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15年合作缉毒取得成绩


    从1985年始，美国主要缉毒机构“美国司法部毒品管制局”与中国有关部门在缉毒具体行动方面已进行了不少成功的合作。美国之音报道说,在15年的合作中，美国有关部门通过多种途经向中国执法人员提供反毒品方面的训练。美国还定期向中国提供情报，并于几年前向中国缉毒部门赠送了几十辆越野巡逻车。美中缉毒部门还分别设立了专门与对方联络的联络官。应当说，美中在缉毒行动合作方面是取得不少成绩的。

    中国缉毒官员联系的司法部毒品管制局远东科科长琼斯证实：美国在交换情报，行动情报，举行会议等领域与中国进行了合作，并取得了几方面的成绩。主要领域之一是控制制毒化学品。和美国以及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委员会一起，中国在制毒化学品预报方面有很大进步。也就是说，在发现大批制毒化学品运出以后，中国政府会提前通知这些化学品目的地国家的政府，以便让该国政府有时间截获这些化学品。琼斯说，美中通过互派特工在控制贩运方面有过联合行动。美国曾经派特工与中国公安部的警官在中国联合行动，中国也曾经派公安部警官到美国来。1999年，美国司法部毒品管制局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与中国合作方面，这个办事处工作顺利，合作是越来越好。在8月份开设北京办事处之前，美国是通过香港办事处处理中国事务。目前驻北京的联络官路易斯.伯格斯在前往中国之前，已经在香港办事处工作了将近4年。因此双方的良好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琼斯在1996年到99年间是香港办事处的联络官，回华盛顿还不到一年。在谈到在香港的经历时，琼斯说：“和中国方面合作越来越好。我们主要打交道的是公安部禁毒局的联络官员。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王勤荣处长。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王从事与美国政府的联络工作差不多有10年了。资历很长。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他；他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和我合作的那些我认识的人，道德方面，我没有看到任何腐败的迹象。我们向公安部传递的每一份调查，每一份情报，据我所知，没有一次泄密的情况。和我合作的那些人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中国让他们最好的警官和我一起工作的缘故。我主要是和广东省和云南昆明的公安人员直接打交道，没有问题，他们非常专业。”

    关于美中双方在缉毒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方面经常在美国方面提出情报要求时不予以答复。即使是答复了，情报的到来也常常是太晚了，失去了在行动中的价值。还有一些美国外交官表示，美国司法部毒品管制局向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谨慎的处理。常常是一些与办案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在不保密的电话上接受这些情报。对此，琼斯说：“当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我们提供情报时，有时候要好久才能得到回音。在这个方面肯定有改进的必要。在具体行动上，如果我们需要在中国境内采取行动，或者中国想采取什么行动，那会进行得非常迅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得到批准。”琼斯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迅速解决，就是语言问题。司法部毒管局只有几个能讲普通话的人。幸运的是，我们在北京的联络官伯格斯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但是说实话，他大概是毒管局5个能讲普通话的人之一。中国公安部也是一样，他们能讲流利英语的人也很少。我在香港住了三年半。刚去的时候，整个禁毒局联络部门只有王勤荣先生一个人会讲英语。现在他们至少有5个人会讲英语。这对合作很有帮助。不过，越到省里边越难。

    美中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起伏不定，特别是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但事件对中美之间的合作令人奇怪的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小，唯一影响就是一个训练班被取消了。但是日常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1995年，由美国提供技术设备和资金，美国和中国开始在中缅边界上开展联合监听贩毒分子通讯联络的行动。这个监听站协助缉毒部门至少成功地进行了4次缉毒行动，每次行动截获的海洛因都超过80公斤。1988年，中国、香港和美国缉毒部门曾经联合破获了一个大型毒品贩运案。当时，贩毒分子把毒品装在金鱼肚子里，企图偷偷空运进美国。中国警方在上海发现了这批毒品，并且及时通知了美国方面。随后，中国警方派警官化装成运毒人员随着这批毒品前往美国旧金山，在美国又将接运毒品的人抓获。不过，这个成功的合作案例后来却给两国在缉毒合作方面带来了烦恼。在美国法庭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中方根据美国方面的请求将一名已经被定罪的贩毒分子王宗孝送到美国来，到法庭上做证人。但是王宗孝到美国以后声称中国警方对他进行逼供，请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美国法庭认定王宗孝讲的是实话，因此批准向他提供政治庇护。1997年，王宗孝被释放，至今仍然生活在美国。这起事件也使两国之间的缉毒合作增加了相互不信任的因素。但总的来看合作是越来越好。

    美国国务院1999年公布的国际毒品控制战略报告指出，美国执法人员继续与中国在具体行动上积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