随员、三秘等。同年前妻去美国上学，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1985年3月调回国内。几番周折，终于带着女儿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张口结舌
9年的美国读书生活，徐效民克服了各种困难，获得了匹堡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人类教育学准博士学位。
徐效民说——
老实讲，刚去美国我的英语水平为Zero(零)。只会说Yes(是)，不会说No(不)。26个字母，H以后排不成顺序。幸好头一学期得到了奖学金。
1985年6月15日到了匹兹堡，离开学的9月份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为了学英语，用20美元买了一个随身听，带上三明治，每天早上8点离开家，在巨大的语言实验室，跟着录音机学“l'am
a student”，学到晚上 6点才回家。但学习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学了两个月，发现街上的许多英文标志还不认识。
我在美国第一次买东西十分有趣。我要买邮票，去邮局之前查了词典，记住了“I
want stamp”。一路走，一路背，万幸到了邮局还没忘记。我很得意地对邮局的小姐说了“I
want stamP”。但那时我并不知道美国邮票有国内、国际之分，也不会说要几张。待邮局小姐反问了我一句，我张口结舌。她当时问了我什么，至今为止，还一概不知。
眼看就要开学了，我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读那短短的一页纸，我用了三个小时，几乎每个单词都查了字典，可最后还是似懂非懂。
入学登记开始了，按规定外国学生必须先参加“密执安”英文考试才能登记入学。我往注册处一站，领到了一张英文考试通知书。这下傻了眼，考试肯定要得“零”了。得“零”的外国人怎么能当研究生？上不了学怎么办？
在外面转了半个多小时，绞尽脑计找不出对策，只好在夫人的陪同下回到注册登记处撞大运。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这次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似乎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一听说我是中国来的，就和我聊了起来。有夫人做翻译，我就没有语言障碍了。老妇人问什么，我答什么，天南海北，将中国神吹了一顿。不知不觉中，老妇人已为我办好了入学注册登记，我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可功课怎么应付？
学是上了，可功课怎么应付？美国大学规定，外国研究生必须是全日制学生(Full
Time Student)，每学期至少要修 9个学分，三门课。英文连“No
”都不会说，怎么上课？
说来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匹大有个东亚语言系，其中有日文课。于是我就选了二门初级口语课，可算6个学分。美国学生学日语词汇，我却学日语词汇的英文解释。日文课对我来说变成了英文课。另一门选了“教育人类学”，教这课的教授会讲点日语。每次下课后，这位教授都约我去他的办公室，用日语讨论一个小时，其实变成了他的日语辅导课。“教育人类学”我还是没懂多少。
整整一个学期，在课堂上我没有听懂一句，仅有的一次发言，还是用日文作的自我介绍，教授担任的翻译。幸亏这门课没有课堂考试，而只要求学生做一个课题，并就课题的研究结果写一篇期末论文。于是我找了10个日本留学生，5男5女，就他们在美的生活感受和未来的职业及婚姻选择进行研究。我用日语采访，用中文写成文章，再由夫人帮助翻成英文。居然得了个“A”，文章还被教授誉为班里最好的。
头学期总算得了三个A混过去了，但来年怎么办？一是没有奖学金，二是面临着家庭的破裂。幸好日本的上智大学接受我留学日本，是去日本还是留在美国？我的思想斗争尤为激烈。
有以下几条路可以选择：
1.去日本。过去在日本自己是外交官，日本情况熟悉。不过现在要变成穷学生，人家怎么看你？
2.回国。学无所成，家庭破裂。大家都知道老徐去美国是留学去的，团聚去的。如今这种惨景，可谓无脸去见江东父老。
3.继续坚持留在美国。如果就这样离开美国，也许就永远切断了与女儿的联系，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要留下，再难也要留下！硬着头皮咬咬牙，英文是能学会的。明年如果没有奖学金，就去餐馆打工！
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最后选择了留，并去餐馆打工。由于语言问题，只能做餐馆最低下的工作。每周一二次，下午3点到晚上12点，3美元/小时，洗碗和打扫厕所。过去去餐馆吃饭，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餐馆的洗碗工。
“徐先生，去打扫厕所。”“徐先生去扛面袋。”尽管都称先生，可干的活可想而知了。面对巨大的落差，我的精神需要调整。
在匹大的第一年，我教两位教授中文。实际上，与其说我教他们中文，不如说他们辅导我英文。我特别地感谢这些教授。其中有一位教授来自人类系，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参加夏季考古工作。我了解考古工作尽管很辛苦，但每天能够有50-60美元的收入，这对我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于是4月份学期一结束，我就参加了考古发掘队。干到 7月份接近了尾声。不小心将腰扭伤了。我为了挣钱没有及时休息。
回到匹大，清洗帐篷时，两腿突然失去了知觉，同事立即送我去医院。照了片子，送到家中休息。
可是回到家中，夫人已带着女儿不辞而别。家中空空荡荡的，连一台电视机也没有。我不能动，连坐都不能坐。幸亏在学英文时认识了一位杨太太，走投无路中只好向她求援。好心的杨太太和她的儿子每周送一次做好的食品给我，放在冰箱里，我就每天爬着从冰箱里拿食品吃。
就这样一过10天。后来，东亚系主任Watson夫妇得知我的情况后，来到我家，流着眼泪问，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随后取出几百美元，过后又送了电视、被子。多么好的美国教授！
这一躺不要紧、一过就是4周，但也是我终生难忘的4周，使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不少的改变。38岁的我，尽管由于婚变，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但众多好人的帮助，使我没有失去信心，咬着牙，挺了过去。
后来女儿很快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她上中学，我读博士，父女俩靠着我那微薄的奖学金相依为命，共同奋斗。我要感谢我的女儿，是她在精神上支撑了我，是我那强烈的对女儿的爱和责任感支撑着自己，再难再苦也要挺下来。
现在她已大学本科毕业，并考入TeaP'e大学的医学院继续深造。看到女儿这样,真是觉得过去所吃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这也是我深深引以为豪的。
边际人的桥梁作用
