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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市民军事关系
致 谢本书缘于一次由国际民主论坛(国家基金赞助从事民主研究)和乔治.C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会议上。创建于1994年的国际论坛主要有4个组成部分:一套研究会议计划、民主资源中心、一小批访问学者计划和和民主期刊杂志发行计划。位于德国Garmisch
- Partenkirchen的马歇尔中心，作为美国欧洲指挥部的要素之一，建立于1993年，由国会提供资金；
同时也得到了德国政府及国防部的支持。
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在发展反映民主原则的国家安全组织和体制过程中帮助欧洲积极推进民主进程。 1995年3月13-14日，这两个机构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次关于"
军民关系与民主巩固"主题的国际会议，大约有140
人参加。本书开头就是萨穆尔P亨廷顿富有特色的基调演说，
以及第二天由约瑟夫·S.奈,
季尔做的午宴演说。会议随后被分成3
个座谈会进行，其中包括最初提出的8
个其他章节的叙文。
两位作者以及其他与会者都非常幸运地得以聆听知名学者的谈论：他们是安德鲁.波斯维奇，库尔特·坎贝尔J.卡亚达
发耶米 ，舍曼.根如迪，弗雷德·伊克尔·鲁道夫
茱，埃里克 克乔纳鲁德，荷曼 芭提夫.迈耶和刘易斯M.
斯登。国防大学校长欧文L 罗基
将军非常出色地主持了座谈会的开始部分。 1995年6月发表了这次会议的摘要。
会议摘要的原文在民主网上也可能会看到，网址是http://www.ned.org，万维网国际论坛的主页。
国际论坛和马歇尔中心之间的合作既令人愉快又富有成果。
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阿尔文H.伯恩斯坦，
马歇尔中心的主任，并由他主持了一组座谈会议。
黛布拉·梁芬顿，会议论坛协调人和出版商，以她通常富有效率的风格处理了会议的诸多细节以及报告的出版发行。上校汉斯奥登塔尔，中校汉斯波顿和中校彼得小姐也代表马歇尔中心提供了令人愉快的支持。 萨穆尔P亨廷顿、杰克.席勒、查尔斯H.费尔班克斯、季尔的文章最早于1995年10月在民主期刊杂志上发表，
获益于菲尔.考斯特普勒的社论素养和米里亚姆·克雷默的创作技巧。
其余的文章则得到了理查德施赖奥克的精心编辑和斟酌，此外他还提供了精彩的序言初稿。书的底稿编辑及版面编排由安.泽克赛思斯潘塞一手负责。
亨利.汤姆和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一如既往提供了不少帮助和支持。 对纽约卡内基公司表达我们深厚的谢意，其提供了对国际论坛必要的资金支持，
以及部分支持本项目的基金(但卡内基公司不对在本书表示的任何陈述或者意见负责.)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对民主期刊杂志的一贯支持。
最后，我们要感谢全国民主资助委员会的主席和董事们对国际论坛工作的大力支持
。 特别感谢资助委员会副主席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和主席卡尔.
格什曼对此次会议的积极参与。
序
言 刚刚过去的20
世纪以改变世界政治的3 次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为特征 –
它们是民主的传播，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
这些密切相关的事件已经推翻了以往的国际关系框架，同时又在深刻地改变着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
因此，多年来的老问题---政治规则与军事武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快转变并且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冷战时期，市民与军队关系研究方面有两条大的分支方向。
一方面，
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学生主要关注军队对制定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的高度影响，特别是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下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世界的学生(特别拉丁美洲，有高比例的军人政权)
主要对研究那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感兴趣
，并且热衷于关注人权或民主化的研究。
本书的开文作者，萨穆尔.P.亨廷顿，
即是架起这两个分支之间桥梁的著名学者之一。 今天，无论怎样，在上述3
大发展进程的影响下， 相互之间的区别正在逐渐消退。
首先， 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变得过时。
由于苏联的解体，作为超级大国之一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整个第二世界都已经消失。很多(但不是全部)国家研究第三世界部分是作为
"新型"或者"新兴"民主国家考虑的，同样也包含那些后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些典型的脆弱和不稳定的民主国家里，
军队通常代表一种对当权或平民统治的潜在威胁，
因此，对市民军队关系的研究在民主领导人的政治议程和政治学家的学术研究中上处于较高的位置。 同时，冷战的结束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军队的作用和使命重新作出考虑。
过去眼睛主要盯着东西方潜在冲突的军队，现在被重组在一种流动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里，在这个环境中你很难确定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最明显的外部威胁是什么。
苏联的崩溃同样也导致大多数左翼暴动戏剧性削弱，
并且促使相当数量的国家重新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区。
对于裁减军队和军费全世界已达成共识，但也给军队建设留下了隐患。削减军备不仅让军方的政治受控性减弱，同时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肩负的任务也会更艰巨。 改变市民军队关系的关键因素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其影响的方式在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有实质区别。
因此在组织收集本卷文章的会议时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力求既包括一些一般的汇总概括又能对一些特定地区或国家作出大量的具体研究。
同时，我们也决定与会者应从大范围国家中同时邀请。
因此本书汇聚了来自乌拉圭、菲律宾、南非、波兰和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作者的结晶；本次会议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匈牙利等国也派驻了观察员前往。 本书主要分为3
个部分（每一部分由三篇文章组成）。 由政治学家约瑟夫·S.
奈.季尔作结束语，
基本上是以他担任前美国安全事务助理秘书时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为基础写成的。 开始部分，
“在新时代的市民军队关系”，看军队与平民之间关系正在改变的广泛的全球趋势。
萨穆尔.P.亨廷顿，
会议的主要发言者，关注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民主化进程对政府和军队提出的新挑战。下面紧接着是迈克尔C.德施和路易斯.W.高德曼的两篇文章，
集中探讨军队作用和使命的关键问题，其中德施强调美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而高德曼特别注意拉丁美洲(与美国比较)
)的发展。 第2
个部分集中于"发展中世界"，文章各自分别针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
全部3个作者都敏锐地关注在这些地区中的每个明显的差异。
阮里亚尔观察到了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地区国家流行的市民-军队关系的明显模式。
卡罗来纳G.
