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人的文字裸舞

                             LOOKING


    卫慧，一个仍在走红的脱衣舞娘，一个文字三陪工作者，一个用身体思考与写作的七十年代人。她至少证明了文字的魅力——网络可以做爱，电话可以做爱，文字也可以。

    写者与读者，舞者与看客，前者有文字的脂粉和漂亮的身体，后者有激荡的青春和躁动的荷尔蒙，两者一拍即合。其实，若以酒吧和舞厅三陪行情论，卫慧小姐已经不年轻了。在文坛上担任三陪，她却还正逢其时--毕竟，那么多的寻欢客，而自甘担任三陪又能胜任(年轻，漂亮，会写小说)的小姐就那么几个。她于是拼命出位，用标点符号疯狂调情，并号召“象卫慧一样疯狂”——她的文字是一把“欲望手枪”，释放出欲望，却射不中时代的靶心；她不清楚反叛的准确对象，只知道反叛，于是，她的反叛沦为一种扮演，吸引的多是猎奇者的目光；她的咖啡、吸毒、同性恋是一种标签，在文字和标点间胡乱张贴，却贴不到现实的血肉，这是写作的商业欺诈，货不对板。出版商精心策划了剧本，卫慧全力出演，她在市场面前并不反叛，在版税和稿费面前并不反叛——卫慧和卫慧们，充满了商业味道、钞票味道，这些味道盖过了她们奢糜生活的腐烂味道、文里文外的法国香水味道。

    从“七十年代以后”专栏问世，到今天的“晚生代”泛滥，不过短短的四年。四个春天流驶，棉棉和棉棉们已经参禅悟道，学会了自省——要把一切的肮脏和垃圾在体内变成“糖”，她们是血肉材质的垃圾加工场；她们是雨天的下水道，藏污纳垢；她们象张惠妹的歌词所唱，“象土拨鼠在挖洞，要找到出口”。同样面临失路之悲，她们至少还知道，在黑暗与污秽中自省，这一点难能可贵，形同在大庭广众下让一个女人卸妆。

    卫慧和卫慧们，是今春最艳的蝴蝶，是今夜最诱惑的霓虹，但她们不承认自己曾是丑陋的茧与蛹，不承认在霓虹背后曾有的失败，不承认自尊、独立等美好的东西被现实弄得千疮百孔。“上海宝贝”，这个煽情暖昧的词，这个水仙自恋的词，这个虚弱苍白的词，却被疲软的文坛视若“伟姐”，败坏了我们的阅读胃口。幸好还有棉棉，她用文字在现实中行走，方式是另类的，但留下了真实的脚印；还有丁天，他是“七十年代人”比较出色的一个，可惜不是女儿身，在中年男人把持的文坛不具炒作价值。

    生于七十年代，是一种痛苦，生命失重的痛苦。我们的祖辈经历了战争，离乱成为回忆的资本；我们的父辈经历了文革，创伤成为炫耀的资本；他们的生命充满不能承受之重，但当痛苦逝去，他们没有散成风中飞扬的纸片，因为曾经的重负做了他们人生的镇纸。我们生于七十年代，我们不是没有伤痛，我们的伤痛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文革死去的时候我们降生，道德死去的时候我们正青春；我们知道理想已经破灭，青春不会万岁，追求终会停止；我们不知道明天有几天，永远有多远；我们发现了自我，我们张扬，叫嚣，呐喊，痛苦与迷茫纠缠在一起，偶像打碎了，信念折断了，目标丧失了，人生是一段随波逐流的迷航。这所有的伤痛，“上海宝贝”们都曾经历，但她们没有深思，只会发出“蝴蝶的尖叫”！她们远离生活的实质裸舞，远离写作的实质裸舞，裸露也是低级的裸露；她在传统与反叛之间裸舞，舞蹈也是不彻底的舞蹈。

    肤浅的思考，扭曲的心灵，错误的表达，《上海宝贝》绝非七十年代人的素描，卫慧和卫慧们绝非七十年代人写作状态的范本！虽然卫慧正高举另类旗帜，说着性及与性相关的话题，在某地签名，接受纷沓至来的采访，并在封杀中赚取着大量版税，在中外传媒上扮演或搔着弄姿，但记者已成了狗仔队，读者与看客早就掠过文字，把自称“晚生代著名作家”的卫慧当成了三级片小明星——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浮躁的文坛，浮躁的卫慧——生于七十年代，身处物质的盛世、精神的乱世，我们的人生与文字，到底要走向怎样的终点？！

                                  (lookingat@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