1993年秋天徐效民毕业。总部设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接受他去工作。在去福特就职之前，1994年3月徐效民回到山西老家(他是独子),看望日夜思念的母亲。
在国内50天内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不回美国，辞去福特公司的职位，在国内寻求发展。得知这一消息的美国和中国朋友都认为徐效民疯了，不可思议。
总部设在匹兹堡的美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铝行业的跨国公司。由于在匹兹堡生活了9年，徐效民对美铝公司略知一二，也认识在那儿工作的一些朋友。
1995年下半年美铝正式雇徐效民任工业化学公司中国业务开发经理，负责在中国的全盘业务。
那么靠什么来扩大市场的份额？徐效民认为，主要还是靠高质量的商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实际上也就是为国内原来封闭的耐火材料工业，提供了一个通往西方耐火材料技术的渠道和窗口，了解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研技术。例如在销售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服务周密切实，甚至连基本配方都给工厂。这样销售渠道增多，质量也提高了。
徐效民对传统销售服务的做法不敢苟同。他说。“我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我也不知道如何送礼，而且我坚信国内那些真正干事业的企业家并不注重个人得什么好处。我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两年我与国内几十家企业交往，我不仅不送礼，就是连访客也不多，没有做Undertable(桌子下面)的交易。”
徐效民认为销售要取得成功，关键是在于与客户真诚相待，平等交往。让客户知道你的能力，也要让客户知道你的局限。目前国内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销售也出现了不少不正当竞争手段，但他相信这是暂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必须按市场规律进行。
徐效民说，从耐火材料工业来看，大批的乡镇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而同时将有一批乡镇企业在竞争中取胜。因为乡镇企业在观念上没有计划经济的那一套限制，第一步就迈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销售机制方面，比国有企业更具有灵活性，但技术人才方面还缺乏与国企竞争的能力。
徐效民代表美国公司从事业务，但他又是一名中国人，作为双方合作的桥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各大公司感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但对中国了解得非常不够。面对那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纵横交叉的机构关系，经常疑惑不解，不知从何下手。
徐效民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想说服他们来建厂来投资，就需要用他们的商业语言来表述。同时与中方单位合作洽谈时，尽量让他们了解美国公司的投资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和这些大公司运作的通常规则。了解西方的管理思想和运作方式，对我们今后的合作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
边际人的苦衷
徐效民说：“国外生活的12年，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候。这12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12年。”
回到北京，过去的不少街道早已不复存在。二环、三环路的建设，高楼大厦遍地耸立，徐效民感到非常惊讶。回到国内有一种归宿感，但他认为“边际人”也有苦恼。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尽管你有汽车，有房子，有学位，有工作，但你很难融入美国社会。美国人业余不谈工作，不谈私人生活，和美国人在一起就是谈NBA。棒球、橄榄球，谈酒。有一次徐效民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个仅有3-4人规模的聚会。二位老美足足谈了2个多小时的葡萄酒，什么时候生产的，什么时候储存，什么味道，等等，徐效民连一句话都插不上。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人们认为你已西化，不了解中国国情，与普通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徐效民说非常难以适应那些吃喝浪费，没有烟不谈事、没有礼事不成的现状。徐效民不抽烟、不喝酒、不会送礼。不少朋友劝他早日退出商界，否则寸步难行。
人到中年，回国后生活上、物质上都能习惯，不习惯的是周围的环境。徐效民在街头巷尾，总想去管管闲事。夫人说不要管那么多，但他总是看不顺眼。
1994年的夏天，他和夫人在街上散步。走到一个卖甘蔗的小摊上。卖甘蔗的小姑娘，一边卖，一边吃，吐了一地。徐效民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前劝说：“你要保护好这里的环境，让这里干净卫生。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你这里干净清爽，买甘蔗的人都感到很放心。若这里环境脏乱差，顾客也不来买你的甘蔗了。”
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小姑娘很快将吐在地上的甘蔗渣打扫干净，不过夫人总是在旁边笑他。
还有一次去亚运村排队购物。由于人多拥挤，一位年轻人与老年人发生了口角。老年人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前面的年轻人，年轻人马上火冒三丈，将老年人打倒在地。如此严重的事，居然没有人出头来管。这时徐效民一手抓住了年轻人，说：“老人推了你一下，是不对，但不能大打出手，打伤怎样办？”
事后，夫人说，你不该管这事，若年轻人带刀子捅你一下咋办？
徐说，每天晚上在楼道四周围总有不少人在路灯下打扑克、下棋，或半夜里拉锯做活，扰乱居民的正常休息。这种现象在国内司空见惯了，没有人来管理。但在国外肯定有很多居民不能容忍，打电话请警察来解决。过去没有去过西方，很难体会什么叫“生活质量”。
徐效民说我们生存在这社会里，除了增加环境意识外还应时刻有安全意识。他乘出租车，非常习惯地系上安全带。不开快车，遇到行人让行人先走。
“我很难改变这些习惯，也不想丢弃现代文明的不少做法。”
(选自《归去来兮——二十八个归国留学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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