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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批判的归宿
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都缺少“父亲”。父亲的整体“缺席”显然与作家小时候父亲“畏罪自杀”的心灵创伤有关。父亲的“缺席”为何会给女性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因为他是“父亲”？朱晓玲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是男权文化规则指认、规范性别角色功能的强大承载者，他不仅具有人伦意义，同时蕴涵丰富的男权文化内涵。父亲的“缺席”在朱晓玲的小说文本里有三种情况。即《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是母亲和不明男人的偶然产物，她是母亲受辱的证明。“父亲”身份不明，这是“缺席”的一种；《大漠》、《颤抖的爱》等小说中的父亲因为在特殊的年代有着特定的身份，因而被夺去生命；《秋恋》、《寻梦》等小说中的父亲被作者故意隐去。从人伦上讲，父亲是生命的创造者，父爱与母爱一起才能满足一个孩子最起码的爱的要求。但父亲的“缺席”给女性带来的不仅仅是爱的残缺、成长的创伤，更是影响和笼罩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巨大心灵挫伤。《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从小就感到生命的可耻与荒谬可笑。从小，她和母亲就为那个特殊的“父亲”受尽世人的欺侮与嘲笑鄙视。她渴望找到“父亲”，找到依赖；但又痛恨“父亲”并想报复“父亲”。最后她选择剑男——一个五十多岁、牙齿难看得令人过目难忘的有妇之夫，作为她幻想的父亲与情人。欲爱不能，欲恨亦也不能，生活与情感都是一团糟。同样，即使曾经有一位光明正大的父亲，女主人公和她们的母亲、家人在其身后仍不能免遭不幸。没有父亲的庇护，她们无一例外的尝尽生活的艰难、世人的白眼和孤儿寡母的凄苦无依。 真实父亲的“缺席”，只是女性命运不幸的表面原因。朱晓玲批判的是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背后所隐藏的、受男性中心话语主宰的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心理、文化、伦理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夺去女性真实父亲的是那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打破了男性中心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关键词仍是革命、权力、政治这些典型的男性话语。家庭中的女人们不仅与“父亲”有着血缘和伦理关系，更存在一层高低等级关系。一个家庭的“父亲”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整个家庭及其成员，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上并不是被当作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而是生育的工具、子女的抚养者、家务劳动者、男性的伴侣或玩物。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的社会代表一旦“缺席”，整个社会中的父权就会更直接的向女人们压来。伊洁的母亲因为出身和美丽被男人们肆无忌惮的蹂躏玩弄，毫无反抗与挣脱之力；《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母女被酷狗强逼着贱卖掉房屋，当父亲“缺席”时，女性们受到的是致命的打击，是直捣灵魂最敏感最薄弱处的打击。她们之弱小，她们对“父亲”的依赖之深，正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父权制的压迫。即使她们家的男人们“在场”，她们受欺凌的程度可能减轻，但她们受欺凌的事实依然可能发生和存在着。 时代不断向前，会恢复它的理性与秩序。但当伊洁彷珲们长大成人，她们面对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她们的母亲年老无依，依然背负着“不贞”的名声；她们长大成为女人后，不可避免地又重蹈她们的母亲之辙，仍然是男人们追逐、占有、继而鄙视的对象。当时代发展至今天，曾经压迫、伤害过她们的“革命”的头目们威风不再。但父权世界又以另一种面孔出现在女性生活世界中。继续摆弄把玩着女性的命运。例如单位里的领导，在承包大潮中，法人叶强企图以权占有伊洁（《冬日的季风》）；局机关里的干部孟柏对梵的利用（《生活不相信眼泪》）；独眼龙经理对小薇的业余创作的无理阻碍（《寻梦》）等，他们蛮横地干涉和侵犯女性的工作权、生存权。对女性的世界及她们的创造力表示出强烈的蔑视并加以压制甚至扼杀。由此，女性面对的是比男性艰难千百倍的生存环境与更为狭窄的发展空间。 “丈夫” 是女性法定的人生伴侣，本应是女性情感上、灵魂上和肉体上的另一半，精神、物质上的支持者和强大的依靠者。但朱晓玲对“丈夫”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秋恋》中“我”那“离了婚的丈夫”在“我”找到新的爱情时，卑鄙无耻的向男方的父亲写了封污蔑信；《寻梦》中小薇的丈夫冷漠、多疑、残忍，与小薇毫无精神上的沟通，只存在肉体关系；《女人的苦衷》中璇丽的丈夫同周围的人群一起对她的不育表示了鄙视和不满。在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丈夫”徒具法律的形式，不具备其法律上的意义，他们不是女性人生中最亲密无间的合作者，而是女性情感与肉体上的枷锁，禁锢着女性追求并享受幸福的自由。当女性对婚姻感到失望，她们将希望寄托在婚姻之外。比如《寻梦》中的小薇与《大漠》、《颤抖的爱》中的“我”，她们找到了爱人，却因无法冲破现实与世俗的罗网，不能完整的拥有爱，爱只能偷偷摸摸，爱同时意味着痛苦。面对强大的父权制，“情人”比女性更加懦弱，同样不能给她们完整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同时我们在朱晓玲的作品中，也看到了她对男人世界的同情和怜悯。在她的笔下，“丈夫” 与女性一样都是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的人，也是生活的受害者。但反过来他们又加多一重压迫于身边的女性；“情人”们虽然尊重女性、支持女性的创造、理解女性对感情的渴望与追求，能够深切地去感受无爱的婚姻给她们带来的心灵创痛，并给予她们一些相应的心灵抚慰。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反抗传统的社会秩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其说朱晓玲质疑的是丈夫的世界，还不如说她质疑的是整个男人的世界。我以为。 男人们，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物质存在，历史的成为权力话语下的“中坚分子”。