亨纳德详细解释了表现亚洲民主国家特性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传统的巨大差异，并且对她的祖国--菲律宾一些有意思的事例作出了某些更为深远的思考。
杰克.席勒不仅仅分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一般形势，并且对南非新政府和军事力量重建所面临的新挑战作出了具体详尽的分析。 第3
个部分， 是关于" 后共产主义世界"
，集中探讨发生在前苏联境内反映市民-军队关系在相当范围内转变的三个非常不同的事例
。 奥纳斯克伊威兹.詹尼茨 ，
作为国防部长及国会议员在国家军队改革中起关键作用，其关注点波兰，几个必须重新进行军事定位的东欧国家之一，以前是臣服于莫斯科并且国内民主政权也受到控制的。
下一篇，是利 里亚.舍夫特索娃关于俄罗斯军队面临与以前大为不同的问题，她必须适应其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衰落，
同时还要学习怎样在一种不稳定的民主环境里适应生存。
最后， 查尔斯H.
费尔班克斯，季尔从总体上看从苏联崩溃和南联盟解体中出现的新国家和未获承认的小国的根本走势，其政府对频繁无序的军事活动的实控缺乏任何相似性。
总体看来，本书收集的文章里提供了后冷战时期世界围绕民主政府与军队关系面临的种种挑战作出了全球视角的观察。 新时代的市民军事关系 文章开头，萨穆尔.P.亨廷顿认定，总的说来第3
次民主浪潮的国家处理市民军队关系比他们处理面临的其它挑战要好一些。
而且，这些国家的市民军队关系与以前处在独裁主义者统治下(虽然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相比的话，现在还是处于良好状态的。 一般市民已在较高的政治职位里替换了军官，
专门的军政部门已经被解散，并且已经对军队精英介入政务施加了一定限制。
另外，机构变化，如创建市民国防部，已经帮助保证军方从属于选举政府。
重点主要在军事职业特性方面，
通过高等学校和军事学校反复灌输并在军事规则里正式化，以及军队必须放弃曾经执行的大多数内部安全和经济功能。 亨廷顿把市民军队关系相对成功的改革归因于3
个因素。
首先，军队职业化和市民规范控制在全世界至少是部分地越来越被接受，
训练由美国提供。其次，政治和军事精英已经逐渐承认亨廷顿称为"客观平民控制"机制制度化为双方都能带来利益。
军队官员，
通过他们的执政经验已经认识到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也能够了解介入政治需求已破坏了军队自己的连贯性、效率和纪律。
政治家，就他们而言，则是看见在政治派别争斗中动用军队需要投入较高代价。
最后，市民军队改革产生了普遍良好反响--
包括在军事预算和人力要求方面的削减，践踏人权的削减，和军队交接企业于平民手中等，
在整体上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比如降低军事政变的可能，
缩小从直接统治中退出的强大军队残余政治影响，
为军队锻造新角色和任务，并且减轻军队与大多数社会的隔离状态等等。
亨廷顿认为，给民主化创造条件的经济发展，同样也能够降低将来军事政变的可能。
他观察到， 在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期间， 新民主国家政变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海地和苏丹例外)一般都失败了。
实际上，数据表明政变尝试成功可据国民生产总值确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1，000
美元的国家没有出现过政变成功的经历，
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3，000
美元的国家甚至连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尝试都没有目睹过
。成功的政变往往只发生在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
美元以下的国家里。 在军队能够或多或少愿意产生能量的国家内，他们仍然在幕后发挥相当大的影响，
象在巴西、智利、尼加拉瓜、土耳其和韩国所发生的那样。
市民政府尽管已经在对军事预算、人员和力量结构控制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并且减少了军队长期掌权的许多特权 。
难处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军队过去践踏人权的处置，
因为政府是在相当大的公众压力下重新处理作出军队基本远离政治的决定的。
冷战结束和民主化的相应传播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在逐渐减少。
因此老的和新的民主国家都必须重新界定他们的军事机构的角色和任务。
这就给较小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特别的问题，
尤其是在那些军队长期在国内外安全中起作用的国家中。
亨廷顿建议维持国际和平倒不失为一可行选择，
因为这样既接近军队传统的作战角色又有助于发展合作的国际关系。尽管会冒着破坏军队职业化的危险，但是与毒品交易或其他犯罪活动作斗争、平息国内动乱同样是其他可能的选择。 最后，亨廷顿指出，
随着全面战争可能性的减少，新军用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已经降低了对招募大量常备军的需要。这种发展的负面影响是破坏了"
市民与士兵，人民与军队的确切分别 "，又仿佛追溯到了法国革命时期的样子。一次剥离市民军队概念的运动需要对军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作出重新的思考。
亨廷顿认为，市民军队关系的未来发展将很大部分依赖于市民领导的新民主国家的运作情况。
最大的问题将出现在那些民主体制和领导人证明无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法治的国家里。
在那些国家里，平民政治家有可能在未来寻求使用武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下面两文中，
迈克尔C.德施和路易斯W.
