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略析

                               东来

    大体而言，从1992年开始，在西方中国和东亚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的论调。那时，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六四”后的外交阴影，邓小平南巡又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浪潮。

    先是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 Philadelphia)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Munro)首先发难。1992年秋，他在美国极端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主办的刊物《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的声音立马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得到了回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项目研究员西各尔(Gerald Segal)发表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当时在新加坡任教的英国学者罗伊(Denny Roy)则发表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安全的后果》.

    此后，这三位西方学者，不断撰文，一直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观点。1997年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之前，芒罗把他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作了一个总结，抛出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国威胁论再次引人注目。但所有的这些著述，都没有刚刚出版的《中国威胁》一书那样耸人听闻。这本由地方性、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比尔·格茨撰写的书，全面抨击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引用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资料，论证中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声称配备核武器的解放军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对美国在国家安全上造成威胁，一时间在美国各界掀起一股新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毒害了中美关系发展和改善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恶化舆论界对中国的看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也是有限的。

    首先，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威胁论的批评同样存在，形影相随。何汉理(Harry Harding), 傅高义(Ezra Vogel)、兰普顿(Michael Lanpton)、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等专家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针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同内容，都反驳过中国威胁论；其次，尽管中国威胁论的兴风作浪都选择在中国国际环境改善或中美关系有新的进展的重要时刻，但对美国外交决策并没有能产生多大影响，中美关系仍然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在稳步发展；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我们现在所批评的中国威胁论都是我们所谓的“反华势力”提出的，即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亚洲和美国的威胁。

    但是，还有另一种威胁论，它是美国一些现实主义者在批评“反华势力”时采用的观点，即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中国的衰落和混乱。笔者在华盛顿亲自听到克林顿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主任李侃如发表这样的言论。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回应这两种威胁论？笔者将留待下一次讨论。
                                            2000/12/1