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运动会”与“世界杯”(外四章） 朱慧松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样一种人性，有的时候表现那样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是他自己，而事实上他却完全是他自己。 曾经到一所学校采访，碰巧赶上该校举办校运动会。赛场上健儿们你争我夺，如生龙活虎，可“吸引”我的不是这些，而是赛场边的“新闻”。那些没有比赛任务的孩子们坐在场边，可个个也没闲着，吃着水果，嚼着口香糖，吮吸着冰棍，品尝着果冻、话梅，有滋有味。孩子嘛，年龄小，爱吃点零食本无可厚非，可有些孩子在吃完零食后的表现则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了——香蕉皮随手一扔，口香糖随口一吐，冰棍纸随意一甩，甘蔗渣满地都是。而近在咫尺的垃圾箱则“可怜巴巴”地望着孩子，似乎在哀鸣着“我饿，我饿呀!”倒有孩子在给它“喂食”，不过是在进行“投篮表演”，顺手把果皮往垃圾箱里一甩，没扔进去也懒得再理睬。运动会开完了，孩子们的“零食大会”也结束了，再看地下，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清洁工人她们有一阵忙乎，又是扫，又是洗，对脏兮兮的口香糖还得用手去抠，花了好大力气，地上才恢复了洁净。可师傅们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会付之东流。的确，在校园里，除了周六、周日外，哪天不是在重复着这一幕幕呢?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被国内多家媒体刊载的一篇报道。在韩日世界杯赛上，浩浩荡荡的日本球迷前去呐喊助威，一场比赛结束后，当工作人员去清扫时，愣住了，4万多球迷坐过的看台上，竟然看不到一片纸屑，一点垃圾，一丝污迹。日本球迷就是神仙吗，能够几个小时不喝水，不吃一点东西吗?当然不是，但日本球迷个个都随身带有垃圾袋，将垃圾一点不剩地装进去，随身带走。正当工作人员惊讶时，一位球迷气喘吁吁地匆匆返回，工作人员以为他遗失了重要的物品，一打听才知道，他出门一清理，发现少了一个垃圾袋，生怕遗留在场内，连忙回来寻找，尽管工作人员一再申明这不要紧，可球迷不依不挠，在场内一通好找，可依旧一无所获。他仍不死心，又用手机与同伴联系，当得知垃圾袋已找到时，这才放心离去。 于细微处见精神，小小的垃圾袋就反映了日本人的某种力量，甚至有人将其列为日本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人会不服气，说日本球迷大都是成年人，使我们的孩子和日本成年人相比，这公平吗?可如果真的拿我们的成年人和日本球迷相比，可能差距会更大。 同样是在世界杯上，咱们的球迷也去了不少，可每离开一处总是留下满地纸屑、国皮，塑料袋，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遍地红点，原来中国队输球后有失望的球迷将小国旗随手扔在了地上，上面还留下了脚印。
而从泰国回来的一些游客更是拍回了一组泰国人对中国游客“格外关照”的照片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曼谷的各大景点里，游客熙熙攘攘，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有，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唯独中国人受到“格外关照”，只见到处都有醒目刺眼的中文警示，门栏上有“不能进去”，走廊上有“请勿乱丢果皮纸屑”，荷花池边有“不能在这里洗手”，雕塑旁有“不能坐在上面照像”，就连厕所里也有“不要乱扔手纸”。毫无疑问，这种警示是完全针对中国游客的，因为没有其他语种的警示，说明人家没有或很少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清一色的中文警示，也只能说明中国游客经常违纪、出格、不拘小节，因而需“特别关照”。这种“特别关照”无疑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羞辱和悲哀。在羞辱悲哀的同时，我们不禁扪心自问，中国游客在泰国的那些小毛病，譬如乱丢果皮纸屑、随地吐痰、不爱护公物、大声喧哗，便后不冲水等等现象，不是天天都在我们身边“很正常”的发生吗?只不过大伙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罢了。 孩子的心纯洁得像一张白纸，而大人们的一言一行则是这张白纸的画笔，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大人们若不自觉，孩子们还不是会看到眼里、记在心上，跟着学吗? 再过4年，我们就将在家门口迎来四海嘉宾，共庆奥运盛会，现在的小学生们到那时可能作为健儿驰骋赛场，也可能成为青年志愿者为来宾们服务。届时，汇集北京的“老外”们在看到先进的体育场馆、花团锦簇的城市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同时会不会也看到满地的果皮、痰迹、口香糖呢?我想不会的，但前提是从现在起孩子们要自觉，大人们更要自觉、再自觉。 未成年人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未成年” 据新华网消息：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加大开放力度，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从5月1日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各级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将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费，对未成年人个人参观实行半票；家长携带未成年人子女参观的，对未成年人免费。