古德曼集中探讨了军队任务这一核心问题以及军队任务对市民军队关系的影响。
德施认为，军队任务可根据部队承担的关键任务在外部或内部加以区分
– 即他们是否主要是为国家利益作战，
或者是给予象国家建设、内部安全、经济发展、人道主义救济和社会福利供应等这样的国内任务。
军队任务大部分是由一国所面对的环境威胁情况依次确定的；
但是，即使是在缺乏一种重要的内部或是外部威胁，
或是在两种威胁都存在的情况下，现今流行的体现安全准则的国家安全概念仍在决定军队任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德施讨论到，市民军队关系问题首先很可能在面对巨大外部威胁的国家里被提出
。
在那样的情况下，民政当局倾向于不那么闹宗派独立；
并且更可能采用尊重军方的客观控制机制；
就其而言，军队可以集中对付外部威胁并且依赖平民领导在动员人力物力方面提供支持。
平民领导人为感谢军队的政治忠实会准许给予军队一些政治特权
。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例证了市民军事关系的这个模型。 比较起来，最坏的市民军队关系一般在面对巨大内部威胁的国家里被发现。
在这些国家里，民政当局很可能沿着派系分裂并且经常试图寻求以军事力量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
结果经常是出现军事政变和军统期， 象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所发生的那样。 总之，
当一个国家面对内外部威胁时，
流行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军事准则并由此影响市民军队关系的性质。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就法国而言，军队战略家继在越南战败之后，开始意识到冷战不仅仅主要是一场东西方军事力量的争斗，更是一次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形式对老百姓头脑和思想的争夺。"革命战争"
的准则使军队任务从外部的传统战斗改变为一种非传统的反革命战争。
只有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强大领导才能使法国免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以重新集中力量抵抗外部威胁。 后冷战时期，时代安全环境'转变已危及到美国和前苏联长期形成的运转良好的市民军队关系。对他们双方而言，由于公众压力和资金限制，让军方集中对付外部威胁已给政府增加了不少压力和负担。
美国和前苏联的民政当局开始干预通常为军队所保留的领域，但是军队好像越来越愿意挑战政治指令了。因此俄罗斯的市民军队关系尤其紧张，军队被无情地卷入了政治派系争斗中
。 德施建议，美国和俄罗斯的民政当局应当决定让军方仍集中处理外部与作战相关的事务。
这表明促进军队职业化的形成并且避免插手象维持内部治安、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和社会福利供应这样的国内警察事务。
而且要提醒人民的是，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国际冲突对军队的需要，军队的任务仍然是作战
。 古德曼认同德施关于军队核心任务必须是防止外部威胁的的观点，
认为谁也无权干涉军队保持它的战备状态。
不过，他陈述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军队在承担着包括救灾、国内安全治安、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供应等在内的非战任务。
在一些国家， 例如美国，
这些非战任务并没有导致军队干涉政治或者减少军队保卫国家抵御外部侵略的能力。
同时，冷战结束导致安全问题处理迫切性降低以及民主化的传播，促使很多国家除了为他们的军队建设寻求其他可以替代的途径外几乎别无选择。 拉丁美洲军队尤其已经证明有超越对外作战任务扩大他们职权范围的癖好。
在整个地区，军队涉及到了公共工程(铺道路、建堤坝以及建造大楼)、市政活动(
教育投入、健康以及其他无偿服务)、国内治安维持(包括反毒品和反恐活动)
甚至经济活动(经营与军队相关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等各个方面。
民主化推动了军队角色的适当发展并且促使民政当局要收回军方运作的军事工业。 他分析到，
限制军队于其传统作战角色尽管既不可能也不完全合乎需要，
但有必要设定衡量非战斗任务的标准。他建议军队不应承担以下任一情况的规定行动：
1)军队介入将使其他组织承办活动产生问题，
由此妨碍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扩大； 2)
军队不情愿放弃将获得的额外特权； 3) 军方卷入非战任务中将导致其影响核心安保任务的实现。 但由于特殊情况，有时军队必须承担非战任务，如在自然灾害期间或恐怖活动发生时。
在这种状况下，最重要的是要把军队这种非战任务完全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任务来看待，在适当的时期仍将归还给市民，并且应由市民当局审定任务的布置范围。
每个国家的基本法中都应包括正常情形下限制军队任务的条款，并且确切注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例外。
在很多国家的法律条文中， 允许军队在"全国紧急状态"
的形势下实施"特别权力"，但是通常情况下达不到这一标准，以致产生了军队干预市民治理的情况发生。
最后，古德曼确认了以市民统治巩固民主化成果的政策方针。认为，现代世界军队核心任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要求部队官员和理解军队需要的市民官员之间必须密切合作。只有这样，，民政当局才能准确地操纵和预测军队的行动。 发展中的世界 在拉丁美洲，正如祖恩里亚尔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和地区民主化进程导致了军队从政治生活中逐渐退却和市民军队关系的正常化。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拉丁美洲军队很少面对外部的军事威胁，却经常遇到内部由苏联或者古巴支持或提供装备的游击队活动的严重挑战。而且国内经常出两党激烈冲突的政治景象。
军队，特别是在南美洲，把自己当作一种"约束性的力量"，通过阻止由于平民宗派政治混战或者由于对抗起义运动可能造成的损害，从而保护立宪秩序。
虽然军队官员证明夺权是暂时的措施，但是都认为这是在平民统治恢复之前起促进作用的一个"冷却时期"。因此,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目睹了频繁的军事政变并且延长了个人或者惯例的军队统治的时期。在中美洲，m-med武装力量或国家自卫队(类似武装警察部队)
几乎扮演同样的角色，
即使与他们的南美对手相比较，他们也是从不同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墨西哥和古巴，军队才绝对服从执政党的领导，肩负着维护执政党的权威重任。 在这一地区，有几个趋势促进平民治理的回归和军队从积极的政治角色里撤出。首先，在这个世纪，拉丁美洲已经躲开大规模洲际武装的冲突；已发生的边境摩擦在范围和持续方面也受到一定限制。第二，革命性的运动，由于对其支持的苏联已经解体和古巴面临经济危机，困扰已减少，除了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外，游击队和起义力量在整个地区已经下降。
第三，总的说来，拉丁美洲军队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替代平民治理的"基础"政体；相反，一但威胁要代替立宪法令，军人政权统治国家的合理合法往往要依赖于对恢复平民治理的信誓旦旦才行。
因此为了消除军队干政危机，军队被迫撤退回兵营里。最后，从卡特政府开始，
美国开始以践踏人权为由批评南美军人政权，这些政体在国际上也很孤立，都在帮助说服他们的领导人还政于民。 根据里亚尔，为了使拉丁美洲市民军队关系正常化，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一定要做两件事：必须给军队赋予新的适合于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的任务；必须建立起保证平民控制的机制。
虽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完全取消他们的军队武装(如海地、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
