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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故事


彭建成

    

以下所讲的故事绝对是真实的,因为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吉人”天相

张某,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他却是一个机关的办公室主任。我知道他个人的履历是高中。但他绝对不具备一个 60 年代高中毕业生所应该具备的水平和能力。作为一个有 20 年党龄的人,竟然连当时广为宣传的四项基本原则都弄不清楚究竟是哪四项!还是在我这个非党人士帮助下,才得以完成问卷考试。

他原来在武汉的一个工厂的基层担当一个很卑微的角色,由于他养父的战友当时担任那个城市的人事局长,因此得以跳出工厂,成了机关的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机关有个尚未明确的位置――秘书长――他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和资格的。但他却得到授意,力挺有人事局背景的副秘书长出任秘书长一职。为此在私下做了很多普通职员的工作――或许是封官许愿!果然,有人事局背景的副秘书长如愿成为了正秘书长,而那个竞争对手只好申请离开!

自觉襄助有功的他,一开始还很谦恭地维护秘书长的威信,但后来的情况却有所变化――他的来头真的不小,那个秘书长原来一直在人事局长手下,本就是当秘书出身。对局长的话耳提面命,而这位张君,和秘书长同局长之间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他可以从局长那里得到很多局长对于秘书长的看法,渐渐地,他开始对秘书长的话不当回事,甚至开始公开叫板――或许他已经不能满意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眼光已经盯上了秘书长的宝座上了。

张出身比较复杂。他的生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在败退台湾前把他和他的母亲留在了大陆,或许他父亲还以为过不了三年五载就会“光复大陆”,与妻子欢聚。哪曾想,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张的母亲没有如他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等待他荣归故里,而是具有超前眼光地改嫁他人,改嫁的对象竟然是他前夫的敌人――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干部!这使得张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由五类分子摇身一变为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得到了优厚的学习生活条件,参了军,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因为生父的问题而受到任何影响和冲击。平平安安地从动乱年代走到“和平发展”的年代,而且在方方面面的照顾之下,仕途顺畅。和他真实的水平及能力相比,他曾经表示过:自己已经非常满足了!

80 年代末期,张的养父因病去世。而正在此时,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响应大陆的呼吁,准许两岸离散亲属往来探亲。张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生身父亲――一个从军界退出从事商业活动的大资本家,会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美国来寻找他们娘俩!

养父带给他政治上的平安,仕途上的通达;生父带给他的是经济上的支助,生活上的富庶。在两个时代必须具备的东西,在他冥冥的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

现在他早已退休,他的两个女儿被她们的亲爷爷带到美国,早已在那里成家立业。如今,他经常往返美中之间,尽享荣华富贵。

他时常陶醉在梦境中:这真是苍天对他的恩赐!

一句话 改变一生

在从武昌彭刘杨路到汉口湖北省委党校的路上,十几年前,一个微微发福的中年人每天拎着一个皮包往返于斯。他的头发有些花白,表情总是带着酒后的满足,醺醺微微。

作为一个倒闭的街办工厂的技术员,被一家年鉴编辑部聘为联络员,一个月有百十元的收入,他感到很满足。

他姓龚,大家都叫他老龚。大家都把他看作非常普通的退休工人!

然而,了解了他的历史后,却让人生出无尽的唏嘘!

他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留学苏联的成员之一! 50 年代初期,他和李鹏、钱其琛等人一样,作为根正苗红的接班人选,被遴选到苏联,和李鹏、钱其琛等人不同的是,他所进修的是军事雷达技术,后者学的是政治外交和民用技术!

谈到当年的荣光,老龚的眼睛里露出难得的兴奋和激动:当年我在武昌十五中读书,本来高考已经上榜,但正赶上部队来学校选拔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的学生,在学校的动员和他自己的积极参与下,经过组织考核和严格的政治审查,他被百里挑一,或者说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地被定为选送苏联留学的学生。离开祖国的前夜,国防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他们举杯致辞。他们身着笔挺的哔叽礼仪军服,个个胸佩红花,神采飞扬。老龚形容说,自己当时的心情,仿佛就是一步登了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

此后的 8 年时间,老龚一直在苏联学习,由于他学习的是军事科技,对政治的关心不够,由此也就为他今后跌宕起伏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60 年代开始,中苏交恶。苏联撤回派往中国的专家,双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日益加剧。此时的老龚,已经修满学业,回到部队,从事军事科技的研发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防修运动全面展开。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已经进入中国的各个社会政治层面,军队也不例外。老龚所在的研究所中,一个出身贫寒的基层军官走上演讲台,控诉苏修在苏联的残暴统治,“苏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控诉完,意犹未尽,将老龚也拉到演讲台上,想通过这个留学苏联长达 8 年的活教材,更加深刻地揭露苏联修正主义的丑恶嘴脸。哪曾想,迂腐的老龚竟然很诚实地、他自认为很谨慎地说:“我在苏联 8 年,觉得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可以!”

尽管他的声音很小,但大家无疑早已经将自己的耳朵张得大大的,他的每字每句都被听得一清二楚!空气一下子紧张得凝固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老龚不由分辨地被开除党籍、褫夺军职,被发配到原籍武汉,在一家街办的企业中当技术员,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年代,他每每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久而久之,他开始变的木呐、沉默,生活在狼狈不堪之中。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找了个离婚的女子结婚,婚后的生活十分压抑,社会排斥他,连自己的妻子也蔑视他。他们最后选择了分居。他开始借酒销愁。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当时才十几岁的儿子,儿子很勤奋,学习很用功。他把自己的所有是收入都用于儿子身上,他对儿子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介入政治,不要随便说话。因为就是因为他的“随便”说话,使他从人生的顶点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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