这项规定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未成年人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未成年”就是其中一个问题。未成年人若是集体参观会由学校负责与参观单位接洽，用不着学生自己操心。但对于个人参观或由家长携带参观的未成年人来说，就必须证明自己的真实年龄，以便享受这项优惠待遇。 在一般人看来，证明的途径有几条。其一是身份证。过去身份证只有年满16周岁者才能办理，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规定16岁以下的公民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由监护人负责申领居民身份证。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宣传力度不大，加之不少家长觉得麻烦且暂时没有什么用途，通常也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办理身份证，这也使孩子少了一条证明的途径。 其二是学生证。但学生证一般都是由各个学校自行办理，各式各样，而且材质简单，极易仿制，甚至在校门口的小摊上就可以买到，学生随便填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既不严肃，也不正规，“有效范围”也通常限定在本校内，到了社会上能否管用还很难说。当文化场馆的管理人员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学生证时，就很难辨别真伪，说不定就会因此将未成年人拒之门外。而学生证能否“全国通用”就更值得怀疑了。 再者是户口。可一般得人出门没有带户口的习惯，为看一次展览将户口带上未免也太复杂了，一旦丢失，真可谓得不偿失。而且户口上只有姓名、出生年月、住址等，没有照片，因此无法证明你拿出的户口就是你本人的。更何况若是姑爹、姑妈、舅舅、舅妈这样的家长带未成年人出门上展馆，还要带上两本户口，首先要证明孩子的年龄，其次要证明自己是孩子的亲戚。 最后只有看外貌。但现在的孩子发育早，看起来也挺成熟的，十五、六岁的孩子长得就跟小伙子、大姑娘差不多，管理人员不是火眼金睛，很难辨别这类孩子是否为未成年人。若因此发生争论，总不能让孩子去医院开张年龄证明吧？ 如此说来，只有在各展馆门前设置一台骨龄测量仪才能解决问题了。当然不需要这么麻烦，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完善细节、做好配套工作。如文化部门制定出具体规定：未成年人凭何种证件证明自己的年龄；公安部门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让未成年人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教育部门加强管理，在不增加家长负担的前提下，发放全市同一的学生证等等。相信未成年人就能顺顺当当地进入这些展馆了。 别让签名成为作秀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在广州天河区的某大学举行“诚信万人行”签名活动中。有大学生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待之，在密密麻麻的诚信签名中，竟然有“谢霆锋”、“王力宏”等港台红星的名字，也有简笔头像，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为了倡导“诚信”的签名，居然签上了假名字、甚至是搞笑的名字，很难想象这样的“诚信”签名活动对这样的学生来说有何作用和意义，反倒使其不诚信的行为又多了一次。在为这些学生感到遗憾和不可理解的同时，也不由得叫人对签名活动的本身产生质疑。 近年来，原本只在社会上常见的签名活动逐步走进校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学生干什么都要签名，远离香烟要签名、倡导环保要签名、不进网吧要签名、考试不作弊也要签名。在热热闹闹的签名活动背后却隐藏着形式主义的危机。既然是倡议活动，就必须讲究自愿原则。而在学生当中却很难谈上自愿。老师会提前打招呼，布置活动内容，要求人人都要参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届时学生如脱缰的野马般奔向横幅，写上自己的大名。老师则扮演“劝签员”的角色，不是向学生介绍活动的意义，而是一个劲要求他们快点签，已经有好多好多同学签了，再不签就没有机会。即便是有事没来的学生老师也会要求其他同学代笔，确保一个都不少。不少学生即便签完了名也不知自己到底签的是什么名，反正别人签、自己也稀里糊涂跟着签。 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似乎并不在意实际效果，而更在意社会宣传效果。从百人签名到千人签名到现在动辄万人大签名，横幅从几米到几十米，到现在的动辄上百米。似乎参与的人越多、横幅越长，签名就越有效果。学校把签名活动当成了宣传自我的平台，记者不来，学生不准签。面对媒体采访，学校强调自己组织的活动有多少学生参与，签名的横幅会送到××博物馆珍藏，会寄到国外的××机构保管，甚至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校园里，签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人们在乎的是你是否签名了，是否表态支持了，至于你是否发自内心的支持，以后是否会像签名所承诺的一样做，就无人追究了。甚至在倡导环保的签名活动现场会一片狼藉，远离香烟的签名现场就有人边签名边抽烟，学生刚在远离网吧的倡导横幅上签名后转身就进了网吧。 归根结底，签名活动只是一种形式。对于成年人来说，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或许会使其刻骨铭心，而对孩子来说，要真正地教育好还是要靠潜移默化的日常教育，一次轰轰烈烈的活动是很难改变他们的言行的，而这样的活动过多、过滥就有作秀之嫌，反倒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会占用大量的学习和休息时间参与其中，第一次、第二次时肯定是满脸神圣，从内心感到由衷自豪，可次数多了，他们也会变得麻木，觉得签名只是一种游戏，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也不代表什么，只算是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签名在心中没有留下深深的烙印，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签名后，他们可能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和活动中所倡导的不一样，从而对社会、对人生产生怀疑，更会因此对“诚信”二字不屑一顾。 对于在签名时留下明星名字的学生来说，或许正因为这样的活动参加得太多，早觉得索然无味，想换个花样来“活跃气氛”，而这也正是签名活动本身的悲哀。 让孩子敢说真话 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提到了在场的孩子特伦斯，说他今年6岁。特伦斯在耀眼的电视灯光下打断了布什的讲话，说他不是6岁。布什问他，“你几岁？”特伦斯回答，“7岁。”布什说，“噢，7岁。对不起，我弄错了，马上纠正。” 我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即便面对的仅仅是校长，恐怕也没有孩子敢吭声。一件小事，却能反映中美教育的差异。对待孩子的问题或不同意见，美国家长或教师总是首先肯定其精神，表扬他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随后也不轻易下结论，而是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既然你坚信自己是对的，那么就拿出证据吧!