大多数国家仍然继续保持军队力量，而且这些军队执行了更为广泛的任务。首先，他们要时刻警惕与邻国边境是否遭到破坏，特别是有争议的地区。其次，拉丁美洲军队仍然面临着来自活跃的游击队运动的挑战，特别是在秘鲁、哥伦比亚境内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墨西哥。第三，几支军队(值得注意是墨西哥和安第斯国家及一些中美洲国家)
在协助警察与非法毒品交易作斗争；一些也帮助维持动乱时期的社会秩序。
第四，拉丁美洲军队经常帮助政府进行"市政行动'
计划，通常在贫穷地区采用反游击队运动的普遍呼吁或改进军队的公众形象的方式。第五，一些拉丁美洲军队(
值得注意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参加了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最后，不少拉丁美洲军队从事多种经济活动作为其筹集资金的方式，尽管这种活动有从有关武器工业移向更多的商务活动的趋势。 传统上，地区市政当局对他们的国家军队只实行较弱的控制。平民国防部"
仅仅作为人员管理交流中心、常规支持和军事人员的基本服务(像保健那样)"。
虽然一些任命需要执行者或者立法分部的正式批准，但是军队通常自己控制官兵的培训和提升。
立法机关没有因为军队的疏忽而使用其对军队拨款的控制，
而且也限制他们卷入对滥用军队和军队维持和平行动的辩论中去。
里亚尔表明，在可预知的将来，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将需要保持一支军队力量。
当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外部防御时，一些地区不可避免的要调用军队帮助警察对付起义运动和同非法毒品交易作斗争。
担任这些任务的军队应该是装备良好、受过良好训练、有足够资金保障的，并且要有人数上限制，以便不使军队日益“警察化”。军队也会从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运动中获益，这样可以帮助拉美军队更好地领略文化的多元性，可以使他们与牢牢掌握在平民控制下的西方军队有更密切的接触。 最后，市民当局必须加倍注意关照他们的军队建设。许多拉美政府近来已经急剧削减了军队预算，这样做有他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战备状况并导致军队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另外对军队的新职责要制定明确的防御政策，市民当局应当对军队介入国内安全事事务设立明确的法律引导以及建立起制度机制。比如建立有实际权力的安全部，来提供监督和控制。为了实现上述这些，拉美政府需要能够得到有军队事务知识的平民专家们的响应和支持才行。最后，由于许多拉美军队仍然保持与社会高度脱离的状态，政府应当减轻军队与社会的隔离状态，可以通过一些信心建立措施和其他的方式加深市民与军队之间的了解，比如转换一下教育方式等。 卡罗琳娜
G.荷南德兹在她的文章里对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市民军队关系也举出了同样的事例。亚洲这些地区的军事体制具有共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无力应对来自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等不同方面提出的挑战。正如在拉美地区一样，军队扶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腐败、或者是确保政治稳定等方面的失败，加上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近来在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以及菲律宾等国家近来已经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韩和台湾，当权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成功产生了要求民主化的社会经济压力。但是与拉美地区不同的是，军事政体仍然继续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保有实权，并且军队仍旧在许多的新生的民主国家里实行幕后操纵。 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已经对军队的作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有些国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典型国家是韩国和台湾），但是由于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以及对原由的共产主义运动外部支持的降低，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外威胁通常减弱了。有另外两个因素对这一地区的市民军队关系产生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在这一地区长期流行的安全扩大观。根据军队不仅仅对外部安全负责，而且要对内部安全、国家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尽力的观点，让市民政府减少军队的国内作用变得困难了。在另一方面，几个外部强国，尤其是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在尽力通过减少军队政治作用以及削减国防预算等尝试性发展援助使民主化过程深化。 不象许多拉美国家所对应的，亚洲的军队在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军队预算持续攀升，甚至是在新生的民主国家里。而且，军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进国内经济中去。军队的精英们已经在公共和私人方面都得到了有利的位置（比较典型的是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参与了各种寻租活动，象自然资源的攫取以及边界贸易（在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并且也深深地卷入了腐败活动中去。这样，通过削减军队预算来减少军队影响的努力就或者是遭遇到了严峻的阻力或者是促使军队寻求其他的方式来筹集活动资金。 不管怎样，逐渐得势的新的民主领导人经常制定政策来减少军队的国内影响。除削减军事预算外，还包括限制减少军队的自我经济活动、让军队精英撤离政府平民位置、迫使高层官员退休、对军队官员侵犯人权以及犯罪行为提出控诉等。一些政府甚至侵入了一些军队认为是其自身职业管辖范围以内的领域，通过限制军队行为能力作为反渗透措施来行使这些职能，或者是可以任命军队发现不能接受其到高层政府位置的市民官员。正如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经历所证明的，这种对抗性的接近或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对抗军队命令并且促使军队干涉政治。菲德尔.拉莫斯，采取与阿基诺相反的成功方式，显示出平民领导人必须对军队的关注点敏感并且或许通过寻求一种军队和民主压力之间的调解政策来改善市民军队关系。 荷南德兹认同里尔的观点，认为如果通过平民领导人赋予军队新的使命、保证供给军队足够的国防预算以及防止过分干预军队能够胜任的领域等来帮助促进军队职业自治可以改善军队市民关系。与古德曼一致，她认为军队可以在提供外部安全以外赋予新的使命，例如缓解灾情以及永久防御体系的建造，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执行这些非安全任务时必须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限制在短期内，不要扩展到与平民百姓接触，并且在市民当局的严格控制之下进行。她也看到了冷战以后参与国际间和平维持也是国家军队市使命的一个恰当的选择。最后，荷南德兹发展了里尔的论点，提出需要建立市民当局可以有效控制军队的制度体制。 杰克西列尔斯提供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关于民主化前景和市民军事关系正常化的更为悲观的评价，这是一个被暴力折磨的地区，包括几场主要的内战和各种各样的种族冲突。
经济问题，被决定性的外债和传统的出口市场的损失引起，已经加重被战争和非法带来的痛苦。
由于冷战的逝去，那些主要权力在那些地区内已经失去兴趣。这表明他们不再在那里提供重要的国外援助或者保证边境的不可侵犯。
逃离战争或者贫困的数千名难民的运动和大量的流放社区的存在，构成紧张的附加来源。但是，仍能发现一线希望：外部代理人战争和独裁主义政体在减少，而"对于民主摸索"的国家数量却在增加。
