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韩艳艳

[内容摘要]：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的三十多年间，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它是在当时国内外情势紧迫危急下，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腐朽统治而进行的一场封建自救运动。尽管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由于其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它对近代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倡导这一活动的是由部分封建王公、地方督抚、买办、地主等组成的政治派别，主要代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史称“洋务派”,其中尤以李鸿章(1823—1901)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为最大。正如梁启超作《李鸿章传》中曰：“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影响

   一、李鸿章倡导洋务思想的形成

中国虽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就被迫放开国门，但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才彻底打破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鸦片战争后清朝官方文件仍称西洋人为“夷人”，处理外交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才不得不规定今后“夷人”均称“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个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意识的大转变。中外关系不再是天朝对夷狄，而是中国对列强的关系了。《北京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管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洋务衙门”。中国洋务派官僚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如购买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兴办民用企业，建设海军，修建铁路，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等等。

洋务运动是当时国内外历史背景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随着太平天国、捻军、一次、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欣、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由于这批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握有大权的军政重臣，且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看到了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泰西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了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举国上下“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显赫的首脑地位。他认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潮流是“ 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只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认为只有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方能“安内”、“攘外”、“求强”、“求富”， 这也正是李鸿章形成洋务思想的根本原因。

二、李鸿章创办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及实现方式

（一）李鸿章创办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办理洋务恪守的两条基本原则。

李鸿章认为，由于中外实力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所以要“外须和戎”，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与之抗衡。“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而“变法”是自强的关键，“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持，而和亦不可久也”。 谋求在不触动清政府根本统治基础下改良清政府的某些具体制度。“和戎”与“变法”的提出基本上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二）李鸿章关于洋务运动的具体实现方式

1、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求强”

李鸿章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遂着手大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中国近代第一个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后又陆续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达二十多个，分布遍及十二个省。

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对于镇压国内民众革命运动，维持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客观上也加强了中国防御外国侵侮的国防力量。但是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具很大的封建性、买办性和依赖性，决定它不能真正发挥抵抗外强侵略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它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工业生产体系是脱节的，不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产物。原因是：⑴这些近代军事工业采取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经营方式；⑵设立的各厂、局为各政治派别集团的政治资本，清政府是从财政中拨出经费创办这些企业，目的都不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这些企业一般不会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并不会很大；⑶在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为西方列强所控制；⑷管理上采用的是腐朽落后的的封建管理制度，等等。正如李鸿章所说：“洋务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2但客观上看，这一时期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不失称为中国近代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2、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求富”

军事工业仅仅是整个复杂的工业体系的一个环节，如果缺乏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支撑，军事工业的发展就不可避免会遇到一系列障碍，如经费问题无法解决，原材料供应紧张，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管理不力等，从而导致军事工业走向萎缩和衰亡。这样说明主观上清政府就产生了要发展军事工业以外的民用工业的要求，以保证军事工业能够继续向前健康发展，即所谓为“求强”而“求富”。同时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导致了国内原有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一大批农民、手工者等纷纷潦倒破产，市场、自由劳动力规模空前扩大；中国买办及官僚资本家开始产生并疯狂追逐利润，资本积累规模不断增大，这些说明客观上当时国内也具备了发展民用工业的基本条件。

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第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开始兴办。光绪七年，李鸿章倡导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津榆铁路（天津----山海关），同时主张在中国东南、西北边界地区修筑铁路，以利于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另外，李鸿章还积极倡导“用洋法开采煤铁”，鼓励各省地方当局开采矿山，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不准洋商入股“等。这些方针和措施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有限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宝贵的机遇，在这期间得以不断发展并初具规模。但这些近代中国民用工业同军用工业一样，是为清政府所控制并为自身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其发展不会超越巩固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范围；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这导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

3、创建新式水师——强军  

李鸿章认为，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就是要装备一支技术优良的军队。因此，他大力主张并实行军备优化。积极创建了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1888年建成时，拥舰25艘，官兵4000余人，为当时远东最大海军舰队。尽管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期间，日本不宣而战，北洋舰队遭受重创，全军覆没。3 但新式水师的创建为我国的近代海防建设打下了基础，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近代军事人才，这对与后来中国近代国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洋水师的覆灭证明中国的落后与失败并非仅仅是在技术和装备上，而是存在根本制度问题等更深层次的原因。

    4、兴办电信等——维权   

为防止国家主权不保，利源大量外流，李鸿章力主“杜外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通过设立轮船招商局、兴办电信工业，以扩大政府兴办洋务等的财政来源，同时又可突破外国势力在这些行业的垄断，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5、采用新式培养方式——育才

李鸿章一直认为，人才是国家自强的根本；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也需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
   

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4 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李鸿章说过：“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洋务运动的兴办也为李鸿章本人捞到了丰厚的政治资本，1870年李鸿章接任北洋大臣，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颠峰期1984年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由盛而衰，李鸿章也从颠峰跌落，正是因洋务兴衰而地位起落。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四、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作用与启示：

（一）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作用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李鸿章等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变成为了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重重的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5

李鸿章是晚清最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晚年致力于洋务事业，以求在维持原有封建统治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同时也为巩固自己的官场地位增加砝码。在李鸿章的努力倡导下，洋务运动风风火火搞了三十多年，最终以失败告终，没能与邻国日本一样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反而是更深地卷入了国家和民族苦难的深渊。但毕竟近代中国落后、境遇悲惨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影响，尤其是当时所处国际大背景的制约。因此，不能完全否认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⑴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有了相当的增强，维护了清政府尽半个世纪的封建统治；⑵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培养新式人才等，为抵御西方外国势力的侵略与掠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在这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⑷产生了一批近代技术工人，成为后来中国无产阶级的雏形。同时，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运动，也包含了军事、政治、文化等活动。

洋务运动的兴办也为李鸿章本人捞到了丰厚的政治资本，1870年李鸿章接任北洋大臣，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颠峰期。正是因洋务兴衰而地位起落。 

（二）思考与启示

通过分析评价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历程及其作用，不难得出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

1、一个不了解世界形势闭关自守的国家是无法走向近代化的，认清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是正确选择发展方向的出发点。   2、必须克服对外自大和自卑意识，树立对外平等、独立、竞争的意识，不断革新进步，奋发图强，才能把握发展方向，使本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或者全盘照搬外国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应该从本国国情出发，顺应世界潮流，借鉴外国经验，继承发扬本国优秀传统，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成果，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4、依赖投靠外国势力进行改革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而侵略压迫别国的国家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富强。只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才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         

参考书目

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刘铁军等：《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