不自觉的接受并认可了这种话语秩序，并享受着这种秩序给予他们的特权，使之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他们要维护理性社会赋予婚姻的神圣性，即使婚姻对于他们只剩束缚与痛苦，即使他们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并虚伪的度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会生活和伦理规范，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整体认同要比女性更为坚定，一旦当他们要违背这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的矛盾与痛苦也更甚于女性。《寻梦》中的骁驰面对小薇的爱时，他一边表白自己会离婚，一边自己也怀疑自己对小薇情感的真实性；《颤抖的爱》中的“他”，用理智压抑自己不去爱，因为他“知道在人们的眼中正经的婚姻只一次”，反抗的结果就是“被生活、被人言、被唾沫活活淹没，活活困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选择忍受、逃避，再一次将女性置于孤苦无靠的苦海之中。伊洁被推上了审判席；小薇失去了女儿，离开了骁驰；《秋恋》中的“我”永远失去了爱人；彷珲断绝了自己无聊的婚外性关系之后，却目睹到了丈夫的外遇，……。 通常，当个体无力抵抗外部力量的压迫时，它会本能的转向自身寻求群体的联合与保障。当女性遭受来自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压迫时，她们可以与母亲、亲生姐妹、女性朋友等女性力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女性世界，从中寻找鼓励与支持。但在朱晓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女性世界内部同样充满了矛盾、冲突与对抗。母女关系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当父亲“缺席”，母女相依为命，共渡难关，母亲是女儿成长中的唯一保护者与引导者，女儿是母亲的精神寄托，母女感情理应坚不可摧。《冬日的季风》中伊洁与母亲都不相信男人，两人互相关心、一起过活。但她们又彼此蔑视，蔑视对方的轻佻、蔑视对方离不了男人的“贱相”；《寻梦》中小薇的母亲一味的要她顺从丈夫，明知小薇婚姻不幸福，也要力劝小薇不要离婚。过去的母亲或许也曾抗议过这个社会，但现在，长期的反抗无效却使她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名投靠者、服从者。她们反过来，将社会曾给予她们的压迫强加给女儿们，要女儿们屈服，并认为这是为她们好。同辈的女性呢？彷珲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震惊的发现丈夫婚外情的对象竟是自己的好友“秋叶君”；小薇与茹雪是日记也能分享的密友，但她们两度因男人产生隔阂；伊洁的女性朋友和各自的男人经常发生战争，但又靠着男人过日子；她们的姐妹基本上与母亲一样，自觉出演着男性世界为女性所安排的角色。可见，由于女性内部自我意识发展程度不一，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女性联盟经常处于不断分化的状态，与父权制社会所具有的深厚基础和强大渗透力相比，女性联盟还十分脆弱，根本不足以成为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有力依靠。 父权制社会的外部压迫及女性内部的参差不齐，使女性内外交困，孤独无援，女性似乎无路可走。那么，女性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社会？朱晓玲批判的归宿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破”有“立”，在“破”的同时为何没有“立”呢？让我们再回到女主人公身上。
独立、多情、美丽是朱晓玲小说女主人公的共同特点，尽管她们有时不得不看男人的脸色。但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她们都坚持读书或写作。她们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的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即使是女工璇丽和待业的伊洁也读着戴高乐或米兰;昆德拉。她们对于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敏锐的感受，乐于行动，不回避自己对性爱的要求，敢于去寻求婚姻以外的真爱。她们不是一群徒有外表，依靠自己的身体资本过日子的女人，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现实、对男性都表示了不满与反抗。《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嘲弄的笑看着周边的男人和他们的世界；《寻梦》中的小薇在疲劳的婚外恋中感到男性的霸道与自私，毅然退出；《颤抖的爱》中的“我”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和婚外情人的退缩，最终选择死。但不满与反抗之后，她们又回到了起点，命运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变。她们仍在肉体和精神的囚笼里苦苦挣扎。数千年的父权制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婚姻为基本纽带，女性与男性不仅在个人的爱与性上紧密联系，而且在文化、道德伦理、经济、政治结构上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这使得女性往往很难将个人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两性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考虑，而且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长期浸染，并内化于女性的深层意识，导致女性即使认识到这种联系，她们也会因对这种男性中心文化与社会现有秩序的内在认同，
而使其反抗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表面的层次，甚或这种反抗只是一种意气用事，而非理性、明智的行为。朱晓玲的女主人公们仍然重视家庭，仍然甘愿为家庭操劳付出，她们仍与男性社会一起维护着婚姻这层美丽但虚无的面纱，她们仍然为她们对丈夫的背叛有过自责、忏悔与自我怀疑，她们不满于她们的婚姻，是因为她们与丈夫感情不和谐，不是因为她们怀疑婚姻本身的存在；她们心中仍是爱情至上，仍然希望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可以依靠，理解她、保护她，尽管现实中男人那么让人失望。对婚姻爱情及其所附着的社会权力、道德伦理的信仰、敬畏与依赖，深刻的表明她们骨子里依然存在对男权文化的认同，这种内在认同决定了她们对所处的男权文化的依附，也决定了她们的反抗是不彻底的；同样，这也表明朱晓玲强烈的批判意识里存在着对父权制的部分肯定，从而使她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所以，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作者陷入了困境，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作者没能指引一个更为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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