正如西列尔斯强调的，大多数非洲社会缺乏健康市民军队关系的基础。
在西方，“市民军队"与国家建设进程密切相关系，并且服兵役成为共和国公民身份的重要部分：
"以预备役军人作为后盾的平民军队，不仅作为防御外国敌人的屏障和国家意志工具，而且也是作为在政治控制之下保持职业军事种类的手段"。相反，非洲军队，在独立时大多数场合从殖民地时代的单位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分离，并且已经变得"
收集、保卫和驱散大众的工具 --简而言之，他们存在，是为了帮助维持政治或者种族实力"。 而且，非洲缺乏建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的"有效、自愿安全合作"类型的政治基础：没有基于系统联盟免费和非免费国家之间或者市场与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清楚区别的存在，也没有告知公民支持非暴力主义的文化的群众基础。
相反，非洲国家因为众多种族划分和在非常富有的精英与贫苦不堪的群众之间耀眼的不等被扯裂。
统治法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家庭和传统权力在急剧地下降，并且社会规范已经腐蚀
– 所有这些帮助滋生暴力并且允许帮派和军阀繁荣。 里亚尔论证了健康的市民军队关系是
"长期国家传统和影响政府、市民社会和军队本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一系列复杂措施"的产物。除管理军队的正式的法律之外，还包括媒体的作用和独立的学术建立和军队的自己的教条和内部文化，良好的市民军队关系将被给予一种健康荣誉，国家清楚地划分军队作用的界限，使公众和军队都认为这种作用的合法性，这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平民领导人在确定这个军队的总的策略和防御计划过程中,在制定武装部队作用和任务过程中，并且在调节军队的预算、招募和训练实践、力量结构和军备水平过程中都要保持领先地位。
因为非洲在区域战略研究、国家安全和冲突处理等方面遭受过多"知识差距"之苦，当地的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的组织需要从事这些问题研究和各种各样的辩论。
发达世界通过为军事人员承担综合的公民教育计划和提供复员计划援助，帮助它自己的军队和非洲军队建立亲近关系。
民主化前景和良好市民军队关系建立在南非洲表现较好，在那里几个国家民主化正在取得进步。由于这个地区的较大的冲突好像被解决，在一个较长的和平与稳定的时期，前景现在似乎光明得多。而这些更多依赖于南非支持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实际上，南非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它邻国将来的政治稳定。
里亚尔指出，"
效力的危机正威胁着南非的警察和军队"。
尽管从种族隔离的结束起，南非已经取得了进步，但仍然面对严肃的和潜在地动摇社会的问题。在可预知的将来，南非警察服务将在国内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南非国防力量(SANDF)的帮助。警察和军队作用的模糊从长期看是不健康的。然而，当它能产生内部服务竞争时，使武装部队政治化和军队专业标准的降低。另外，武装部队已经因为被要求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而负担过重。国家应该把资源从军队移动到平民警察部队，而不是依赖军队行使警察职责。尤其，更大的资源需要被分配到公共秩序维持治安和边境安全，像集体暴力事件、群众抗议、不合法的移民和跨国境的武器的走私、麻醉剂和其他违禁品呈上升趋势。
而且要把增加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职业能力放在重要位置，里亚尔指出，必须优于取得种族和性在部队内的平衡的问题。 关于武装部队，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防御力量(SADF)
在与非洲全国代表大会( ANC)和泛非洲议会(PAC)
前游击军队以及各种各样的"祖国"军队的结合过程中已经取得进步。不过，很多工作留待被做。军队接近
50，000人将复员，在他们释放进失业率差不多50℅的痛苦经济之前必须对其进行职业训练。而且，很多前游击队员没有到指定的集结点报告，也没有上缴他们的武器。即使它不构成一次革命性的威胁，许多不满的前游击队重要成员的存在提出一个潜在的法律与秩序问题。
尽管白人军团队仍起支配作用是一个事实，南非国防力量（SANDF）已经在许多场合上证明它对非洲全国代表大会(
ANC)所领导的政府的忠实。在1994年的早些时候，南非防御力量(SADF)缓和在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南非"黑人家园"之一)祖国右翼乡村的布尔人（Afrikaners）的反叛，帮助恢复东部边界和KwaZula-Natal由派系间和种族暴力撕破的秩序。
另外，南非防御力量(SADF)帮助在1994年4月选举准备时期期间给农村地区分配选票。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发展，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支持武装部队内的士气，帮助阐述一个正确的防御政策，并且使军队服从于平民民主的机构。
里亚尔相信地区安全必须被重新建造。各非洲国家首先需要集中解决他们自己的安全问题并且建立政治稳定。
双边和有限的多边的合作，首先在每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然后在地区之间，最后发生在妨碍发展的公共安全上。
只有当这些努力获得成功，非洲整体安全合作的基础才能巩固。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不是通过集中防止非洲核武器、生化武器的扩散，而是通过促进非洲和西方的军队之间的军事合作来提高非洲武装部队的职业标准。 后共产主义世界 共产主义瓦解之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一个正常稳定的民兵关系制度，即武装部队严格从属于共产党当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党实行对军事的控制，首先通过政治领袖（人民委员），他作为党的看门狗，不是向军事最高长官负责，而是直接对党中心委员会负责。其次，党试图尽可能地从士兵行伍中招募人才，尤其是政府官员。党的主导地位被来自安全部队的广泛的军事监视所支持。此外，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武装部队从属于莫斯科的《华沙条约》的指挥。 波兰对怎样精心制作一个市民控制军队的新制度的努力尝试是正在进行中的民主化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波兰军队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并且享有高水平的普遍尊重，但是在过去它用行动表达了一个干预国内政治的爱好。实际上，19世纪各种各样的国家骚乱中和以内战时期为标志的政治危机中，象Marshal
J6zef Pitsudski军队领导者，常假定，承担接近独裁的权利。甚至在共产主义时期，军队常不得不被称做镇压工人叛乱的力量。（最突出的是在1956年，1970年，1976年和1981年）。 因此，1989年上台的团结领导的政府的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改革军队和建立一个新的市民控制的制度。短期地，这牵涉六个主要目标：1）稳固军队对新政府的效忠的义务；2）解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控制；3）把武装部队纳入独一的国家控制之下；4）高度控制对人员的变化的调查；5）改变军队的特别使命；和6）改革各种特殊服务。这个议程表的大部分被成功地并且相当迅速地实施贯彻，因为军队发现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期采取一个坚决的果断的政治立场是有利的，并且因为总统WojciechJaruzelski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选择去干预。 从1991年以来，改革进行在两个轨迹上：1）详细制定措施来确保武装部队的政治中立，和2）在国防部内部实施组织变动来减少平民对军队的建立的疏忽。这些由政府和议会推动的改革的努力，遇到了困难，结果是来自总统的反对和军队期望从平民控制中保持一些自主权。虽然在1991年通过的立法禁止在武装的义务兵中进行政治上的组织和宣传并且指示正在服役的的军人不能竞选政府官员，但是总统Lech