这样孩子会兴趣盎然地上网、去书店、请教有关专家，努力证明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找到了有力证据，自然会兴奋不已，因为从中品尝到了发现的快乐。大人也敢于接受失败，甚至为此向孩子道歉；即便孩子发现自己错了，他们也不会太失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下次该怎么办。这样，即便是总统来了，孩子也不会有任何拘谨。因为在他脑海里，没有总统耀眼的光环，而只有他说的一句句话，如果发现总统说错了，他也会立即纠正，而不会丝毫给面子。如果总统不服气的话，我相信他还会拿出自己的学生证或者身份证来证明。在他心里没有给总统留面子的观念，证明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最重要。而面对一件看起来颇为掉面子的事，布什总统不仅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还郑重向孩子致歉，因为在在他看来，呵护孩子敢说真话的勇气比维护自己的面子更重要。 而我们的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是：要听话，在家听爸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如果学生敢置疑自己的权威，大人会勃然大怒，孩子刚刚萌发的质疑思维就会被无情地扼杀，更谈不上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或去向专家请教。而要上一节公开课，老师会提前好久对学生说：“这堂课有好多领导来听，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不准瞎说话。”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老师还会组织学生“排练”，事先将问题答案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倒背如流。届时全部学生必须举手，然后有指定专人回答。就这样，一堂热热闹闹的“戏”会呈现在与会领导面前。老师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领导的赏识就不惜残忍地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力和勇气。这样在孩子眼里，最重要的是领导的威严和书本的权威。因此我们的孩子不会对书本提问，同时在大人特别是领导面前表现得很乖巧，于是我们在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大的孩子在领导面前回答问题滴水不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大人的木偶。 突然有一丝遐想，假如《皇帝的新衣》中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中国，会不会也有孩子敢于指出皇帝光着身子呢？ 对地方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不必重视？ 据《中国青年报》4月18日报道：湖北省委省政府近日发文，要求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以改进党委与政府的工作。该文规定，对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涉及湖北省的批评性报道，有关地方、部门必须在报道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向省委与省政府的监察部门作出情况反馈，并及时调查处理。 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这一规定，从表面上看反映了其敢于面对舆论监督并以此来改进工作的勇气和决心，但细细分析却觉得其中颇有些耐人寻味之处：为何只对中央强势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才立刻采取行动，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地方媒体的批评报道就可以无动于衷呢？ 每次《焦点访谈》等中央级媒体曝光什么事情，被曝光地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具体单位，无不高度重视、通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整改措施，问题也会很快得以解决，这固然反映了当地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可这些问题并非一夜之间产生的，在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往往当地媒体也曾做过报道，为何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问题越拖越久、越拖越严重呢？ 对于地方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的部门是无动于衷，你批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是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迟缓，应付一下了事，时隔不久又恢复原样。为何反差会如此强烈？在一些人看来，被中央级媒体曝光了，会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甚至震怒，再不整改、严惩责任人，恐怕自己乌纱帽难保；而被地方媒体曝光了，尽管老百姓议论纷纷，但上级领导却不一定知道，更谈不上会重视和震怒，这样自然可以缓一缓、拖一拖，甚至不理不睬也问题不大。由此可见，这些部门并非真正重视舆论监督并想借此改进自己的工作，而只是害怕被中央媒体曝光后掉自己的面子、影响其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至于百姓会怎么想，该怎样真正为人民服务，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还有些部门对地方媒体的监督不屑一顾，是觉得其“级别”太低，没有资格监督自己。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媒体有级别之分，但新闻监督却不应有“级别”之分，只要准确、客观，有关部门就应该勇于接受并积极改正，而不能等到非要中央媒体曝光才采取行动。更何况，中央媒体人手有限、版面有限，不可能对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曝光，倘若其不来监督，是否就可以胡作非为，使责任人长期得不到查处呢？ 有关部门想借助舆论监督来改进工作是好事，但不应人为地制定条条框框，对于地方媒体批评性报道同样应该高度重视，这样才利于问题尽早而全面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