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正常化的政治意义

杜平

　　作者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意味着中国最终排除了阻碍其发展战略的外部牵制因素。在国内，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全方位开放政策，将成为江泽民时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它也使“江朱体制”的政治权威更加突出。

　　如果把邓小平倡导的现代化进程称为中国的第一次开放，那么，中国即将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显然就是第二次开放。在这两次开放的时机上，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它们与中美双边关系的重大改善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第一次开放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时间是1978年秋天。几个月之后，1979年1月，中美两国宣布建交，邓小平随即前往美国访问，并以此开启了双边关系中持续十年的蜜月时代。

　　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将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而在此之前，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件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这就是美国参议院批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简称PNTR）的法案。在中美双边关系中，PNTR法案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几乎可以与中美建交相提并论。

双边关系的稳定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交往尽管只属于双边范畴，但它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因为这一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双方的利益，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政策。虽然PNTR的前途不会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若中美贸易关系今后继续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么，中国全方位的开放也就谈不上完全和彻底。

　　因此，中美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的政治意义，首先表现在双边整体关系上，尤其是两国政治关系将有一个稳定和实质性的依托。在建交前后，中美先后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至今一直是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然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些纸上原则并不能避免实际交往的冲突，令人困扰的是，每次冲突都会蔓延到其他领域。而贸易关系的永久正常化将导致政治与贸易最终分离，因此，它将成为双边整体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稳定因素。

　　在迄今为止的一些评论中，中美贸易正常化对中国本身的政治意义，要么被夸大，要么就被轻视。但无论是何种情形，人们都只是专注于民主和人权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中国全面开放的战略远景。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中美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其最终目的都是要确保下一个发展目标的完成，即在21世纪中叶使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美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是中国长期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中国最终排除了阻碍其发展战略的最为困扰的外部牵制因素。从此之后，中国终于能够在没有外来重大干扰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图循序渐进。

中国排除一大外部障碍

　　固然，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全面接轨，将使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和法律体系发生重大转变，这也会带来民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显著改善。但是，民主和人权的逐步改善，终归还要依附于经济强盛基础上的社会稳定。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内部和外部世界对民主和人权的期待，既不能超越现实，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所有人都会重犯过去的错误。

　　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首先意味着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国际准则的约束。但在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抗拒不正当压力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人指望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对其施加政治影响，但是，其结果必定会适得其反。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和意愿，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本身的需要，外部压力虽然并非毫无作用，但非常有限。

　　中国决定加入国际体系，首要目的是要借助外部动力来强化自己，而不是受制于外界；而其最终目标，是要在这个体系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并对其施加应有的影响。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遗产

　　中美贸易关系的永久正常化，是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在1989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一直处在“六四事件”的阴影之下。现在，中美贸易关系终于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标志着“江泽民－－朱（金容）基体制”在对外关系中，已经彻底克服了“六四事件”所导致的反华情结。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使江朱体制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进一步突显出来。如同尼克逊总统当年访华一样，江朱体制所开创的中美关系新局面，将成为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论是中美关系永久正常化，还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这些都将无可争辩地成为江泽民时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其影响所及，无疑会绵延数代人。

　　就中短期而言，为了确保未来政府能够应付全面开放所带来的冲击，江朱体制将不可避免地要对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应该说，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不仅为中国下届领导人的外交作了极为重要的铺垫，而且，它也会使既定外交政策的主轴得以长期延续下去。
                       (原载《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