Walesa在1993年积极设法获得军队的支持为他的政治活动，即支持改革的无党派集团。同样，按照平民的指导方针尝试建立一真正的军事行动上的起作用的国防部并且使军事阶层服从于平民政府的经历遇到阻力的官员，因为总统Wales以他作为最高总司令的身份坚持总参谋部直接向他报告。
Onyszkiewicz一直保持谨慎的乐观，尽管波兰的军民关系改革已经一阵一阵地间断性地推进，但是程序结构现在是适当的，它能确保平民的军事控制。如果波兰沿着这条道路要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预算的程序必须要改革，在国内危机期间对于军队的作用的指导方针必须要建立 ，并且，最重要的是，平民 官员 必须变得更加了解军事事件的情况。 根据Lilia
Shevtsova，当俄罗斯逐渐建立一套军民关系新制度的时候，俄罗斯比前苏联集团联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这个国家已经必须 面对与国家建立同时出现的许多问题 ，民主化，自由市场改革，和一个新的国家本体的建立，并且处理这些不同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彼此互不相容的。 在转型过程的早期，俄罗斯军队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种形势：政治精英在战斗中被锁（关押），社会力量被解组，犯罪上升，和国家道德处于最低点（最压抑、最消沉的时刻，）。军队自身为问题所困扰，包括太不充分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普遍的腐败和其他犯罪行为，装备的老化，贫乏的训练和纪律，和日益增长的正规军人和精英部队之间，军官和士兵，志愿兵和应征入伍者，和新兵和老兵之间的分裂。武装部队，尤其是军官部队，也被从意识形态上所分裂，沙文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正在盛行的统计趋势。共产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已经留给俄罗斯军队没有一种使命意义，已经造成、产生挫折感和失败感。 实际上，Shevtsova认为对俄罗斯民主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军队，而是来自安全力量。叶利钦无情地扶植起多种安全力量以作为对军队（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平衡并且使他们服从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在组建总统自己的安全力量部队同时，总统还同时减少了前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的安全部门和总统保安服务两个部门都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亲密政治助手。这种变化与政治机构由公开到隐蔽的决策调整转变是一致的，这样总统与他的政治基础的隔离倾向加大，并且使用独裁统治的倾向增加了。Shevtsova认为，叶利钦政体正在逐渐向巴拉圭的Alfredo
Stroessner和尼加拉瓜的Anastasio Somoza的独裁政体靠近，虽然只是程度微弱一些而已。但是，它也同样导致了另外一种倾向：即如果安全部队失去对叶利钦政权存在能力的信心的话，
他们或许会策划宫廷政变以确保自己在后叶利钦时代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
那将导致他们与军队之间的权力之争。 查尔斯H.费尔班克斯，
季尔，
强调了在后共产主义世界超越传统军事建构体系和审视自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出现的新政体和分离国家的新军事角色的本质和作用的重要性。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
Montenegran
在苏联和南联盟瓦解时继承了以前的军队。在波罗的海国家象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非在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正式民兵组织并且成为随之建立的国家军队的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地区，
特别是没有获得承认的一些小国，
形势已经由于多种武装割据局面形成而更加混乱，这些武装部队包括政党或游击队，民族或地区民兵，武装犯罪集团，匪帮和地区军阀等。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传统假定的政府与军队武装之间关系的实质很少能够得以维持。 军队由一支或多支武装人员组成，对其加以培养、训练及服从国家命令，有一个坚固的组织机构和服务纪律，并且假定由一合法政府全力加以强制控制(
包括警察、安全部队、边境巡逻和准军事性力量)，这通常是专家学者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但是却不是今天在大部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流行的形势。出现在大多数解体国家和所有没有得到承认的小国的情形是"
不是由对国家和指挥系统超越情感的承诺来构建现代军事组织，
而是一种界限松散的组织 ---
经常是有号召力的人格在中心 –自发地加入或离开 "。即使那些名义上是正规军队的组织也是或者是忽视或者是已经放弃了现代军队通常使用的技能和常规。"非政府不规范组织、由政府赞助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权限之外运作的武装组织"替代了国家军队。无论怎样，这些民兵一样的组织表明了他们不会对一个正式的国家忠诚，而是对一个民族团体、一个地区、一个政党或者运动、
或者一个个别的军阀忠诚而已。
由于缺乏正式的组织、训练和任务，这在很大部分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士兵被卷入这样一些冲突，这些冲突以掠夺、恶意破坏公物、性侵犯、种族清洗和经常践踏人权等为特征。 根据费尔班克斯的分析，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都很难勾画出军事机构规则与不规则之间的界限。对这种现象可以作出以下几种解释。首先，
在.共产党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官僚政治体制中的冲突意味着军事和安全代理开始转变成为由他们的领导分别各自指挥控制的独立组织。其次，为了争夺国家权力，各个政治派系开始为了各自党派的目标而不惜使用军事和安全代理。第三，不同类型的国家官僚机制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创建他们各自的军事武装。第四，军事武装开始依赖于他们各自非正式形式的资金筹措。最后，这种“反政治”倾向意味着士兵们越发不愿意服从正规的军事命令，而情愿为了他们的种族或者宗教领袖与非正规军一同作战。
费尔班克斯批评了一些忽视市民正规控制军队的民主化进程重要性的西方民主党派以及一些新近独立国家。今天，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各届政府时常受这些非正规军的操纵。即使是羽翼丰满的军队还没有控制任何地区，士兵哗变、策划政变和叛乱在这一地区仍然到处出现。费尔班克斯对西方传统的市民军队关系模式是否适用早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质疑。如果现存的政府既不是自由主义，也非民主政体的话，那么平民至上或许并不是值得推崇的。或许军队真正需要的是平时远离平民政府和犯罪群体，而只是与非政治犯罪作斗争以及保护社会免受潜在生存威胁的时候才出现。
本书以约瑟夫·S.奈，季尔的一次讲话作为结束语，
讲话主要基于他在任前美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秘书时的一次演讲。奈大致勾画了美国的一系列主动外交政策，旨在促进市民军队关系在世界各国内的改善。他同意迈克尔·德施，
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军队作为稳定市民军队关系的主要威胁走过头了，并且认为军队的使命不应集中于内部事务。他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但是，在拉丁美洲、东欧以及前苏联各国的努力下，却产生了市民漠视军队的新机制。奈的陈述对于我们观察高级政府官员处理市民军队关系是有启发性的，并且一个令人高兴的迹象表明，政治领导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对于巩固民主的重要性。 走向市民至权
