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斯德哥尔摩的理由之一，是爱它的图书馆众多。据说是北欧之最，而北欧城市图书馆之多，又在世界名列前茅。在斯德哥尔摩的市街上游走，常常无意中就碰到了图书馆。它可以在繁华的闹市，也可以在一条街道的偏僻之处；可以在一个街区的中心，也可以在远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而且所有的图书馆都可以随意出入，随意阅读，既不需要任何证件，也不索取任何费用，还不管你是哪国人。离格外大街不远，有一条盖着玻璃顶棚的很精致的街，就叫图书馆街，古老弘大华美的皇家图书馆就座落在这里。我曾在它的大阅览厅里，观看读者们怎样走上空中走廊，从顶天立地书籍万千的书柜里，自由取阅三四百年前的皇家古籍。许多人在蓝色宽大的单人桌上，摊开资料，打开自己带来的电脑，静心写作。这情景让我联想到一百年前列宁同志以及历来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在这里阅读和写作的情形。现在这图书馆周围的广场上，还立着他们一些人的塑像。我又曾在玻璃柱广场文化中心的阅览室里，和阅览着世界各国各种文字的报刊的白人黑人和阿拉伯兄弟坐在同一张大方桌上，阅读我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香港的《星岛日报》，并结识了几位海外华人朋友。大多数的图书馆里，都没有中文书刊，但是那优美幽雅的宫廷或园林式的环境，已够我留连，在里面走一走或坐一坐，静静的谁也不来理我，任我的思绪在那浓浓的天然的和文化的气氛中飞扬。

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也是我偶然发现的。那天坐地铁照例作我的任意游，到了一个站叫欧登勃朗，见站台长椅上坐着一排七八个青年姑娘，一人捧一本书低头阅读，金发垂在脸前。绝妙的镜头。我毫不迟疑下车，拍照一张。然后走上街来。

这正是两条大街的交汇处，小广场上耸立一座大教堂。我沿大街信步而行，忽见一座比大教堂更大的建筑，依山而起，上圆下方，十分奇特，通体砖红色，当中一座高大雄伟的拱型大门，两扇厚重的雕花铁门大开着，许多青年男女夹了书进进出出。我起先以为是某大学，后来看到红墙上一排浮雕大字，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我走了进去，经过园林庭院，登台阶步入大厅。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大厅啊，看起来足有五层楼那么高，可是不分层，圆筒似的直上直下，周围上下全是书，仿佛整个大厅是由五彩斑斓的书籍砌的墙。人们在不同高度的环形走廊上找书，就象许多的蜘蛛侠贴在墙上。我曾经登上最高处，看地上排队办借阅手续的人们，如小人国一般。这大厅仅是这图书馆的外借部。它的报刊阅览室是另一个长方形大厅，一排排刊物架摆得如长巷迷宫。它的楼上楼下，还有众多的分门别类的阅览室，环墙皆书，汗牛充栋，而室中坐满了人。我到处走了走，真有书海畅游的快感。我想从电脑里查找中文书籍。两位选书的中国留学姑娘告诉我，中文书刊在附近的国际图书馆。

两座图书馆在一条街上，荣国府似的占了半条街，这实际上是又一条图书馆街了。原来这国际图书馆曾是市图书馆的分部，后来充实扩大，独立成单独的图书馆。

    国际图书馆的一楼，分作两大厅，一个是报纸厅，一个是刊物厅，包罗了世界上主要的语言文字的报刊，环墙大柜蜂巢似的一个个格子摆得满满的。我第一次去寻找中文报纸，立刻有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领我找到了新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又找到了存放过期报纸的格子。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多，一楼只有这么一位，却把每一个读者都照料到了。这里还有很好的阅读环境，有沙发，有带台灯的桌子，有电脑，有复印机。这里的读者也最多，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坐在温暖而明亮的大厅里，似乎在开着一个小小的国际会议似的。

中文部是在三楼。我在这里很高兴认识了两位年轻的女性，一位是瑞典人安娜，一位是中国人邝小姐。她们两位都是美丽的。不过安娜是瑞典式的美丽，高挑身材，白净皮肤，金发碧眼，迷人的笑容。邝小姐则是东方的美丽，小巧玲珑，鸭蛋脸儿，大眼睛，漆黑的头发，朴实而端秀。安娜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的中文，他的老师是一位中国作家，现在是她的先生。邝小姐原在广州图书馆工作，因为丈夫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工学院任教，一年前，她也来到了瑞典。一到瑞典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幸运的，而由于她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又熟悉中国出版状况，她成为这里最得力的人才。安娜对中国文学有深湛的研究，对中国的作家有广泛的了解，她同时是一位翻译家。这里的中文书刊主要是她们从网络上购进的。邝小姐告诉我，这里非常注意引进中文书刊，不但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有生活的以至中医中药的。反正有新书我们就买，资金完全不受限制。现在可以外借的中文书有六千多册，是馆藏的第四位。最多的是西班牙语的，此外还有俄语，波兰语等等，英语法语就不用说了。在瑞典的外国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熟悉的文字。

我凭护照办了借书证，一张十分精美的天蓝色的小卡片，我在上面签了字，却无须任何费用。这并不是因为我认识了两位女士，事实上，借书证正是两位女士不在时，在一位男士手上办的。那一天我去找安娜，安娜不在，另一位女士立刻就打电话寻找，打了几个电话皆联系不上，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一位男士便问我有什么事要帮忙吗？我比比画画说想办一个借书证，他马上对我点头一笑，拿出一张表要我填，他又一看我的样子，知道我填这表有点困难，就代我填好，最后要我签个名，借书证就办好了。他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热情和蔼真诚周到，仿佛唯恐怕不能让人满意。借书竟然也没有限制，你需要借多少就借多少。不过借期是一个月，超期是要罚款的，一天十克郎。这主要是为了书的更快周转，让更多的读者及时读到。我看到我刚刚还回的书，不一会儿就又上了书架。他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我在这里读了大量的书，大陆出的巴金王蒙冯骥才蒋子龙刘恒的，台湾出的余华苏童的，还有我们湖北的方方池莉刘醒龙的，还有比较陌生的台湾香港的作家。也是在这里，我及时读到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是“译林出版社”出的，证明了这里买大陆出版物的及时。我常常借了大量的书回去，然后每天带了书到外面去读，广场公园，林中海边，市政厅的草坪上，皇后岛的长椅上，到处的阳光美景都乐意伴我读书。我也常常就在图书馆里呆上一天，坐在书柜形成的“单间”里，左手取香港，右手取台湾，背靠大陆，浏览各种读物，简直就是读一部中华大书，其乐何极，直到听到那一声锣响。图书馆闭馆时，不是响电铃，不是人喊，更不是关灯赶人，而是一位工作人员，手提一面不小的中国铜锣，轻轻地用锣锤一敲，那一声低沉的柔和的悠扬的锣声，温暖的水波一样，荡漾在人的心里。我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一声愉悦宁静的锣响对于一天的读书时光更美妙的结束语和告别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