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博怎么也没有想到，自从他1932年回到美国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可能踏上中国这块他毕生热爱和深入研究的东方国土了，这对甘博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然而，聊以自慰的是，在他此后的岁月里, 有两样东西仍可以让他与中国如此贴近:一样是他用摄影机建立的有关中国的图象档案——总计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mm电影胶片；另一样是他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中国城镇、乡村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晶——5本有关中国的专著。

梦圆京华
    1999年9月，对甘博的长女凯瑟琳·甘博·科伦夫人来说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光:《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1908—1932年中国摄影展》在北京拉开帷幕，360多幅80年前的中国旧照片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这是一位严谨睿智的美国学者，用真切的历史镜头，展现出80年前中国风雨飘摇的岁月和坚韧不拔的人民。
    73岁的科伦夫人1926年生于北京，现任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主席。从1984年发现这些中国旧照片起，她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通向北京，通向父亲曾度过愉快而又硕果累累岁月的城市，通向我的出生地”。
    15年后，当甘博的这些照片重又回到中国时，斯人却早已逝去。

几只檀木箱子
    科伦夫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用颤抖的声音讲述了这批珍贵老照片得以“重见天日”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
    那是在普林斯顿亚洲协会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身为该协会董事的科伦夫人惊讶地发现“投映在墙上的一些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幻灯片是父亲拍摄的，这些幻灯片着色奇异而美丽”。
    而在打开这奇异而美而的世界的几个相关人物中，艾斯特功不可没，他是当时新上任的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主任。正是由于他对该协会的历史和甘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浓厚兴趣，才使他萌生了拜见甘博遗孀伊丽莎白·甘博的念头。
    为了发现更多有关甘博的资料，甘博夫人将艾斯特领到家中三楼的一间壁橱。当艾斯特充满好奇和期待地打开壁橱里的几只檀木箱子时，几百张人工着色的彩色幻灯片呈现在眼前。而在另外的几个鞋盒子里，他诧异地发现了装满鞋盒子的6000张黑白照片的底片，而它们还是甘博1917年至1932年三次旅居中国期间拍摄的。
    4年后，甘博的长女和其他家人向读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D·甘博拍摄的中国和她的人民》摄影集。之后，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纽约华美协进社和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巡回展览部共同主办了《两次革命中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1917—1927年摄影展》，该展览从1989年至1992年之间在北美的19个城市巡回展出。不少不同年龄段的海外华人透过甘博的眼睛，重温了七八十年前祖父辈们在旧社会生活重压下的种种沧桑与无奈。
    渐渐地，科伦夫人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不可能的梦”——把父亲的照片带回中国。

甘博其人
    在今年的摄影展中，中国观众除了流连忘返于“爷爷小时候”的旧照片外，有关甘博本人的照片和文字介绍成了观众聚焦的一个亮点。
    西德尼·D·甘博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甘博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美国宝洁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却不知享清福，带着对东方文化的痴迷，从1908年到1932年间，他四度旅居中国，足迹遍及华北、东北、西南，最远达四川西部接近西藏的一个小村庄。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北京普林斯顿的义务教员，他主持了对中国北方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经济调查，协助在北京建立起社会服务工作，成为西方在中国引进社会学教育和开展社会学工作的先行者。
    1932年以后直至1968年逝世，由于历史原因，他再也没能重回中国。

中国：“一只东方昆虫”
    1908年，甘博随父母和弟弟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对伟大的东方文化深深着迷，为她的贫穷而震惊；勤劳好客的人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用甘博自己的话说，他第一次访华的印象，仿佛被中国这只东方昆虫咬了一口，很难康复。
    这种难以康复的叮咬的感觉，把他再次带回中国，那是在读完普林斯顿大学并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的1917年。
    此后，他开始了对中国的摄影远足之行，行程超过6000公里，收获便是3000余幅关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
    此次摄影远足勾起了他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1924年到1927年，及1931年到1932年，作为一名志愿者，甘博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就职燕京大学基金会。期间，他走访了十几个省份和无数的城镇、村落，对中国城乡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发表在5部主要著作中：《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年)、《定县——华北农村社会》(1954年)、《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年)和《定县秧歌选》(1970年)。
    甘博旅居中国期间，用相机和笔构筑了一幅幅涵盖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幅图景，成为中国研究那一段历史不可多得的史证性资料。

凝望历史的瞬间-关注人
   “鸦片战争中，西方用大炮顷刻间轰开了中国的港口，紧接着用相机揭开了中华帝国神秘的面纱。”
    甘博是进入中国摄影的首批美国摄影师之一，在前后25年的跨度下，他拍摄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
    他用相机抓住了旅居中国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1918年华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战和平庆典、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孙中山的葬礼、1925年“五卅”惨案和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旅居中国期间，甘博的摄影镜头首先对准的是社会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人和社会，在甘博的5000余幅照片和600多张上色的幻灯片中，绝大多数主题是人——当年历史背景下各式各样的人。
   “很少有摄影师能像甘博那样，把人道主义情感融合于自己的摄影之中。”甘博的镜头不时对准了乞丐、倒毙路旁的尸体、洪灾后的难民、赈灾粥棚旁等待施舍的人们……甘博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记录这些悲剧，他对一贫如洗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这种人道主义情感使他的相机变成了他和中国人民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缩短了甘博和镜头前百姓之间的距离。

                                       文章摘自《国际人才交流》2000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