该文章在本书里给予建立稳定的民主提供了一个解决最困难障碍的坚实希望，那就是克服军队对于政治的干涉，许多国家近年来在建立市民至权与军权，或者如亨廷顿的术语“有目的市民控制”方面已经取得切实的进展。如果它向第三次浪潮的新民主国家传播，我们需要搞清楚建立一个长久的军民关系的民主模式所需的条件。 第一是要明确目标。市民至权不仅仅要求减小军队对于政治的干涉。它是否要求保证选举制，市民管理（执行和立法）在诸多政治领域的首要地位，包括国家防御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因此，通过市民领导的国防部门开展工作的政府当局，必须有能力确定预算，力量水平，防御策略和优先权，武器获得和军事课程和条规；同时，国家立法机构在最低要求上有能力检查和指导它们的实施。 能力是个关键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定权威性还包括有效制定这些决策的知识，理解和实践，以一种赢得信赖，尊重并接受（如果不总是热心的同意）的方式，这种方式或许通过军事力量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作者会强调要加强市民监督官员和战略家，在社会的大学院校，智囊团，大众传媒和其他市民社会组织中，形成广泛的国家安全的认知。正如我们的一些作者指出的，民主制必须使军队服从于市民权，同时仍给予军队很大的空间，在市民所确定的宽泛的政治参数内执行它特有的决断和职能。 最重要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民主。首先，军权的扩张和军变是政治驱动的过程；同样的，市民至权于军权也必须是由政治来引导吗？军权的设立不是从成功的和合法的市民政体中夺取权力。当市民的政治家和政党衰弱和分化，当分化和统治的重大错误产生了领导权力的真空的时候，他们干涉政治（或者通过政变或者通过权力和特权的逐步扩大）。1996，1月的尼日尔的政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军事家抓住市民政治的僵局而夺取权力。相似的，尼日利亚的市民政权和政党联合反对废除1993年7月12的总统竞选的失败，就在它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被军权中止了它自身所进行的向民主制的过渡。正如Shevtsove指出的，在权力斗争中，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俄国市民政党派别和领导者所犯的使用军队的错误，破坏了军队的专业化，并将其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因此最有效的避免军事政变的是有效的民主统治，正如同Juan
Linz对所有重要的民主者的民主体系冠以“忠诚”的概念一样。这样的忠诚包括拒绝在政治危机和冲突的情况下寻找任何的军事支持。
正如市民政治中的软弱和无效导致军权的涉入，强大的政治结构和市民政治精英关于民主目的统一——被广大的坚定的市民支持的——能够压制军队的政治特权。政党体制结构可能是促进（或阻止）政府连续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是这些条件只是起到帮助的作用。在军权控制和平以及明显转型的地方越难建立市民至权。尤其是在军权干涉有很长的传统并且在政权和经济方面取得广泛权力的地方，如拉丁，非洲及亚洲的许多地方——减小军事特权会是件冒险的事情，要求成功的运用所有的经典有效的政治手段：广泛的联合，说服沟通，明确的最终目标及一系列的为实现它们的策略，灵熟得平衡成本和获益，灵敏的时适感。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民政治领导和策略的好坏建立市民至权。军队在政治中的地位越牢固，这些政治参数越重要。 政治的困境会因为需要命令在民主制中具有政治权力但是却反对市民政治的领导人这个必然的矛盾而被提升。一方面，市民至权要求军队特权的减弱，将其限于一个更窄的以防御为核心的专门使命内。另一方面，政治稳定要求军民冲突最小化。减小军事特权和权力在市民和军事当局几乎总会产生不断的冲突：因而，要同时最大化的实现这二者的目标是件困难的事。这在当代来看尤其是正确的，正像该书的Desch和其他一些作者指出的，外部威胁的减弱留下大量的在紧张时期的军事设施，证明了传统使命（国家防御）要求极大的力量水平，军官队伍和开支。 在这些景况下，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武器生产）保留一种在国内的政治领域内的经济角色上的否决权，对于军队来说作为一个机构保持它的存在就会显得尤其的重要。从社会的角度，禁止激烈得减小军事力量的事件，因此，军民关系的民主化需要协商，对话，合作和同意共建的过程，逐步减小军事特权，从而再通过一系列的步骤，重新定义军队的使命并使之专业化。 这些新增的步骤针对两个总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尽可能的解散军事，包括这些乡村发展，国民教育，警察和内阁的直接参与等非军事问题；甚至使军队的国家防御职能归于市民监管和控制之下。这些转变的时间上的先后或许会重叠，但是对于首先强调军事的地位有个明显的逻辑，因为一个新的市民控制军事和国防问题的体系的构建更是需要逐步。 站在政治的一方，市民领导人应当在民主制典礼结束后快速行动，清洗潜在的不忠官员并用自己挑选的忠心的官员替换，同时于先前的军事政权少些合作。更一般的说，选举产生的政府应当在他们的支持率高的时候（比如在民主政权开始时和新的行政管理的初期）不怕困难大胆行动，勾画目标。尽可能迅速的，把军队从监管，镇压，调停和胁迫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这将会要求智能设施深远的重组，在国外的智能和国内犯罪及反恐智能间分离设施，市民统治和国外智能领导的最终合作。它也经常要求大量的专业强化和市民警戒的训练（调停暴乱和反恐力量）。同犯罪做斗争，控制激烈的或非法的国内反对者不应是军队的事情。越被请来行使这些敏感的国家安全职能，它卷入国内政治冲突中并在市政领导中掌握不可控制权力的威胁越大。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军队的广泛涉足，道理是相同的，包括市政行动减轻贫困和发展边远地区。如果这类涉足产生并进行着（出于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和具体的有关联工程的需要而反对受到限制和非断续性），会侵蚀军队作为战争力量的明确的专业地位的界线，使它沉浸于无数的国内政治冲突和问题之中。这威胁到军队作为专业化防御力量的联合统一。更糟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暗示。“国内非战争的任务交于军事力量，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中涉足是合法的”因此，必须严格限定或终止这些国内任务。这对于军事所以权，工业控制和主要的大众传媒的出路也是适用的 拓展平民统治空间使军方功能更加严格意义上服务于备战的第二套行动包括多边和平维持及调解。
最先是以平民领导和(逐渐增加的)平民配备国防部人员以超越军方事务权力，
最后权力应属于被清楚指定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平民政府首脑。
超越时机的话，平民官员必须对军方地位高度提升以及军事预算和所得获得控制从而重定军事任务--
因此训练官员的课程和力量部署 –
目标围绕在保护外部边界和海防以及参与维持地区和国际和平周围。
许多年轻的民主化国家都面临着逐渐消减的外部威胁，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削减军备水平。然而如果要实现国家防御和国际安全的更有限的目标，
如果平民承诺这些目标是可行的，
并且如果军队可以围绕这些有限的职业使命重新定位自身，那么为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而必须的投入和支出就是必要的，要培训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并且允许提高地区安全的跨国合作训练演习。
这种过渡效会果更有限，更多变，技术也复杂，并且将导致军队专职统治的延长。
实际上讲， 消减一个膨胀的官员队伍，
想出新任务和准则，修正训练和教育的长期计划，以及改组新型武器和设备下的力量结构都需要花时间。
因为我们已经强调，无论怎样，渐近说出于政治原因也是合乎需要的。平民和军队精英要适应新的权力结构和发展彼此间的信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军方需要逐渐确信平民统治的拓展并不会减弱国家安全和军方的传统特权以及军队的完整性。阿尔弗雷德.斯蒂芬的"赋权于民"
说法也是很有必要的，据此平民可以发展实质性的管辖权以管理和监视军事预算、所得、训练、提升和明智可行的行动。
增加足够的平民专门技能人员配备到国防部、对外情报局和立法监督委员会以提供对那些来自高等学校、社区政策以及大众宣传媒介更为非正式的指导和细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此看到在独裁主义信条下干涉人权的责任承担者—保守的高官们已经普遍发生了转变，年轻的官员更能成功地适应军事职能受到更大束缚的情况。
菲利普.阿基诺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增加主张这的拱形逻辑：
"
平民不合时宜的进行军事改革的努力可能证明是会起反作用。因为需要在第一年使军队安心
[随之而来的一种民主形式过渡 ]
可以要求改革的推迟，尤其是在那些极度敏感的区域里。在实践中，当新当局和军队之间的信任已经建立到一定程度时市民的专门技能是最有效的"。
在渐近说以外，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政治策略将会使市民-军事关系的民主化道路更为顺畅。
在每个沿着这条改革路径的地方，
平民政治领导人必须尽力降低费用并且抵消或减少军队察觉变化的威胁。
部分讲，这是一个灵活和仔细的谈判过程–探究在任一点时间下可容忍的限度调整。
另外，无论怎样，市民军事冲突是可能被控制的，
如果平民领导人总是给予军队高地位、荣誉和收入的话，双方的信任也是会提高的。军官和士兵们正被要求接受在职能方面、建制规模和来源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功能和使命的基本理解方面进行艰难的调整，
国家应保证在新的安排下，他们的角色受到非常的重视，并且其服务受到尊敬和感激。士兵应该得体地获得报偿，
并且他们决不应该必须担心薪金的支付问题(
不管国家的财政危机有多可怕)。
官员的收入和养老金应当能与私营企业管理人员的相竞争，这样不仅可以使改革的进程中纳入忠诚的因素，而且能够阻止腐败。
增加军队薪水和养老金应当以士兵特别是官员数量的总的削减作为补偿。
然而，
即使在很多国家中军费开支必须被降到适中水平以长期运转，新民主政府仍然可以认为暂时让步增加军费以赢得军方信任是明智之举。
正如亨廷顿和很多其他学者强调的那样，市民官员必须也能在他们与军队关系的行动方面加以束缚。他们不仅必须抵抗在政治冲突形势下转向支持军队，
以及凭借军队作为平息国内难控制的抗议活动的工具的诱惑，此外他们还必须十分的尊重军队，
准许军队自主进行训练和行动，并且根据专业水平和标准分配且提升自己的官员，
而没有进行任何微观水平的政治干预。 如果民主在其他方面作用的话，也会有市民军事关系民主化发展的可能。
随着民主机构的根基稳固和公民拥护民主制度系统的不断深化，
军人干涉政治、或者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造势的机会已大大减少。
经济发展进行时，社会教育水平更高、社会关系更加复杂，
一个成功的军管政府存在的可能性会减少。
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改变，越发推进宽容和和平解决冲突，以及对特权统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抵抗力。这些因素毫无疑问解释了亨亭顿在本书中提出的政变及其尝试与国民收入有关这一论断。况且，
如果民主的和平包容能使整个国家发展利益的分配和社会主要冲突的解决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它将抢先取代激烈抗议的形式 –如左翼游击队员造反，种族隔离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行动
–
这些已经带来军事政变或者对整个世界很多平民政体产生政治影响。他们成为参与民主集体安全措施里更可靠的合伙人，
产生强有力的额外的压力-政治的、规范的和结构上的-因为平民是超越军队至高无上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堪称发挥这方面影响的典范。将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像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作为平等成员开展合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传统关系。
通过参与和平计划而与北约建立的有限联系，似乎对平民至高无上的模型和规范产生一些影响。这有助于像在德国Garmisch
- Partenkirchen的乔治C.
马歇尔中心经营的那样的国际教育和培训计划。 民主变化的这些确定的相伴物和市民军事关系的进程，正如亨廷顿在第1章指出的：无论怎样，不会减少连贯改革策略的重要性，也不会降低在新生和麻烦的民主国家里实现它的困难性。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新民主国家没为在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在那些情况里，公众对党和政治家的尊重程度低，并且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和造反引起军事干涉。
这样的国家无法等待通过一些"自然"的历史过程，来减弱在政治中的军事影响。
的确，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军队的持续的卷入可能与巩固民主的其他障碍有密切关系。
通过积极的行动和连续增加的策略，改革市民军事关系，这样的民主国家可能在他们的政治机构和合法性的意识上得到更多的改进。甚至像智利那样的国家，
民主一般在许多方面表现的很好，尽管军队的自治能力孤立地持续，但是显得痛苦，而且会降低民主质量及其稳定性。
简而言之，正如本书大多数文章所强调，
民主主义者能做的最危险的事是认为军队干政理所当然，或者以为市民军队关系问题能够自行解决。
未来很多年，在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里出现的大多数新民主国家，
及其已经严阵以待且局势不稳定的一些更老的国家(象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将需要进一步努力巩固民主的合法性及稳定性。
即使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军队民主改革仍然是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平民至高无上仍然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备注: 1.在这和"平民至高无上"的概念的其他尺寸上，这于亨廷顿的“客观平民控制”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见Felipe
Agiiem,。 "民主党的巩固和在南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军队"，
见理查德·冈瑟，P. Nikiforos Diamandouros和汉斯- Jiirgen Puhle等编著的
《民主党的巩固的政治里： 在比较远景里的南欧洲》(
巴尔提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126-27页；
《士兵，平民和民主：
在比较远景里的佛朗哥后西班牙》( 巴尔提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19-23页。
2.
关于后一点，见阿尔弗雷德
斯蒂芬《重新考虑军事政治： 巴西和南锥体》(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第138-39页。 3.阮J.林茨《民主党政体的故障：
危机、故障和重获均势》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第30页。
4.
斯蒂芬《重新考虑军事政治》； 温迪·亨特《平民的矛盾控制：
在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第3 条季度15(1994)第
633-53页。 5.亨特《平民控制的矛盾》第646页。
6.埃杰罗《士兵、平民和民主》第33页。
7.
关于北约成员国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发展平民至高无上和巩固民主方面的积极影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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